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包容的天津城市文化

多元包容的天津城市文化——在天津市西青区文联骨干培训班的学术演讲（2013-07-04）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骨。没有文化的城市，必定缺乏生机。城市风格第一印象就是地域环境和建筑，富有风格内涵的保留着历史文脉的建筑，是城市风格的外在表现和依托的载体。另外城市风格更内在地表现在市民的精神气质、文化作品乃至日常习俗的层面上。北京作为千年古都，作为共和国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其城市风格就是一种“皇家气派”的大气，市民精神的张扬，以及精英文化。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沿海开放城市，其城市风格就是得风气之先得现代意识、商业化和与狭窄空间相关而产生的精明细腻的市民精神，以及商业文化。以京沪城市文化而言，前者更侧重厚重的历史感，后者更侧重现代感。对京沪市民精神进行实质剖析，说得刻薄点儿——前者是夸夸其谈，后者是斤斤计较。天津的城市风格是什么？可以说界乎京沪二者之间，京畿门户、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九国租界等因素，造久了中西合璧、南北兼容、雅俗共赏、鲜活灵动的独特文化风貌。一、天津城市文化特色分析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分野，如以西安、咸阳为代表的三秦文化，以洛阳、开封为代表的河洛文化，以保定、邯郸为代表的燕赵文化，以临淄、曲阜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以南京、苏州、杭州、绍兴为代表的吴越文化，以武汉、长沙、岳阳、荆州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福州、泉州、漳州为代表的闽台文化，以广州、雷州、琼山为代表的岭南文化，以梅州、赣州、长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既各不相同，又交相辉映，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璀璨多彩。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市个性特征鲜明而显豁。约在4000多年前，现在的天津市区所在地才全部露出海底成陆。到了战国时期，已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西汉时，现在天津的地域隶属渔阳郡。金朝在海河岸边设立“直沽寨”，成为军事重镇。元代在直沽设“海津镇”。明永乐二年在直沽设卫，兴工筑城，赐名“天津”，意为“天子渡河之处”；接着设立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卫”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天津三卫共驻军16800人。清顺雍正年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不久升州为府，辖六县一州。可见，天津滥觞于临河滨海渔村，起家于军事卫所，初以京畿门户、辅卫京师为城市职能。开掘于春秋，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大运河，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随着大运河漕运之繁盛，直沽寨逐步发展成闻名天下的“天津卫”。九河下梢、东临渤海、漕运码头——三者集结而形成的河海文化，造就了天津文化流动开放、多元结构、兼收并蓄的城市性格。作为华北大都市，北方文化的粗犷质朴，燕赵文化的刚烈热情，都沉浸在津沽文化与天津人的气质之中，这是天津城市性格的主调。从建卫之初到商业都市崛起的历史，天津城市性格又得益于军旅文化与移民文化的相融，漕运文化与商埠文化之相生。五方杂厝，促成南北文化交融；众水凑集，造就雅俗文化共赏。天津是擅长吸纳的都市，她汇九河精华，汲天地灵气，有容乃大，博采众长，兼赅南北，沟通中外，形成多元包容，遗存丰富，民俗浓郁，民风朴实的城市文化。明清以来，苏皖、粤闽、沪杭等南方省市商贾纷纷辐辏天津，经商定居，“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繁如。”居住津门的外省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设立多家会馆。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在天津工商界都很有实力和影响。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和风气习俗等的形成发展，都有直接影响。“货真价值，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商风，对于造就天津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城市性格，亦不无影响。自清代中叶后，天津商业贸易、手工业、制造业、餐饮业、文化艺术业等渐成规模，商业都市功能逐渐显现。天津卫在全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已显示出称雄华北地区辐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之气势，几与京华比肩齐名。俗语云：“五千年历史看西安，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1860年之后，在不断遭受外强侵入的背景上，九国租界，华洋杂处，中西碰撞，彼此相异的中西文化，却在天津这座都市奇迹般地交融相生。租界内的教堂、洋行、商家、现代的城市管理、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西方文化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二者又有交融。在近代中国北方，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得领世界风气之先。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19世纪80年代前后，天津成为全国洋务运动中心，通过移植西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现代军工厂、船坞、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洋学堂、报纸、公交、自来水等相继首创，使天津得领现代风气之先。近百年来，天津张开双臂，敞亮胸怀，迎纳了大量的现代人才。人口素质的提升，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特别是外贸的迅速扩展，为天津跃升为现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基础。天津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作为九国租界地和京畿门户，天津曾是清廷遗老遗少、下野政客隐居的首选都市，另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寓居津门，从事社会活动，故依河枕海的津门为近代海内外风云人物荟萃之地。据统计，天津尚存小洋楼1000多幢，其中名人故居100多幢。从辛亥革命后到“七七事变”前这一阶段，仅在天津租界做寓公的政客军阀及清朝遗老遗少等就不下数百人。如清末代皇帝溥仪，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唐绍仪、顾维钧等，以及梁启超、吉鸿昌、张学良、张自忠、宋哲元、李叔同、曹禺、周学熙、严修、张伯苓等都在天津留有故居。在天津五大道寓居的外国名人有：美国31届总统胡佛，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美国将军史迪威、麦克鲁、鲍德温、包瑞克，德国名人德璀琳、汉纳根，开滦煤矿经理、英人纳森等。