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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88)十三章美字笔画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爱字虽人人认识,可是真懂得它意义的人却很少。《在昆明的时候》汪曾祺曾为沈从文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说过话:他的一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他是一个受到极不公平待遇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对他加以歪曲和误解。他写过《菜园》、《新与旧》,然而人家说他是不革命的。他写过《牛》、《丈夫》、(贵生》,然而人家说他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他热衷于“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写了《边城》和《长河》,人家说他写的是引人怀旧的不真实的牧歌。他被宣称是“反动”的。一些新文学史里不提他的名字,仿佛沈从文不曾存在过。一、生平及创作简介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懋琳、璇若、上官碧等。湖南凤凰县人。他出生于行伍世家,身上流淌着汉、苗、土家等民族的血液,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使他形成了特殊的气质,既富于幻想,又在心灵上积淀着沉痛隐忧。六岁入私塾,小学毕业后十四岁入伍。在军队的这段时间里,他当过卫兵、班长、司书、书记等,亲眼目睹了湘兵的勇猛威武,也感受到了嗜杀者的残酷暴戾。年轻的沈从文过早地直面着生活中的鲜血和阴暗,这促使他以后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品格。(一九二二年在湖南保靖军队时留影)1922年受五四余波之影响,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升学未成便开始学习写作。1924年底开始陆续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创作。1928年赴上海,被胡适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讲师。1929年在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合编文学刊物《红黑》、《人间》。1930年起,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返回北京,9月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主持《大公报》文艺奖,有力地扩大了京派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胜利后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主编《大公报》、《益世报》的文学副刊。30年代是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他一生中的30多个集子大都出于这个时期。而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及其他许多优秀短篇,标志着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成熟。他以自己的丰硕的创作成果为京派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1933年10月,发表《文学者的态度》,认为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而“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却占了作家中的大多数,沈从文认为若对于中国文学还怀有希望,则最需要改变的就是文学家的创作态度,应建立起写作尊严与独立人格。引起京海派论争。1936年10月,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批评大多数青年作家缺乏独立思想的能力,跟风炒作,创作无个性无特点,从内容到观念都呈现出“差不多”的特征。沈从文不无讽刺地说道:“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沈从文指出造成创作“差不多”现象还因为国民性中有奴隶因子的侵袭,致使市侩人格、政治人格的泛滥。如果不加以制止,一切文学新作品全都会变成“新式八股”。反“差不多”就需要创作主体张扬创造型人格的独立主体意识,坚守文学的独立性,去庸俗,去虚伪,去矫揉造作,不为外物所诱。引起关于反“差不多”运动的争论。1939年1月,发表《一般或特殊》,引起关于“反对作家从政”的讨论。1948年沈从文受到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郭沫若《斥反动文艺》(1948年《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一文。文章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历史博物馆为展品写标签,当讲解员,后从事文物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著作。二、沈从文小说艺术特色1、创作主题:表现人性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与左翼文坛注目于社会历史之“变”不同,沈从文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这种表现人性之“常”的创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创作疏政治而亲人性,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他在创作中正是高扬着这种道德意识去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的。这构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主题。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小说里有两个并存的世界:湘西人性世界与都市文明世界。在湘西小说中,他反复表现“优美、自然”的人性理想,是基于重建民族文化的思考。他站在湘西自然人性的立场反观并批判都市违反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明现象。沈从文通过这一对立的文学世界体现其思想个性。2、沈从文创作的题材取向沈从文的创作主题外化在小说题材领域中。他的小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写城市与知识阶级,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人性的病态、扭曲、丑陋、分裂与自然人性的丧失。