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始启动户籍改革 千万农村人口将转市民

重庆开始启动户籍改革千万农村人口将转市民中国经济网重庆开始启动涉及千万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举行，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市民。据了解，重庆这次户籍改革确立的关键点，是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6月26日在2010年中国农村法治论坛上透露，相关改革草案，已在6月下旬上报给国务院并获得原则同意。正式方案有望在三季度出台。1000万转户计划首批转户的310万农村人口，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农民工。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累计70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300多万在本地。这300多万农民工中，约有l20万人，进城已达十年之久，加上家属，共计180万人。第二部分是农村籍中专学生，全市共计有近70万。第三部分是40多万农转非人员。这三部分拟在2012年前全部实现市民化。而最终目标，是在2020年前实现1000万农村人口进城落户。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曾表示，先在一两年里把300万转掉，以后每年中专毕业生有20万，10年就有200万，这样一共就是500万，然后农民工再转化500万，总数量就是1000万。“300万人进城，能直接拉动城市数百亿的消费，形成真正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黄奇帆称，“同时，新增300万城市人口，农村就减少300万农民，农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会增多，农民收入也会提高。”转户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当方案在设计上仍有一定门槛。据了解，户籍准入按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对进入主城，是适度放宽；对进入31个区县城市，采取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对于进入乡镇，是全面放开。对于准入标准，初步考虑从就业年限、社保缴费年限、住房情况等方面设计。“也是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不可能一步到位。”重庆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促使农村劳动力进城生根，是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显著特征的重庆长期的思考。2007年，重庆市社科院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调研，全市富余农村劳动力在900万左右。但受制于现行户籍制度，大部分劳动力难以真正实现转移。根据重庆市政府的统计，2009年城市常住人口为重庆总人口的51%，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从1997年的25%增加到了28%。西南大学教授邱道持认为，12年来新增的几百万城市人口，事实上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而原有的耕种土地闲置，宅基地废弃，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弹性退出机制上千万人转换身份，并不是单纯一道行政命令就能见效，需要多方制度配套跟进。重庆从今年1月起，正式启动户籍改革，并初步形成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草案。据市发改委透露，为确保可操作性，正在建立相应的土地、住房、社保、教育、卫生等方面17项配套机制。在路径上，重庆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改革创新之处，在于灵活处理了农民转户进城后相关土地权益的问题。重庆在综改区获批之初，曾把主城的九龙坡区作为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该区推出了“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的制度，退出这两地的农民，就可以申报为城镇居民户口，享受平等待遇。而在资金来源上，九龙坡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运作。但后来证明，农民的搬迁安置，新型农村社区的兴建，及宅基地复垦，使政府负担沉重。而农民购房成本与补偿之间的差额，也成为农民不小的支出。九龙坡区资金雄厚，有能力负担这一巨大的初始成本，但在全市却难以复制。另一方面，重庆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农民都不愿放弃农村的土地进城。进城转户的农民，在城里生活不下去了怎么办？重庆由此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的制度。据黄奇帆在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介绍，城市户口捆绑着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着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件衣服”。基于此，在给农民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暂时不脱下农村的“三件衣服”，即暂时保留他们对土地、林地、宅基地的收益。这个缓冲时间大约为三年。黄奇帆称，不能简单的要求农民这边进城，那边就要“脱衣服”，进城刚性的给“衣服”是政府的政策，脱衣服的过程是一个市场配置逐步到位的过程。作为配套政策，市发改委副主任范文仲透露，重庆农村正在展开全面土地、林地的确权，届时将考虑把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分开，农民转为市民后，可保留土地收益权，而处置权则交给相关的信托机构，由这些机构集中招商，引进大户，开发农业项目。此外，重庆市政府委表示，重庆首批展开的转户对象，将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他们平均年龄为32到33岁。黄奇帆称，“这是考虑到，作为打工一族，他们还有10到20年工龄，不用政府急需支付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金。同时，他们工作期间还要自行缴费。可减少财政压力。”试错权对于重庆户籍改革的思路，一些疑惑性的难题仍然待解。“当现实突破现行法律时，是允许改革先突破立法，还是先松动法律，再推行改革，改革突破法律的一般限度在哪里，这的确是综改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邓刚教授说。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俊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实质是改变长期存在的城乡之间巨大的制度差异，这是非常难的。尤其土地这样的基本制度，一旦改变，就会形成很大的制度依赖，因此在路径和执行的细节上需要仔细设计。比如纳入改革体系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市社科院研究员丁新正指出，二轮承包之后，土地剩余已经很少了，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这些80后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转户之后，这些人享受不到土地的收益，万一进城也不能保障充分就业，那该如何处理？”学界对重庆户籍改革更多的疑问则是，“农民转户后，就是城里户口，按政策的刚性规定，在享受城市户口待遇的同时必须要放弃农村土地，那么农民继续保留土地权益的合法性依据在哪里？”一位学者称。对政府来说，最棘手的问题则是，如果三年后，农民要求退回去怎么办。重庆推进户籍改革的重要动因之一，是解决城市用地的困境。重庆可用建设用地仅9000多平方公里，基本已用完。而今后几年，全社会基础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城市人口增加，需要新增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这2000多平方公里从哪里来？黄奇帆认为，农民在城市发展中进城了，原来的承包地将发生流转，宅基地也可能会被复垦为耕地，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将成为“地票”，进入农村土地交易所。由于现实与法律之间存在这么多矛盾，杨庆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以代表的身份多次呼吁，应明确给予试验区试错权，允许错了，重新来过。