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后危机时期走势

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后危机时期走势巴曙松（2011年）一、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越过刘易斯拐点2004年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广泛的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问题。制造业成为“民工荒”的重灾区，随后在一些中部如湖南、河南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省份也出现了用工紧张的现象。诸多证据说明2004年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中日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均遭遇了失业率下降的情况。日本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出现了下降，中国自2002年以后失业率也出现下降。进一步观察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人数变化情况，可以发现近年来虽然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人数逐年增加，但是增加幅度逐渐趋缓，2004年以后稳定在每年5%。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为数不多。结合农村居民的工资增幅近年来的上升，更能说明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基本定义是，在二元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领域的转移不会引致工资水平的上升，换言之，农村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非农产业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自2004年前后，一方面我们观测到了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观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趋缓，这一价格和数量相悖，正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已经结束。二、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一）日韩刘易斯拐点后继续享受人口红利一般而言，有着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往往首先经历刘易斯拐点，此后这些国家不再享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廉成本，但是总劳动人口存量依然巨大，抚养比依旧较低，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仍不存在明显的约束。这种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即为人口红利。由于生产性人口多于消费性人口，国民储蓄一般维持高位，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证，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劳动投入问题，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后，依旧享受人口红利直到90年代初，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跨过刘易斯拐点后至今处于人口红利窗口阶段。人口红利的持续存在保证了日本和韩国在经过刘易斯拐点后不至于遭受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打击，其经济依旧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增长。可以说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负面冲击。（二）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伴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持续低于步入老龄化的人口，中国未来将持续面临劳动力潜在供给减少和老龄化继续加速的压力。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情况体现为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少儿数量保持低位，劳动人口增量少于减量，经济将面临持续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这表现在：第一、从劳动力总量来看，中国劳动人口增速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存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高点，随后便下降，劳动力的供给将开始下降。第二，从人口结构来看，少儿占比持续下降，老年占比持续上升，并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少年人口减少，总人口抚养比将持续上升。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在2015年关闭。联合国数据预测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儿抚养比为23.7%，老年抚养比为18.9%。这说明无论是老龄化的严重程度还是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情况更严重。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几乎更早！（三）中国人口“未富先老”事实上，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人口结构必然趋于老化。但是中国的老龄化过程显然快于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着严重的“未富先老”问题。自1982年到2009年，中国用了仅仅25年时间，就走完了日本60-70年的路。中国2009年的人均GNI不到3500美元，而日本1990年的人均GNI则为25000美元，但是二者却拥有相同的人口结构。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的2倍，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更快。综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即将到来。未来中国经济将受到劳动力供给紧张和老龄化持续加快的双重挤压。相比于日本和韩国，中国经济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跨过刘易斯拐点30年之后才遭遇人口红利拐点，中国的两大拐点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形势更为严峻；第二，不同于韩国和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经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中国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即迈入老龄化，因此经济增长承受的压力将更大。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相继越过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人口结构的约束将促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三、三高式增长不可持续，未来经济亟待转型虽然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在定义上有区别，但是其对经济的影响却有相似之处。第一，二者都将使劳动力供给曲线左移，从而抬高劳动力供给价格。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推动价格中枢的上升，劳动力供给充分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态势将不可持续。第二，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越过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将出现系统性下降。第三，劳动力供给约束将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形式，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从而带动消费兴起。第四，消费上升将导致储蓄下降，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投资转向消费。第五，收入分配将更趋合理，为经济顺利越过库兹涅兹拐点提供动力。在以上五点中，前两点是越过拐点可能面临的风险，简单来说就是高通胀低增长的风险；后三点则是可能面临的机会，在越过拐点后，经济内生增长的激励将增强，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将扩大服务业需求，从而有效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一）拐点过后，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日本经济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增速出现了系统性下滑。而在1990年前后，日本经济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后，经济增长中枢再一次出现下移。同时储蓄率水平出现了接近20年的系统性下降。这是因为不可逆的老龄化趋势对于储蓄率水平具有趋势性的影响。