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潘文国中国译论中国话语谈三个问题所谓“中国特色翻译学”问题理论从本质上讲就是话语权如何重建中国译论的话语？一所谓“中国特色翻译学”的问题“中国特色翻译学”不是个理论问题要不要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甚至有没有“中国特色翻译学”，这并不是个理论问题。所谓“翻译学就是翻译学，不应有中国特色、外国特色之分”是个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伪问题。所谓为什么美国人不提什么“美国特色”、英国人不提“英国特色”……而中国人要提“中国特色”？这是一种强辞夺理。因为问题也可反过来问：为什么别人不提，中国也就不能提？这种争论不会有结论。谈“特色”有什么坏处、不谈“特色”有什么好处，这些在理论也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中国特色翻译学”是个实践问题所谓“实践”是指翻译实践、首先是语言实践。不论语言派还是非语言派，无法否定的是，翻译最终实现的是语言的转换。否则就可能“什么都是，偏偏不是翻译”。翻译是否有特色，要看翻译的两种语言问的差异是否大到必须引起特别重视。印欧语之间的翻译与汉语与印欧语之间的翻译是不同的翻译实践。从印欧到中的翻译实践与从中到印欧的翻译实践是不同的实践。这个不同典型地体现为加法和减法的不同。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Thefailingofthemoonlightthecawingcrowawakes.WhileIwatchthemoongodown,acrowcawsthroughthefrost.Themoongoesdown,aravencries,frostfillsthesky.Thesettingmoon,acawingcrow,thefrostfilledsky.Moonsetting,crowscawing,frostfillingthesky.Themoonissetting,rooksdisturbthefrostyairThemoongoesdown,crowscryunderthefrostysky.Themoonisdown;crowsarecawing赵嘏《江楼感旧》“同来玩月人可在？风景依稀似去年”Allbutthefriends,themuch-lovedfriends,/whogazedatthemoonwithme.AllthosewhocamethisMoontoview,ah!whithertheygone?Butwherearetheywhowithmecame…?Thosegonehowcanmyheartforget?Butwherearetheynowthatthesceneislikelastyear‘s?Whereismyfriendwhooncecametoenjoythemoonwithme?Whereisshewhocamewithmetoadmirethemoonlight?密尔顿的诗句：SinistalkingtoSatanwhohasbegottenonherhissonDeathSin/lepéché;Death/lamort“中国特色翻译学”是实践必然结果语言类型学造成的差异不容小觑。印欧语之间，与中印欧之间的不同翻译实践必将导致不同特色的翻译理论。当前建立在印欧语互译基础上的翻译理论本质上只是“印欧语特色的翻译理论”。认为它就是普适的翻译理论只是某些中国学者的“一厢情愿”。加进了中文与印欧语之间的翻译实践，必然导致“汉语特色翻译学”的产生。中国特色翻译学首先是汉语特色翻译学。其次是中国文化特色翻译学，这就是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基础形成的、用中国话语表述的翻译思想。如果认为“中国特色翻译学”只是一个特例，那么，“印欧语特色翻译学”同样只是一特例。普世翻译学是这些特例的总和。加强“中国特色翻译学”建设，正是中国译学有可能对普世翻译学做出的贡献。莎士比亚的诗句Seehowthemorningopenshergoldengates,Andtakesherfarewelltotheglorioussun译成德语是Sieh,wieseintordergoldenmorgenöffnet,Undabschiedvonderliebensonnenimmt改变了这对情人的性别二理论从本质上讲是话语权什么是理论？理论是体系构成的，体系由术语组成的。理论、体系、术语可以总称为“话语”。这里的“话语”比张佩瑶教授（《中国翻译话语选集》2006/2010）要小，指更专业性的一些用语。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就是要取得中国译学的话语权，在普世译学的建设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一百多年来，中国译学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这是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翻译学、不需要翻译学、以及只要引进、不需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原因。中国译学为什么会失语？是100多年来“现代化”实则是“西化”的结果。“西化”三步曲：一、五四前后。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这是“扫净场地”，客观上为西方理论长驱直入扫清了道路。二、“整理国故”。用西方学科体系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筛选、改造。这是“请进尊神”，其结果是建立了现代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术语、方法无不来自西方。三、“跟着转”的研究范式。一切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新论题无不来自西方。这是“身不由己”。所有学科均如此。译学亦不例外。中国译论“失语”例之一：文质“文”“质”之争是由三国支谦到隋初彥琮400年间讨论的核心问题。而西方从古罗马西塞罗开始就纠缠于直译意译之争。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把文质问题纳入直译意译之争。从茅盾（1921）开始，中国译学就始终纠缠在直译意译问题上。由于汉语与印欧语之间不存在逐字对译，因此所谓“直译”在汉语中其实是个伪命题。中国译论“失语”例之二：信达雅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从梁启超开始，已将三者看作纯语言问题趋势。1921年茅盾首次介绍泰特勒三原则。之后有人称“三难”来自“三原则”。瞿秋白和鲁迅的论争，取消了雅，把信达转为信顺之争。林语堂提出信达雅指忠实、通顺、美，分别指向作者、读者、艺术。赵元任以一个“信”字包容了三个字。至此信达雅完全被消解，纳入了西方自古以来以忠实为核心的译学研究范式。中国译论“失语”的结果直译、意译，信达雅都成了无谓之争。三如何重建中国译论的话语？跳出西方理论，回归中国语境文质问题回归文体问题。文质之争是译文本身的风格，与翻译方法无关。文质的起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也是一个个体上两种风格的统一问题。道安引赵郎说：“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旨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惟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可见文质根本与翻译无关。跳出西方理论，回归中国语境信达雅回归文章学问题。“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信：“修辞立其诚”，是人品和道德问题。达：“辞达而已矣。”是内容表达问题。雅：“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是文章表达力问题。信达雅的来源：刘熙载的路子、刘知几的句子。刘熙载：“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刘知几：“史有三长：才、学、识。”重新认识中国译学传统从文质之争到三难提出，中国译学实际上是个文章学的传统。所谓文章学翻译学，本意是用写文章的态度来对待翻译。写文章的第一要义是态度问题，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能草草了事。这就是“诚”，或曰“信”。对于翻译来说，诚字包括对待作者、读者、原作、译作等所有方面的问题。写文章的第二要义是思想或内容必须得到充分的表达。这就是“达”。对于翻译来说，其实包括了翻译整个过程。写文章的第三要义是要有文采，要有表达力，否则不能传远。这就是“雅”或“文”。翻译必须要讲文采，这不仅仅是文学翻译的任务。中国现在很多翻译作品文字太差，当然无法流传。重新认识中国译学传统文章学翻译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西方译学中的忠实论、读者中心论、翻译伦理论等，但内容还要丰富。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译学理论。西方翻译理论发展至今，可说经过了四个阶段：重作者（语言学派）--重读者（文化转向）--重译者（译者显身）--重过程（翻译决策）。还没有就译文的文章质量与传播价值进行研究的。中国传统译论正可补此不足。而这更是解决中国当前译品质量不高的一剂良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