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1、采集-渔猎社会(文明)时代的服从关系•2、农业社会(文明)时代的顺从关系•3、工业社会(文明)时代的征服关系•4、信息社会(生态文明)时代的和谐关系1、采集-渔猎社会(文明)时代的服从关系•刚刚脱离自然母体的人类，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人类的力量还十分弱小，几乎没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只能抓住自然之母的直接馈赠，从总体上服从自然界，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此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全面展开，其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就是采集、渔猎活动。此时的自然不是人类平静的、和谐的伙伴，而是庞大的、严厉的、危险的对立面；它不是人类的朋友，它是狂暴的，是人的敌人。1、采集-渔猎社会(文明)时代的服从关系•这时人和自然浑然一体，然而并不和谐。此时人类同牲畜一般仰仗自然，人类的生存及其活动范围受自然界的严格控制。原始人从物种上说，已经从动物中升华出来，但它的地位与动物相差无几，他们并没有能够把自己与周围的自然界分离开来。原始人头脑中的自然图景大概是一幅万物有灵论的图景，当人类刚刚诞生之时，他对于自然是恐惧与崇拜兼而有之。他敬畏大自然的伟大屈从于自然，受大自然的支配。他们唯有依赖自然条件，在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维持群体的生存与繁衍。他们以仰天、颂天的观念来看待和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采集-渔猎社会(文明)时代的服从关系•尽管原始人对自然抱敬畏、祈祷的态度，但自然并非仁慈待人，却象狠心的后母那样吝啬，经常以洪水、干旱、猛兽及食物的匮乏，把人类逼到死亡的边缘。起初人类以不断的迁徙来躲避大自然降临的各种灾难，以求获得生存。面对自然灾害、疾病、不利的自然环境，人类的力量显得极其渺小，因而人类产生了敬畏自然，神化自然、崇拜自然的观念。这时人类对于环境的改造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使部分环境出现问题，相对于硕大的地球来说，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地球的自我恢复的能力使人类意识不到他所产生的影响。1、采集-渔猎社会(文明)时代的服从关系•在这种原始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自然界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主导方面，而人类只是处于一种绝对被统治的地位和服从、被动的方面，人近乎自愿地敬畏与服从着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5）2、农业社会(文明)时代的顺从关系•金属犁的发明和畜力的使用把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社会推进了农业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类的能动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对自然的依赖有所减弱，逐渐从被动地依赖自然发展到开始主动、直接地改造自然，但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较小，人类没有成为自然的主人。“天人合一”总体上仍是“天”(自然)迫使人顺从它，在“天”与人的浑沌一体中，“天”是主，人是客。2、农业社会(文明)时代的顺从关系•这个时期，虽然也出现了“蜀山兀，阿房出”及玛雅文明的覆灭等破坏大自然的活动及自然对人类的局部、浅层的“报复”，但人类仍然生活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田园风光之中。因此，从总体上讲，农业文明就是创造适当的条件强化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或利用可再生的能源（如水利、风力、畜力……），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直接的改造作用，但这只是浅表改造，自然也较少受到深度破坏，人与自然处于低水平的平衡关系之中。2、农业社会(文明)时代的顺从关系•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东方与西方也有明显的差异。•东方更注意人地协调，“天人合一”，态度温文尔雅。在哲学上，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的观点。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本来合一；孔子提倡“天命论”，把“天命”奉为万物的主宰，要人们“尊天命”“畏天命”；老子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观点，造成了中国古代一种人与自然亲近和谐的关系。2、农业社会(文明)时代的顺从关系•西方则更注意人与自然的对立，其态度也更为激烈，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主客二分”的思想，这正是分析性思维的核心，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并把两者对立起来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天人相分的研究方法。以人为中心、主客二分结构的文化原型，使人与环境的关系带有了敌对的性质。而且还十分注意“地”对于“人”产生什么影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产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根本原因。这是西方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不断向自然界征服、向异族文明扩张的内在基因。它埋下了现代文明危机的种子。这一传统到近现代以来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3、工业社会(文明)时代的征服关系•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工业革命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终于昂起征服者“高贵”的头颅，大自然不再被视为神秘莫测的崇拜对象。人们对自然不再采取尊重与敬畏的态度，由顺从者变为改造者和征服者，形成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认为“人类对自然界具有支配的地位，人是‘万物之灵’，是‘万物的尺度’”。3、工业社会(文明)时代的征服关系•《圣经》教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创世纪》中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统治大地、海洋，我们将蔬菜果实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一切鸟兽鱼虫全归你们统治。”这就是说，世界是上帝为人而创造的，人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培根和笛卡尔开创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流派，尽管在认识源泉和认识进程、认识能力等问题上各执一端，争论颇多，但是在强调人能认识和控制自然这一根本点上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由后来的康德哲学鲜明地表现出来。3、工业社会(文明)时代的征服关系•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但是，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用康德的原话来说，就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不是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康德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扩张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人能主宰一切”的主体主义观念。