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

中苏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张建华【摘要】自甲午战争后，台湾问题始入中俄关系视野，在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中更存在着明显的“台湾因素”。在苏联存在的69年内，苏联政府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但是在利用“台湾因素”方面却几欲诡诈，为已所用。【关键词】中苏关系；台湾问题；台湾因素【中图分类号】D1;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3-0036-12【作者简介】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专业研究方向为俄国(苏联)思想文化史，中俄(苏)关系史(北京100875)。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页，也是最复杂的的一对双边关系。政党与国家的双重关系，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多元内容，文字论战与军事冲突的多样形式，杂陈于在这一双边关系之中。在谈及中苏关系史时，不能忽视冷战和美苏争霸的国际大背景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时隐时现的“台湾问题”和“台湾因素”。本文所谓“台湾问题”专指苏联对台湾的历史状况、文化传统、政权性质、国别归属和国际地位的认识;“台湾因素”专指中苏关系各相关国家和地区处理与台湾关系的方式以及台湾当局的外交活动对中苏关系产生的影响。概观地讲，在苏联存在的69年内，苏联政府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在“台湾因素”上却几欲诡诈，为已所用。本文利用俄罗斯部分解密资料，试图描绘出中苏关系背后的“台湾因素”之梗概。一、初入俄国—苏联视野的台湾与台湾问题1895年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随后又发生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自此，台湾作为中国境内的岛屿，第一次进入列强争霸的战略视野之中。台湾(福摩萨，Формоз)也正是自此时为俄国人和沙皇政府所识知。1895年5月15日，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通报沙皇尼古拉二世:“福摩萨居民通过清政府表达了愿意处于俄国控制之下的愿望。”[1]然而，日本政府给俄国政府正式照会表示:“日本承认福摩萨海峡作为大国际海上通道的意义，因此这个海峡处于日本特别监督和利用范围之外。日本天皇陛下政府保证不将澎湖列岛(Пескадорскиеостровы)和福摩萨割让给任何强国。”[2]1895年10月18日，俄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表明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日本这一解释完全满意。1895年至1915年是日本统治台湾的“始治时期”[3]。日本殖民者允许恢复或重建在台湾的外国使馆。1896年俄国驻台湾领事馆建立，首任领事是德国人保罗·舒伯特(ПаульШаберт，PaulShabert)。台湾各地各族居民发起了英勇的抗日运动，日本殖民当局苦不堪言，也遭致国际上的嘲笑。因此曾经在1897年的日本国会中出现“是否要将台湾以一亿元卖给法国”的讨论，称为“台湾卖却论”。[4]在台湾抗日运动中，出现了台湾加入俄国的呼声。林里琴(ЛиньЛи-чен)是台湾抗日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在台湾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后，他在给华俄道德银行总经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5]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沙皇政府“派兵并且永远接纳台湾人加入俄国国籍。”[6]但是这封辗转寄到华俄道德银行驻华上海总部的信没有起到实际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台湾成为日本侵华和在太平洋地区实施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1937-1942年，苏联援助国民政府122·5万美元，向蒋介石军队派出了4000名军事顾问、专家和飞行员。苏联顾问团团长保罗·雷恰戈夫(ПавелРычагов)、安德列·雷托夫(АндрейРытов)与苏联驻华武官保罗·日加列夫(ПавелЖигарев)[7]、驻华航空师师长米哈伊尔·德拉文(МихаилДратвин)获取在台北附近建有日军空军基地的情报后，决定派费多尔·波里宁(ФедорПолынин)上校率12架轰炸机在1938年2月23日苏军建军20周年纪念日对台北实施空中打击。事后，已成为苏联空军上将的波里宁回忆:“这一天飞行员起床并不是像过节一样，因为时间太早了。必须再一次检查飞机，调整误差，装填炸弹，确定航线和目标，雷恰戈夫才允许起飞。应该特别地指出，飞行航线是极其机密的，任何一个中国地勤人员都不知道。我们伴着朝阳来到了波光鳞鳞的台湾岛上空。氧气已经没有，我们几乎窒息，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丢了高度，也就失去了安全距离，这一点谁都知道”;“日本人把飞机看成他们自己的了，因此高射炮沉默着，空中没有任何不利于我们的情况。我们散开并且在平静状况下按事先计划开始了有目的的轰炸。炸弹落在日本飞机上，停有军事运输船的港口上。飞机场被烟雾笼罩着。”[8]这场战斗，苏联空军摧毁日本战斗机40架和3年的燃油储备。1938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波里宁上校苏联英雄称号[9]。第二天，南京报纸报道:“年轻的中国空军在外国飞行员的指挥下对设在台湾岛的日本空军基地实施了飞行行动。”因为没有点出外国飞行员的名字，很多人猜测是在国民党空军中任军事顾问的美国人施米特(В·Шмитт)。1938年4月4日，日本政府通过驻苏大使重光葵(Сигемицу)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抗议苏联直接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行为[10]。应该指出，从19世纪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台湾与台湾问题，在俄国和苏联政府的视野中，因其特殊的殖民地历史(早期为荷兰占领，后期为日本占领)，并未直接将其归结为与中国历史和中国主权相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台湾与台湾问题在苏联政府和苏联人的视野中发生了根本变化。二、1949-1966年:中苏共同利益背景下的“台湾问题”与“台湾因素”1949年7-8月，刘少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刘少奇表示中共将“撕破上海防线并且占领福摩萨”[11]。为此请求苏联在6个月至1年内为中共训练1000名飞行员、300名机械师，并出售给中共100-200架战斗机，40-80架轰炸机，帮助中共建立一支远洋舰队。刘少奇表示中共计划在1950年下半年完成占领台湾的行动。但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谨慎并回避立即作出答复，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决定将给予美国人干涉中国事务以口实。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再次请求苏联给予中共解放台湾以帮助。