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储蓄倾向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而消费倾向较高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将导致储蓄率水平的趋势性下降。储蓄率水平下降将无法保证投资资金的来源，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在日本经济跨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后，由于劳动力供应的逐渐紧张，劳动者收入获得提升，从而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伴随着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上升，私人消费兴起，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从投资带动型转化为消费拉动型。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也使得收入分配结构更趋公平，基尼系数从超过42下降到30多。这为日本在80年代成功越过库兹涅兹拐点，跻身高收入国家奠定了良好基础。（二）人口因素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体现为高储蓄率保证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虽然这一发展模式与中国政府推行赶超战略，试图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无关系，但是人口因素也是能够保证这一增长模式的关键。过去30年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为中国带来了储蓄的持续增加。为中国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资金。然而这一人口红利的享受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红利，少儿人口占比的提前下降导致后备劳动力严重不足，同时劳动人口迅速上升将在未来加速老龄化过程，未来净消费人口占比将快速超过净储蓄人口占比从而降低储蓄率，高储蓄基础下高投资增速带动的高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同时，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曾经为中国经济带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要素的优化配置极大地改善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村货币化率低于城市，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专一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这一需求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以刺激经济，提高产出，而不必担心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这就为保证高投资率提供了货币基础。但是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越过，城乡货币需求的二元结构趋于统一，高货币发行，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过去30年中国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保证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摆脱贫困陷阱。但是由于资本报酬的递减规律和劳动力投入数量的约束，单纯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未来经济增长将依赖于生产力提高。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因为正是在生产要素驱动到生产力驱动的转折点上，国家之间出现了分化，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实现这一转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成功摆脱这一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的也仅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四、“库兹涅兹”拐点已经临近，将决定中国经济长期走向库兹涅兹认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后缩小。这就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那一点即为库兹涅兹拐点。一国经济能否成功越过库兹涅兹拐点，收入差距能否成功缩小，是其是否能够维持持续增长动力的关键。可以看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各国，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很高，而成功实现跨越的日本、韩国，基尼系数则较低。在快速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增大。如果此时中国能够顺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越过“库兹涅兹”拐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两大拐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库兹涅兹”拐点的顺利越过将至关重要。目前中国仍然处于库兹涅兹拐点的左侧，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但是2004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的趋势开始放缓。结合其他证据，我们相信中国正在接近库兹涅兹拐点，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加速了收入分配差距临界点的提前到来，那么在到达这一临界点后，能否成功跨越则不仅取决于市场力量，更取决于政府政策。五、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一连串故事的大幕已打开通常，单纯考察人口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生育率低于标准水平的2.1、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15～64岁劳动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是四个逐步跨越的拐点，每经历一个拐点，人口结构的正面效应会削弱、负面效应会强化；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同时附加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转移、人均收入等一些变量，人口与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存在“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拐点”三个发展的时间窗口，前面两个拐点的跨越意味着一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移，后一个拐点的跨越则被认为是一国成功转型的关键。（一）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的节奏：速度更快、间隔更短、发展水平更低1、速度更快。按照国际标准，如果将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提高至14%这两个指标作为衡量一国人口“老化”的标志，那么对比发现：1）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完成这一转变的时间跨度通常在40～100年，英国经历47年、德国经历40年、美国经历73年、法国经历115年完全超越14%的水平；2）亚洲国家完成这一转变所经历的时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日本仅仅在25年的时间里就过渡到了“老龄化社会”，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与日本迈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节奏基本一致，韩国、新加坡、越南的速度则更快，将在15～2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一跨越，只有印度是一个大的例外；3）从中国的情况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未来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节奏将以更快的速度推进，根据联合国的保守预测，中国最早将在2025年达到甚至超过14%，换言之，中国和日本一样，将花费25年时间完成这一跨越。2、间隔更短。1）如果将生育率低于标准水平的2.1、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15～64岁劳动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总量开始下降作为人口结构变迁的四个拐点，对比发现：日本跨越这四个拐点的三段时间间隔分别为30年、10年、5年，而中国则为20年、0年、5年，这意味着中国将会比日本以更短的时间节奏分别跨越人口结构的四个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为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果；2）进一步对比，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末跨过“刘易斯拐点”，90年代中期跨越“人口红利拐点”，期间的时间跨度接近40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