3、工业社会(文明)时代的征服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其核心观点包括：•1）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人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2）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3、工业社会(文明)时代的征服关系•3）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由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一切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成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或最终的价值依据。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大举向自然进攻和索取，不仅对现在的自然过度开发，还肆无忌惮地预支未来的自然。3、工业社会(文明)时代的征服关系•结果是：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率超过了自然的可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速度超过了寻求作为代用品的可更新资源的速度，环境的污染程度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不可逆的环境退化程度超过了建设新环境的速度，从而严重扰乱和破坏了整个地球生命的自然支持系统。这种剧烈“透支”的积累效果终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自然对人类的支撑能力越来越弱，最终导致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森林面积逐渐减小，沙漠化程度越来越严重，空气质量不断下降，水污染程度愈益严重，人居环境不断恶化等。4、信息社会(生态文明)时代的和谐关系•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自然的生态价值、审美价值凸显，迫使人类开始思考：人类能否真正地超脱自然，统治自然，做自然的主人。•人类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逐渐认识到以往对待大自然态度的错误性；认识到人与自然对抗的危害性；认识到人类生活在自然和人工两个世界里，但“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一个整体，是我们继承的世界；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4、信息社会(生态文明)时代的和谐关系•因此，人类必须转变观念，由征服自然变为尊重自然，由索取自然变为爱护自然，把其他生物作为朋友，选择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建设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即生态文明社会，树立一种崭新的文明观即生态文明观，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观念的转变意味着人类历经磨难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崭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来临。三、生态文明观产生的现实根源：“生态危机”•1、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危机”•1８世纪６０年代，随着蒸汽机的创造，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从此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改造自然，创造了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随着量子论、相对论和系统理论的提出和运用，增强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把握；而宇航技术、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进一步解放了人的器官；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工业生产由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新能源和新材料的运用改善了能源和材料结构；遗传物质的发现、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建立、基因工程的运用、克隆技术的发明，为人类的农业和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三、生态文明观产生的现实根源：“生态危机”•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科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和资源、能源的枯竭；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引起的人口、生态环境和贫困之间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特别是核武器、核战争的威胁，使人类陷入一种恐怖的状态。特别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在全球规模或局部区域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损害、生命维持系统瓦解，从而导致了危害人的利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乃至成为了“全球问题”。2、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2.1人口问题：人口爆炸•2.2粮食问题：耕地减少、食品短缺•2.3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灾难•2.4生态问题：生态恶化、物种灭绝•2.5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能源、水、矿物等资源日益匮乏。2.1人口爆炸•联合国人口司宣布，1999年10月12日为60亿人口日。这就是说，20世纪末地球上的人口突破60亿。•值得注意的是，这60亿人口中，有45亿是在20世纪增加的。更准确点说，20世纪之初全球人口只有15亿，在100年时间里，人类数量净增45亿，比过去的几百万年的增长还要多出3倍。而在1650年，也就是350的前，地球人口才不过5亿。人口增长为何如何之快•依据人口学的研究，人口增长疾徐速缓的原因很多，而健康、卫生和医学革命则首当其冲。•回望20世纪科技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科技昌明大大助长了人口增长。一方面，医学科学在20世纪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进展，在短短100年里完成了医学史上95%以上的发明和发现，使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抑制。•譬如，青霉素和各类抗生素的发明，使许多急性传染病得到有效的防治。在1940年，因感染而死的人，占所有死亡人数25%；今天因感染而死的人，比率还不到3%。猩红热、脑膜炎、梅毒等不再使人闻之色变。而曾给人类造成不尽灾难的天花在本世纪更是遭到彻底灭绝。•另一方面，营养学和卫生学的进展使人类找到了改善营养、增强体质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婴儿、孕妇和产妇死亡率显著下降。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死婴率高达20%。到1960年死婴率便降到了15%，至1990年已减少到3%，孕妇的死亡率到80年代已减到9.5%。在非自然死亡率下降的同时，人口平均寿命却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