毛泽东说明了1950年解放台湾的计划，并且表示由于岛内居民的起义和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很容易地取得胜利。然而，斯大林再一次回避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他担心违反《雅尔塔协定》有关远东格局的规定而触怒美国。对于中共领袖提出的“为加速占领福摩萨派出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的请求，斯大林表示:“不排除给予援助，但是援助的形式值得认真考虑……至于说到军事工作人员和教官，我们可以随时提供。剩余的需要考虑一下。”[12]斯大林进一步向毛泽东建议从前国民党陆战队中寻找愿意帮助中共的志愿人员，依靠他们在台湾岛上组织秘密起义。毛泽东不满意苏联领导人的暗示，他坚持苏联要促成建立专门海军。随后苏联方面表示:“中国海军舰队干部可以在阿尔都港口(Порт-Артур)得到培训。你们提供人，我们提供军舰。受过培训的中国海军干部将乘这些军舰返回中国。”[13]对于苏方的回答，中共是不满意的。周恩来在1950年2月访问苏联时第三次重提台湾问题。2月4日，周恩来与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Н·А·Булганин)元帅和瓦西里耶夫斯基(Васильевский)元帅、施坚梅科(С·Штеменко)将军和斯拉文(Славин)将军进行了会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驻苏使馆军事随员张斌(БяньЧжан)在场。在中国领导人请求苏联支持中共占领台湾的行动时，布尔加宁的回答极其明确:“至于说到福摩萨，我们将考虑你们的计划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我们不能直接参加这一行动。我们痛骂并且还将痛骂美国人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我们不想自己陷入那种地步。如果我们直接参与这一行动，这将被看成是直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好处。我们的参与仅能体现在提供教官、物资和自己的委员会的住所方面。或许这也是你们所希望的。”[14]周恩来没有放弃努力，他表示:“苏联不应该直接参加解放福摩萨的行动，但是似乎能够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服役人员中找到军事志愿者。”布尔加宁立即拒绝:“这种可能性绝对没有。我们可以向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派出教官，以培养你们的干部和提供部分的物资，如果这是必须的。从人民民主国家中同样不允许招募志愿军。我想，这将为反对上述国家以及反对中国的人所利用，并且这将是美国人加强对国民党军事援助的借口。需要尽快地培训中国的干部。”[15]至此，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多多少少得到了表明。几乎与此同时朝鲜北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5年8月15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配合苏军，解放了北纬38度线以北的领土。1948年8月15日，美国支持的李承晚集团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朝鲜劳动党在1948年9月9日建立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共多次要求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愿望未得支持的事实相反，金日成从1949年5月起就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向半岛南部进攻”的坚强支持，通过武装途径统一朝鲜[16]。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6月25日，双方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向中国提供防备国民党空军从台湾起飞袭击上海的防空体系，尽快派出以巴维尔·巴基茨基(ПавелБатицкий)中将为首的为数4000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其中有106歼击机航空师(其中配有米格-15)，歼击机的第29航空团，配有拉-15歼击机的第351航空团，配有图-2轰炸机和伊尔-10强击机的第829航空团，以及配有利-2飞机的运输航空团，第52高射炮师团和其他物资装备。很快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人数增至3600人。从1950年2月20日至10月20日，苏军飞行员和苏联高射炮兵在中国上空击落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机3架，歼击机4架。苏军飞行员的参战区域受到严格限制，即不能超过上海东北70公里的范围。参战飞机上的苏军标识一律涂掉，苏军飞行员不许配戴身份标牌，不许穿苏联军服，只能穿中国空军服装，空中联系时不许讲俄语，只能讲汉语或英语。1950年5月16日至18日，苏军驻华总指挥部保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战区解放国民党占领的丘山岛[17]。据第351航空机械师成员尼·巴拉夫科夫(НиколайБоровков)回忆，他们为登陆台湾准备了许多必需的物资，如各种漂浮装置，包括渔民的小船。6月初，苏联军事专家登上长山列岛，评估设在那里的工程设施，获得了一些战利品，其中包括国民党1950年4月所发情报通告。1950年5月21日，驻上海防空大队总指挥部长官维索茨基(Высоцкий)上校根据苏联空军空中侦察员和中国人提供的情报和资料制作了详细的台湾地图，上面标有空降兵可能着陆的桥梁和军舰登陆地点，地图被秘送莫斯科。收到这份资料后，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部对“中国军队登陆福摩萨”的计划作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在苏联陆军中将施坚梅科与解放军空军司令刘亚楼的会晤中多次被谈及。登陆台湾计划的实施被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所打断，中国政府暂时放弃这一考虑而投入抗美援朝。[18]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转向强硬。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借口重新介入中国内政。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才能达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1年1月17日通过了NSC101/1号文件，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其主要内容有:阻挠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纠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阻挠西藏和平解放;加强对国民党军事和政治的支持。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政策和行动方针》，将美国对台湾政策规定为:继续执行第七舰队的任务，向台湾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阻止台湾陷落”，提高国民党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