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的发展

第六讲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的发展关于封建社会方志的发展情况，有二种考察和表述方式。一种是以体例沿革和变化为中心的。一种是从总体上观察，以其成熟趋向、进展态势、表现特点为标识，予以梳理条述。一种是以体例沿革和变化为中心的。以梁启超、王重民为代表。梁启超认为，自汉至隋唐以前，主要有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记、古迹、牒谱、文征七类；宋以后的方志，则荟萃柔和诸类，斟酌损益以为体例。梁启超指出：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的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等为主要部分，稍进则注意现代风俗、掌帮、经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须考证者愈繁”，因此，“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日趋于简，其所叙述范围，则由俭而日扩于丰”。王重民在《中国的地方志》一文则将方志发展大致分为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地志、图经、地方志四个阶段。薛虹在《中国方志学概论》一书中，于首述“全国区域志的发展”后，又论述了“地方志的演变和定型”，他认为：自两汉以后至隋唐，述地和记人两大体例，大致沿袭不断，地记和郡国志书的兴盛，形成了方志的第一个阶段；唐代和北宋时期，图经大盛，汇合了述地和记人两种体例，这是地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到了南宋时代，方志已经定型，从此，方志继续发展，清代达到了鼎盛时代。一种是从总体上观察，以其成熟趋向、进展态势、表现特点为标识，予以梳理条述。从这一角度观察的很多，但彼此的着眼点不同。朱士嘉：汉唐之际出现地方志；宋元时期地方志进入成熟阶段；清代进入了方志的全盛时期。（《中国地方志浅说》）刘光禄、胡惠秋：方志的初步发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的进一步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方志的兴盛——明清时期。（《方志学讲座》）李绍庆、任成章：以史名官的时代；以“志”名史的历史；秦汉时期古方志的衰微；魏晋至隋唐时期方志的创建；宋朝是方志发展成长时期；明清时期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从方志源流看史志关系》）辛培林：隋唐是方志的第一次较大的发展时期；宋代是方志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元明是方志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试论方志的源流及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地记的出现与发展秦朝推行郡县制度，在全国设置三十六郡，下令各地将舆地详情上报，以便于朝廷掌握情况，作为统治参考。西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地理和地方向朝廷运输贡赋的情况，曾命令各地方政府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计书”上送太史保存。这些资料，就是郡国地志。汉成帝时，丞相张禹命属官朱赣整理了各地的“风俗”。光禄大夫刘向也将全国各行政区划和分野进行了整理。东汉班固写成《汉书·地理志》。范晔曾赞曰：“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为彰乡里之盛，“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于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豪族地主们互相仿效，一时形成了地方修志风气。这一类书籍，当时称为地记。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的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特别是光武帝刘秀招撰《南阳风俗传》之后，沛、三辅、鲁、庐江等地，都先后撰写了这类著作，后来发展几遍各地。最初名称并不统一，有称志，有称传，有称记，有称录，有称图经，称记者为多。这种地记的内容主要是山脉河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传记等。地记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这与当时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膨胀，门阀制度的形成，是地记得以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与特权，维护门第制度，自然要寻找能够为其制造舆论的工具，史学便成为他们选中的对象。他们为了夸耀本家本族的人才出众，标榜自己门第的高上，于是大写家谱；为了显示自己门第的高上，表明自己郡望的优越，于是便大肆表彰本郡的人才，撰写各类乡贤传记；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本郡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多人才，完全是由于本郡地气灵秀，物产丰富。就这样产生了兼载人物与地理的著作形态——地记。二．地记的形式地记以分裂割据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盛行，数量也最多，见于著录的除《太康三年地记》等而外，尚有多种形式。如：专记人物的《陈留耆旧传》专记风土的《交州异物志》专记古迹的《洛阳伽蓝记》专记道里的《西京道里记》专记城池的《国都城记》专记谱牒的《冀州姓族谱》专记文征的《江左文章志》这些地记，因其所记内容各有侧重，见出彼此相异之处。三．地记的数量和内容根据前人的征引，仓修良先生对这一时期书名、作者、时代三者均可考的人物传记、地记作了统计，共计176部。地方性人物传记：东汉九部，三国九部，两晋十四部，南北朝八部。地记：东汉六部，三国十四部，两晋四十四部，南北朝七十二部。当时地记的名称并不一致，记、志、录、传，而以记为主流，记、志又是互为通用。目录学家著录时，往往便出现志作记，记作志的相互交换的情况。袁休明的《巴蜀记》，亦称《巴蜀志》。董览的《吴地志》，亦称《吴地记》。山谦之的《丹阳记》，亦称《丹阳志》。《华阳国志》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被称为《华阳国记》。有些虽称传，其性质已不是单纯的人物传了，实际上已经是地记。如圈称的《陈留耆旧传》、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南阳风俗传》等。魏刘芳的《徐州人地录》因书名标出有人有地，所以《北堂书钞》、《太平寰宇记》等著作引用时便直接称为刘芳《徐州记》。江敞的《陈留志》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中作《陈留志》，而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则称《陈留人物志》。这一时期地记的内容主要包括：表彰本地人物、记载地理沿革、描绘山水秀丽、叙述地名由来、介绍各地水利交通、反映各地物产风俗。有许多历史学家参与了地记的编纂工作，他们将史书编写的方法和要求带进了这一新的的著作中，直接影响和指导着这类著作的成长。方志自产生之日起，便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一个支流。方志的产生既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同时学术发展的继承、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亦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也包含着地理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志、传两体的结合，形成了地方志的雏形——地记。这种结合也影响到全国性地理著作的内容。西晋时有一部全国性的地理志——挚虞的《畿服经》。《隋书·经籍志》云：“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书中记有“乡贤旧好”，这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所没有的。地理书中记载人物是受人物传记盛行所影响。这一内容的增加，又影响着方性的同类著作的编写，这就是学术发展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巨大作用。到了南北朝时期，志、传结合的地记得到了迅速发展，单纯的人物传记也逐渐减少。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经到目前为止，从历史文献中发现两部安徽图经：《宣城郡图经》和《历阳郡图经》，另外《丹阳郡图经》和《江都郡图经》也与安徽有关。《宣城郡图经》最早被引用的是唐朝李善的《文选注》。《文选注》成于初唐。宣城，陈时为宣城郡，隋灭陈后于开皇九年（589）仍改为宣州，大业三年改宣州为宣城郡，而大业十四年（618）隋灭亡，唐武德三年（620），宣城郡改为宣州。根据“宣城郡”名称的变迁，此图经可能是陈或隋时所作。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称此图经“大抵为南齐及隋时之作也”。这一说法较恰当。《历阳郡图经》。最早为李善的《文选注》所著录。“历阳郡”之名在晋惠帝永兴元年到北周静帝大象元年、隋炀帝大业三年到唐高祖武年三年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