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历史与现在 陈来

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与现在——陈来教授在清华大学的讲演1925年，清华成立了研究院国学门，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不长的几年办院历史里，培养了70位学有专长的国学学者，其中有几十位在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或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的辉煌与影响奠定了清华初期的学术声誉，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早已成为清华大学足以自豪的历史传统的一部分。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产物，它以“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开创了清华大学早期人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共同创造的这一辉煌历史业绩，对后来清华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示范的意义，也构成了清华人文学科上世纪30至40年代卓越发展的先导。不仅如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兴办的成功经验，也为清华的大学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实例和基础。讲演者小传1952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名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198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90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任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副执行长。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中国哲学。一、“求新的世界眼光”造就了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学术风格，有一致之处。王国维早就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另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国学院师生的关系，颇类似旧日书院的风气，即师生在课外的关系相当密切。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曾被称为四大导师。其实导师并不是正式的职称，而是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员为研究生，教授指导学生作专题研究，其与学生之关系便为导师。教授不仅指导学生研究，也开堂授课。其中，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与古文字研究在当时冠绝一时，他在清华研究院课堂讲授者为金文、说文、尚书、仪礼、古史新证。梁启超在国学研究院主要授课为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与王国维相比，梁启超所讲并不是专门之学，而是通论为主，体现了他“通儒”的特点，事实上，学生听梁启超课的受益最多。陈寅恪所授课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梵文金刚经、高僧传，介绍当时欧洲汉学的研究成果和目录，并以中亚考古学、东方语言学的材料与中国旧籍互相证明。赵元任所任课主要为方言学、中国音韵学等，方言学强调实地调查，为旧学所未有，音韵学则是注重“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与清代音韵学家所讲大不相同”，其授课内容为当时语言学的前沿。四位先生的学术风格，有一致之处。王国维早就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后来陈寅恪主张：“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强调中西融合，而以中国为本。在具体治学方法上，可以陈寅恪叙述的王国维治学方法为代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述及王氏之学术与治学方法，举出三条：“一曰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去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他说，此三类之著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这三条虽然主要是就文史之学而言，但确实代表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研究上的精神风气和示范意义。另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国学院师生的关系，颇类似旧日书院的风气，即师生在课外的关系相当密切。事实上研究院《章程》已经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1925年研究院开学典礼当日，梁启超即席作了“旧日书院之情形”的讲演，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章程》关于发扬书院精神的规定必定是出于梁启超的意见。这种书院式的师生关系，也是老清华国学院的重要教育特色。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者吴宓在讲述清华研究院缘起的《旨趣和经过》中指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最近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大会的讲话指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等，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在历史的评价与影响来看，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聘请了一流学者担任清华国学院的教授。如王国维、梁启超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的大师，学术研究代表了当时我国学术的最高水平；二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反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三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的研究连成一体。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于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我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的产物，它以“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冯友兰语），开创了清华大学早期人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共同创造的这一辉煌历史业绩，对后来清华各个学科的发展都有示范的意义，也构成了清华人文学科上世纪30至40年代卓越发展的先导。不仅如此，清华国学研究院兴办的成功经验，也为清华的大学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实例和基础。梅贻琦先生1931年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心得与提炼，正是和他曾兼管国学研究院院务，曾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有过具体合作的经历密切相关联的。二、“中西融合”的文化观有待发扬光大大学教育绝不只是专业知识的授受，更是对人的精神的陶养，是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壅，这一点老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早有深刻的洞见。王国维指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与传统，促进清华大学基础人文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清华大学决定成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国学研究院是发展清华文科的重大举措，是清华大学新世纪文科规划发展的重要一环。文科是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科的卓越发展，就不能完成创建一流综合性大学的任务；没有文科的全面发展，就不能建设一流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校园文化。正确认识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点之一。人文基础学科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领域，人文学科在对历史、社会、文化以及人本身的研究方面，是不可替代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既是人的理性、情感、意志力量的显现，又体现了几千年人类的文明累积和精神创造；既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力量，又充满了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智慧和创造。人文学的研究与教育，不仅传承人文知识，更致力培养人的博大心胸、历史眼界、艺术心灵、生命智慧、道德情操，这些都是新时代领袖人才必备的综合素质与条件。一个现代社会不仅要发展物质文明，也必须要发展精神文明，社会越现代化，对精神文化产品的要求越丰富，对人与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要求越高。对和谐的认识，对公平的探求，对自由创造的理解，对真善美的理想，既是我们今天建立“和谐社会”的现实课题，更是人类的永恒思考。这些都是由人文社会学科所承担的。人文学科对人才培养特别重要。大学教育绝不只是专业知识的授受，更是对人的精神的陶养，是对人的综合素质的培壅，这一点老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早有深刻的洞见。王国维指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他认为人的能力的培养包括智育、德育、美育，不可偏废，并指出：“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突出强调了人格、品质的培养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梁启超更多次勉励清华学子要把“君子”作为人格的目标，他不仅引述《周易》大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且满怀期望地叮嘱：“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他还呼吁清华同学：“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应该说，老清华国学院的大师不仅在学术上，也为清华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奠定了理念，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文化价值观念上的指导意义。这些正体现了人文学者的重要作用。1925-1929年的清华人文学科可称为“国学院的时代”，与此相对应，1930-1952年的清华人文学科可称为“文学院的时代”。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清华大学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都达到了当时国内的一流水平，对中国近代的学术转型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学院时代清华文科研究属开创与奠基的时代，文学院时代的清华文科是对国学院时代的清华文科的发展和光大。相比于这两个时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清华文科恢复、振兴的时代，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应该说，是清华文科振兴过程中的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举措。今天，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广大校友和校内外各方面的极大重视和支持。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同时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发扬清华学派“中西融合”的文化观，全面推升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深入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国学研究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国学研究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道德伦理建设、民族精神培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为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必须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去深切体认中华文化的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之所在，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自觉理解她的内在生命力和精神特性，从而增进我们认识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主动性。弘扬民族文化，就是要深刻认识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并把它发扬起来，进而加以新时代的发展，以加速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在当今的时代，在面对全球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同时，我们要始终注意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继往开来，永远畅通。在这方面，国学研究都大有可为。三、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四大导师的辉煌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他们是奠立风气的先贤、树立典范的大师、引领风骚的领袖更是中国现代学术精神的象征。不少社会及媒体人士问，今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重建”还是“新建”？清华大学谢维和副校长的回答是，从哪一个角度理解都可以。对此，我的理解是，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建院的初名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相应地，当时的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应为“国立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