名人旧居是天津建筑与文化的象征，具有历史文化和旅游观光双重资源而呈现出巨大价值。二、天津简史天津从千年之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聚落，历经由“寨”→“镇”→“卫”→“州”→“市”的逐步升格，终于发展成为千万人口的直辖市，成为中国三北地区的经贸中心都市，这取决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天津北枕燕山，东临渤海，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等在三叉河口汇聚为海河，横贯市区东流注入渤海。河海相衔并毗邻北京，使天津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和京畿门户。朱棣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把国土分封给子孙，这叫“分藩”。朱棣被封在北（今北京），称为燕王。朱元璋临死时，并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这一辈，而把帝位传给孙子朱充炆（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就设法削减藩王的兵力和权势，名为“削藩”。燕王朱棣带头反对建文帝，用武力造反，所打旗号为“靖难”。朱棣从北京出兵，在直沽渡河攻下沧州（直沽是天津的老名字，传说渡河点在今北大关），统领大军攻下首都南京，当了皇帝，就是明成祖、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朱棣想到：天津（当时还叫直沽）是东通渤海、西连内河的军事要地，为了保卫京畿安全，必须派军队戍守，于是就设立了“天津卫”。“卫”是警备小区的意思，每卫5600人。“津”是渡口的意思——天子的津梁，即皇帝的渡口。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叉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一些居住在天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在天津工商界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的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天津地处“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地区，通过南运河、北运河、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这五大水系，天津乃至天津居民与河北、山西、北京等北方省市保持着血脉相通的联系。南来北往的交通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使天津成为受南方影响最大的北方大都市，因此天津人在北方人豪放爽朗的性格主调之外，还兼具南方人柔婉精明的性格特点。元、明、清三代，天津作为京畿要冲、北方临海商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又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和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典型代表城市，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租界是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侵占殖民地和经济掠夺的产物。对于天津的旧租界，常人有两种模湖认识：一是认为只有天津有租界，至少天津租界出现最早；二是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导致产生了八国租界。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11月29日，英领事划定上海英租界地，这是帝国主义在我国强划租界的开端。天津是在咸丰十年（1860）9月11日签订《中英续增条约》时，规定“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准许英国人“在此居住贸易”，比上海晚了十多年。第二天，法国与清廷也签订了“续增条约”：“直隶之天津府，克日通商，与别口（按指其它口岸）无异。”当年，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今承德道天津图书馆旧址附近）以南一带强占了英租界；紫竹林村以北一带，划为法租界。不久，美国又逼迫清廷在英租界之南划为美租界。在晚清时，英法租界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张，美国则放弃了租界的管辖。中日甲午战争（1895）之后，德国、日本在津又强划了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四国，在海河东岸分别设立租界。天津九国租界占地23000余亩，其面积是旧天津城的八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回徳租界和奥租界。1924年收回俄租界。1929年收回比租界。抗战胜利后，收回英、法、日、意租界。三、天津地名文化地名是历史产物，是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活化石，也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天津地名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其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源信息，有待于开发探研。天津市共有各类地名约4万个，其中城市街巷名约占40％。在形容城市建筑风貌时，人们喜欢用“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来加以概括；在研究天津古今地名发展嬗变的沿革时，笔者概括一句话：“街名是城市凝固的自传。”天津有一种“方位词”加“开”字的地名，如“南开”“北开”“老西开”“西广开”“东开”等，这在国内城镇地名中是极为少见的。“南开”这个地名，最初是指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就是今天南马路和南门外大街相交的西南一带地区。明朝时，这一带是一片水泊，草木丰茂，芦苇丛生。明代天津八景之一的“南原樵影”，就指此地。明永乐初年在此驻军，屯田垦种。清康熙年间，开辟洼地为稻田。清代“津门八景”的“定南禾风”，就是对当时南门外稻田风光的艺术化描写。1901年，城垣拆除后，城内居民逐渐向南门外地区迁徙，此地逐渐被开拓为城区。“南开”就泛指旧城以南的开洼地。1903年，比利时商人在西门外广仁堂（天津最早的教养院）的南部，营建了电车公司。1907年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迁到电车公司之南，遂改名为“南开学堂”。电车公司和南开学堂是南开地区走向繁华的标志。尤其是南开学堂，学校以地为名，但这个寻常的地名却因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声誉而名扬五洲。“北开”最初是指天津城北门外的开阔地带，今指红桥区东部河北大街与北营门东马路交会处东南一带，东临北运河。清光绪年间，周盛传因镇压捻军有功，受赐在此建造祠堂，即周公祠。此后逐渐形成卖艺场地和旧货市场，黑白铁作坊也集中于此。“老西开”原指位于天主教堂（今滨江道国际商场附近）以西一带的开阔地区，后泛指南京路与营口道交会口以西一带。“西广开”地区，在清朝时是城南的旷野墓地，仅有清康熙、乾隆年间所建的育黎堂、掩骨会、白骨塔等几处建筑，当时人们习称此地为“白骨塔”。1901年随着城里居民南迁，“南开”地区形成。此地成为“南开”再向西扩展的开拓地。随着民居建筑不断向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