这也是成渝两地很多官员的看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认为，“从工业化、到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已面临重要转折，户籍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但因为牵涉太多复杂的利益体，使国家难以决断改革的路径和风险，而各个试验区和试验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但他同时表示，当前试错的空间其实很小，“如果错了重头再来，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难以承受的，所以必须在事前有科学的论证。”因此，在成渝综改总体方案获批后，国务院已要求，两个试验区重点的改革项目，必须经批准后实行，这实也为降低改革的风险。“在获得上层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改革，风险应该在可控范围内。”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表示。黄奇帆已在近日表示，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改革将率先在两江新区实施。有分析认为，这也许将为重庆的户籍改革提供较大空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称我国需要进行户籍和土地制度联动改革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需要一场户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笔者不相信今天中国做这样的改革比30年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困难更大，那时的改革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今天做这个改革不需要冒生命风险，相反，不做这样的改革，反而会冒生命风险，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比如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改革确实迫在眉睫了文|陆铭通常我们讲人口红利，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从总量的角度看劳动供给，如果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如果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就会导致人口红利结束。但是，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只看总量，必须要把中国城乡结构考虑进来。人口红利最重要的是影响到制造业的劳动成本，而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里面的劳动力供给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就算中国整个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对于城市的制造业而言，实际上还有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可以补充进来，因为当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7%。在这样一个阶段，是现行的制度长期以来没有给劳动者权益充分保护，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方面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因此导致了近期多个地方的罢工事件以及加薪潮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与人口红利是否结束没有必然的联系。太多的利润分给了资本一方，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的涨薪正在改变这一局面。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前些年开始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免费就读公立学校，最近这段时间重庆和上海纷纷宣布未来廉租房制度或公租房制度可以覆盖到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预计户籍制度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以社会不安定的形式来逼迫制度改变，这对任何人都不利。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来讲，都需要有极高的智慧来看清楚这些问题背后产生的制度原因，越早调整越好。涨薪可以进一步发挥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加薪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对外竞争力，这需要有实证研究。如果中国的企业是处在利润微薄的状态，那么涨一分工资，相应的企业产品价格就应该有一分钱的上涨，否则企业就要亏损。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企业仍然有利润空间，劳工工资上涨，可能只是企业把更多的利润用来分给员工而已，产品的价格其实可以不上涨。如果这样，在理论上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当然，到底是否受影响，取决于这类企业到底占有多大比重。现在的涨薪如果使得那些仍有利润空间，但是工资的涨幅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程度，那么对中国经济可能会造成伤害。笔者希望出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未来中国可以在企业和劳工之间形成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经济学家很难正确估计每家企业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但是企业很清楚。如果企业真觉得不能再涨了，那就坐下来和劳动者谈判，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既能让企业持续发展，又可以让劳动者能接受。在微观上通过工资谈判的方式解决，远比现在单一地制定政策规定工资水平好得多。如果在制度没有扭曲、工资水平是由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加薪，就会偏离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态，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是不利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通过城乡分割，把大量农民限制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导致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降低。所以，城市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是由于扭曲的政策压低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扭曲了城市制造业的劳动供给导致的。如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就会过度地依赖于简单的加工制造业。对于那些基于扭曲的价格信号下发展起来的企业而言，如果接下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失去利润空间，就应该自然淘汰掉。对于不同的企业，要区别对待。长期以来我们欠农民工太多了，新一代农民工不买账了，他们对于工资待遇的要求、对于未来的憧憬都不一样了，所以工资水平必须上涨，否则就会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是出现民工荒。这两种结果对中国制造业的打击，恐怕比涨薪影响更大，会限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空间。而得不到足够发展的制造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从经济持续性角度来讲，不是一个有利的结果。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了此轮企业加薪会对收入分配的改善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中国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与此连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地区间收入差距。两者与近期出现的罢工潮、加薪潮都有关系。因为农民工流动人口群体的待遇，决定了中国今天城乡间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这部分人群的收入状况改善，就可以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