第二类写乡村与抹布阶级,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自然美好的人性。沈从文的这种题材取向与他自我角色认知相关。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乡下人”的目光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沈从文小说的题材取向,也使都市和湘西这两类题材在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了表现。它们相互对比、相互发明,前者使后者“具有了理想化了的形态”,而后者使前者“真正呈现出病态”。(1)都市题材①展现都市腐败的生存环境《腐败》(1929)以一种散漫的笔法描绘了上海闸北区的贫民生活。作品没有主人公,只细致描绘一种环境和氛围。在这里,空气腐臭,道路肮脏,到处都是垃圾,粪便。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城市下层贫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孤儿、卖药的、算命的、拔牙的,玩蛇的。巡警殴打流浪的孤儿,算命的黑心骗钱。下等客店里老板娘辱骂客人,殴打自己的孩子。这些人生活在死亡线上,性格粗鲁、野蛮,人性的美好的东西完全泯灭。《夜的空间》(1929)仍是描写都市贫民区生活。仍然没有主人公,没有故事,只写各种各样的人的梦境。在这里“没有美,缺少诗,只有极单纯的,物质的。”②写上流社会和上层家庭的无聊甚至糜烂的生活。如《绅士的太太》、《某夫妇》等。《绅士的太太》嘲讽都市上流社会家庭的堕落。作品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石头打她的妇人,我是为你们上等人造一面镜子。”作品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朋友家的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高等人”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③嘲讽高级知识分子。如《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等。《八骏图》是讽刺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作品。所谓“八骏”是指八个教授,意在讽刺。八位教授本应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表明上恪守道德,奢谈文明,但内心淫秽不堪。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一方面身体虚弱,另一方面还精神变态。主人公周达生自认为人格健全,对爱情忠贞不渝,而在骨子里却仍然是喜新厌旧。这些知识分子,不是虚伪,就是卑琐、怯懦。沈从文称这些人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有学问的人》讽刺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卑琐、怯懦。天福先生趁妻子出门,和妻子的一位离过婚的女友玩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两个人在言语上进退有据,你来我往,如攻城作战,计谋思量,都如战略家似的审时度世。“她呢,知道自己一句话可以使全局面变卦,但不说。”她要看天福先生的呆处。天福先生看出爱的结果的难于对付,就停顿不前了,“他也要看她的呆处了。”而此时的她虽然冒险心比天福先生还来得大,可是要自己把自己挪近天福先生,“码头就船”是办不到的,几个回合以后,“两人都仿佛承认只有嗅嗅酒是顶健全一个方法。”天福先生爱这个女人吗?“他不是爱她,也不是不爱她”,如果爱了以后不需要他担负任何责任,他就说爱她,并且还毫不吝惜自己的力气以行动表示对她的爱;如果这爱需要他担负责任,“养孩子”,可自己的孩子已经五岁了,那就当然“不呆下去了”。女人呢,因为离了婚,可是又要恋爱,也不拒绝充当这个家庭的第三者,可是天福先生因为预想到责任的繁难而退却了。(2)湘西题材在这类由乡村和抹布阶级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对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所表现出来的“神性”进行赞美。在沈从文的美学观中,“爱”与“美”结合就达至“神性”。《柏子》一个叫柏子的水手与一个妓女的爱情。水手风里浪里,把攒了一个月的辛苦钱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妓女,在妓女那里获得了一种感情和欲望的满足,而妓女也觉得自己用肉体换回了真诚和勇敢,获得了真正的感情。从通常的道德观念上看,一个水手,以船为家,浪荡江湖,一定有许多痛苦;一个妓女靠出卖肉体生活,也一定会有述说不尽的辛酸。但是,作家所感受的却是他们生活、性格中的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一切都顺应自己的本性,顺应自己的感情、意志的特点。这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丈夫》丈夫由于生活所迫,让妻子去卖身,但是在看到妻子被蹂躏以后,人性尊严觉醒,把妻子从妓船上领回了家。《萧萧》写了真实的女性生活和命运。她嫁给一个小丈夫,由于和一个青年私通,由于生了个儿子,才没有被沉潭。最后,她给自己的小儿子也娶了一个大媳妇,那个妇女还要重复她先前的生活。《长河》长篇小说。作品在乡土日常生活中大量展示乡土生活中的淳朴民风,善良的人性。如,当地盛产橘柚,过路人可以随意摘橘子解渴,出钱买反而有见外之嫌。人们往往都热情、好客,豪爽,质朴。老水手乐观、天真;滕长顺富甲乡里,为人却义气公正。三女儿夭夭纯真、善良、漂亮、活泼。3、艺术特色(1)环境描写置于重要位置沈从文小说的环境一般都是清山绿水,水清澈、纯净,山涧小溪,优美、恬淡。同时,注重描写湘西的风土人情。沈从文广泛吸收外国文学的汁液,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他在谈到自己所受外国文学影响时曾自述“较多地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作品”,尤其对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手法颇为赞赏,“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得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的情况。这磨坊外屋上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树林里,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忽。因为一个人在屋里玩厌了,就出来坐在废石槽上洒米头子给鸡吃,在这时,甚么鸡欺侮了另一只鸡,三三就得赶逐那横蛮无理的鸡,直等到妈妈在屋后听到鸡音,代为
本文标题:十三章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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