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

社会学研究1“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郑松泰提要: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除了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变化外，更是一场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而来的信息革命。这意味着我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轨迹不同于欧美国家，从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体会的“现代生活”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本文就此提出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过程。首先，本文通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论信息及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s）如何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新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流动”和“通讯”之间的必然性时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境。最后，本文会以珠三角地区展开的田野调査和一个ICT产品的传销案例，来说明信息及通信技术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并探讨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何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构成阻力。关键词:农民工信息及通信技术信息主导流动联系一、导言自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相继从中、西部的内陆地区去东边的沿海城市，寻找各种改善自身生活现状和生存条件的可能性，其人数更由80年代初的30万剧增至2008年的22,542万人（国家统计局，2008）。农民工早年离家打工的目标是比较单一和明确的，就是“多赚几块钱，改善家里的生活环境”。无论是选择自己在“外面”吃苦捱饿、省下一点、回家盖房、照顾老少，抑或是举家迁移、碰碰运气，以寻找更好的生存条件也好，他们所秉社会学研究2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不过，近年这个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农民工离家打工和回家探望这一个过程，可能为村里人或是年轻的一辈带来了新的人生价值观、人生目标，以及对何谓“生活”的另类看法（墨菲，2009）。更重要的是，在前一代农民工的努力经营下，现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是在通讯技术的基础建设和配置等方面，电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以及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传播技术在农村里日益普及和流行，让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与已发达的沿海城市拥有更紧密的联系。换言之，传播和沟通技术的发达让年轻一辈的农民工在珠三角等沿海地区打工之前对城市生活已经有一定的印象、想象和期望，而这一种渴望体验、模仿城市生活和强调个人享受的想法更可能会反映出他们对“家”、家乡、家庭和婚姻等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的改变。一批又一批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生的年青人表面上和前一代农民工一样，纷纷涌到沿海地区寻找改善生活的途径。可是，他们到城市打工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多赚钱改善家境，更重要的是希望“开开眼界”，体验和农村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有一些年青人更相信离家打工是可以让他们得到更自由的生活，因为这样才可以离开苦闷的农村生活，脱离家里人的管束，抛开传统社会的制约（Lee,2007）。在城市打工的时候，他们更可以“自己赚钱自己花”，感觉自己可以完全地独立自主，成为主宰自己生活的能动者（Pun,2005）。这一种“自给自足”的日子，让他们体验了一种有别于在农村社会的生活经验。可是，在城市打工所遇到的困难却比他们想象中大得多，一方面农民工要面对本地居民的歧视目光和冷淡态度（Chan,2001），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习惯在这一个陌生和缺乏安全感的地方，干着重复而沉闷的工作。他们一面是“外来者”，另一面是“贡献者”。这两个貌似冲突的身份让他们经历了如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的状态（Simmel,1950）。本研究在珠三角地区东莞市一个工业区里展开，通过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査发现：信息及通信技术①因为自身的高度便携性和多元功能性等特点，已经牢牢地嵌入在新一代农民工②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①信息及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s）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合称。过往通讯技术与信息科技是属于不同的范畴︰前者着重于信息传播的传送技术，而后者则着重于信息的编码、译码，以及通讯载体的传输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两种技术慢慢变得密不可分，从而渐渐融合成同一个范畴。因此，“信息及通信技术”是一个涵盖性术语，泛指一些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科技，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例如手机、个人电脑和MP3等。②本文所指的“新一代农民工”为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生的农村青年。这里所用的“代”并没社会学研究3他们开始广泛地使用手机或互联网来进行沟通、娱乐和打发时间，这变成了了解新一代农民工的重要一环。从打工目的和生存状态两方面来看，新一代农民工对生活的看法和自我的身份认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本文立足于此，提出以“信息主导”（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历程。首先，本文通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论信息及通信技术如何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新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流动”和“通讯”之间的必然性时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境。最后，本文会以珠三角地区展开的田野调査和一个ICT产品的传销案例，来说明信息及通信技术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并探讨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何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构成阻力。需要强调的是，在农民工问题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本文旨在尝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以加深我们对新一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理解。二、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理论取向及其局限所谓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这些研究所强调的是农民工在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所面对的劳资问题和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而其所传承的价值立场是强调“人的解放”（沈原，2006；Burawoy,1982;Chan,2001;Lee,1998;Perry,1995;Pun,2005;Solinger,1999）。他们大多认为资本主义的丑恶是把个人的劳动商品化为资本家或某统治阶层的个人利益；农民工因为欠缺了生产手段和受制于各种诸如户藉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工厂和宿舍管理制度等制度性因素，最后必然地成为被压抑和被剥削的一方。也就是说，有英语“断代”（generation）的意涵，而指的是“同代人”（cohort）。“新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在于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长大，从小开始就已经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数码产品，概念上与“数字原住民”（digitalnatives）和“数字移民”（digitalimmigrants）的分类相似。有关讨论可参阅Prensky,2001。社会学研究4提倡阶级对立、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等还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的重点。其中，大部分的研究倾向于两个取向：第一个取向是揭露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对农民工的压迫和剥削，促使他们经历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过程。更甚的是，他们更可能被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潜移默化，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家或是统治阶层服务；第二个取向是呈现农民工自身的“能动性”，强调工人有能力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中钻空子，并认为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处境下对种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做出反抗，而且更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改变生存现状，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体去反抗国家机器、市场机制和父权社会这三方面的压迫。这两个研究取向又以“阶级形成三部曲”为讨论逻辑：首先，农民工因为农村的贫苦和城市的诱惑而产生“出外打工”的念头。其次，他们在城市打工时经历了各方面的压迫和剥削。最后，他们尝试寻找各种要求改善生活现状和发声的途径，并且促成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毫无疑问，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农民工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深厚的基础。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时至今日，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遭受歧视、压迫和剥削等个案还是屡见不鲜。令人奇怪的是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但何为今天却变成在象牙塔里呼唤“阶级话语的回归”呢？由此我们必须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局限，为日益复杂的农民工问题寻找另一些可行的研究路径。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在理论上往往预设了一种主流的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式社会进化观：假定农民工希望在“打工”的过程里实现“打工”身份和阶级转化，也就是由农民变成工人，再由工人成为城市人的一元一线式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工人在从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的过程里受到种种的限制，最终催生出新的中国工人阶级（Chan&Pun,2009）。这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并行过程，开始从“生产领域”研究涉足“消费领域”研究。例如余晓敏和潘毅（2008）透过分析“新生代打工妹”的消费模式，探讨她们的社会身份如何被国家、资本和社会的协作下，在生产领域被建构成备受剥削的“生产主体”，而打工妹又是怎样在消费领域自我改造，渴望成为更自主和自由的“消费主体”。可惜的是，由于受制于劳资对立的视角限制，农民工打工生涯里多姿多彩的生活经验往往被理解为“工人身份”（dagongsubject）建构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消费行为不是被解读为受到消费社会社会学研究5所塑造的强迫性和诱惑性消费模式影响，就是被理解为农民工面对打工生活的郁闷的宣泄手段或者建构工人身份的方法。郑广怀（2007：221-222）曾经就此提问：“如果身体痛楚也是一种抗争，那么还有什么不是抗争呢……如果我们将打工妹在明知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进厂工作并产生身体痛楚视为一种抗争，那么这种抗争与潜意识的自残（subconsciousself-injuring）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基本上已经出现了职业上的分化，工厂工人、建筑工、服务员和保安员等并不可能以“农民工”这个概念概括而言之﹐也就是说以“工人”这个职业等同其个人身份，并且把其与资本家二元对立，将其仅仅附着在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人”身份之上，会很容易把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过度简化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线性的个人发展过程在概念上并没有清晰地厘清农民工和移民工(migrantworker)之间的区别，并且假定了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里，从家乡“移民”到城市或者另一个地方居住及工作，最后因为各种制度上的限制而遭遇了“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潘毅等，2009）。字面上“移民”的意思是指人们为了工作或其他原因而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居住。因为“移民”的标准难以客观地以时间段来量化，所以农民工对身处的地方的主观意向往往成为了农民工移民研究的主要准则，即考量农民工对流入地的主观认识来确定他们是否将自己归为“移民”。可是，大部分珠三角地区的工厂、餐厅和购物市场等一般都会为员工提供住宿和膳食服务。农民工除了在外面消遣和消费外，待在厂里基本上已经足以维持生活所需。随着农民工的地域流动性和职业流动性越来越高，而当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其身处的打工社区只是进行短暂而有限度的接触时，“农民工”和“移民工”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含糊。就此简单地以“移民”这个概念，等同于农民工对目的地的意向时，就很容易忽视农民工的流动过程如何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作用。周明宝（2004）从社会身份认同的角度，探讨城市滞留的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认为年轻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高度认同。他们会对城市生活文化主动学习吸纳，并且自觉地内化和外显地模仿趋同。马杰伟（2006）则通过工厂和酒吧两个调査场景，发现珠三角地区的青年农民工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省吃俭用族，有一些已经开始追求时尚，并且进入白领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笔者自己更认为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弱势群体标签能够简単概括的，因为他们的外表打扮比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