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

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西门菲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赵月枝一、另眼看重庆的理论背景我这几年在国内的讲座选题见证了批判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的发展：•从2009年之前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到2009年呼吁传播研究新的思想解放，提出5个“R”（理论取向问题）（《现代传播》2010第5期文章《重现乌托邦》）•再到2010年提出“‘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传播与社会》第18章）2011年，我看到了：1）西方新闻业危机深化——以“窃听门”为极端；2)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新探索——以重庆卫视去商业化改革为先河危机背景下新闻传播研究的5个理论新面向1、背景：危机呼唤新的思想解放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回应-新自由主义全球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成为主导，信息传播产业成了资本积累的新场域–形成了信息资本主义-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新闻传播业进入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时代2008年以来的危机再次证明，资本主义模式无法解决其结构性的矛盾：正如加拿大政治学家列欧潘尼奇（LeoPanitch）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所言：如果这场危机只证明了一点，那就是，那些认为能在现有体制内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不平等和周期性危机的改革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浪漫派，而马克思才是更实在的现实主义者•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生态和文化层面的，也就是根本性的：生态事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事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上的“三重危机”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世界历史现实，它们展露了消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急切呼唤我们开拓学术研究新视野•由于传播问题和中国问题是信息资本主义和网络社会时代讨论全球化危机和探索出路的两个关键，坐拥人类唯一持续文明的华人学者有担当起世界历史责任的义务与条件•同时，由于传播学是1950年代美国冷战社会科学的“重灾区”和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前沿”，中国传播学者的重新思想解放比其他领域更任重道远•当下，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新自由主义“政治无意识”在完成了其“告别革命”和为媒体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使命后，已无法使本领域在“三重危机”下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因此，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什么样的“范式革命”能使依然或多或少依附于西方、将中国的经验和社会体验放置在割裂的、专门化的西方知识体系当中的中国传播研究建立起新的理论想像，从而对人类的传播理论知识共同体有所贡献？2、5个理论新面向（five“R”s)（1）重新发现乌托邦(rediscoveringutopianimaginations)不能没有乌托邦：“真正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最大的乌托邦•需要构建“中国传播理想图景”，而超越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包括西方语境下的“公共领域”理论和公共广播模式，是起点•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的中国”（邓正来语），是关键•而谁是主体，是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是本质•“重新发现乌托邦”：它特别指向：一种在全球反殖与反资运动中所形成的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期待。它坚持：一种试图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人类劳动的力量与一种将劳动降格为市场交换商品的力量正在进行斗争它期待：包括华语学人在内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坐拥上百年的革命历史资源，共享着建设另类社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会继续成为替人类寻求出路的关键群体和批判思想复兴的希望它的关键在于：超越抽象乏味的“中国文化”的教条，避免将文化多样性的想像限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避免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同一游戏规则内部进行零和游戏的层面上来认识所谓“中国崛起”的现象•沃勒斯坦(I.Wallertein)宣称，“问题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能修补自己和重新向前迈进，而是，它会被什么样的制度所替代？什么样的秩序会从这样的混乱中出现？”•齐泽克(S.Zizek)：“Communism,Again!”•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麦克斯尼(R.McChesney)和福斯特(J.Foster):SocialismorExterminism？这不是回到过去。国际共运经验表明：“如果社会主义不是根植于普遍权力（popularpower）,就会事实上消灭自己，导致资本主义复辟。”（2)重新根植于历史(re-rootinginhistory)•历史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也没有终结•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叙事：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史分析，希望“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阿里吉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以内在的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为主导，不是通过剥夺下层民众和社会公共财产来积累，主要依靠动员人力资源而不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且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民众参与，也就是大众民主，来制定政策。相对于西方世界曾经赖以发达的方式而言，这是一条从社会的角度更加公正，从生态的角度也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有必要全面检视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中国新闻制度形成的历史（包括“软实力”/“外宣”的历史！）——不能割断中国新闻传播历史来做研究–中国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当下社会抗争的历史延续性问题–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中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重庆卫视改革是否正是逼迫我们重新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遗产？）•历史的发展往往充满了挫折与反复。在理论上，共产党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媒体制度许诺体现的是一种超越资产阶级特殊阶级利益的公共性，也即无产阶级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不仅包含了工人、农民、妇女等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主体性，而且包括了中国作为一个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今天，我们有些学者在希望推进媒体改革和重新构建媒体“公共性”的过程中，不仅忽略了“公共领域”与独立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简单地把“民主”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相对立，而且避而不谈公共性与阶级代表性的辩证历史关系，进而在对中国媒体的无产阶级公共性宣称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同时，把哈贝马斯明言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当作理想来追求，有意无意把这个公共领域前面的定语“资产阶级”去掉了，仿佛这个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的媒体人和他们所赋予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多包括他们所认同的、而且被认为是中国民主主体的“中产阶级”。（3）重新嵌入社会（Re-embeddinginthesocialterrain）•基于波兰尼的理论：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market）的社会工程不仅是乌托邦的，而且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秩序的推进注定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波兰尼把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秩序的扩展和人类为避免这一秩序的扩展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所做的努力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称为“双向运动”(doublemovement)。•王绍光：“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他写道：“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一味追求GDP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人们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让千千万万的人痛感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在他们看来,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负担过于沉重,难以忍受。在这个背景下,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这就启动了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见《传播与社会》37-38）•重庆的改革虽然自上而下，但是否有相对于极端市场化的“反向运动”的含义？•唱“红歌”运动是否有下层社会基础？（4）重新定义主体（RedefiningAgency）•“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天然社会基础吗•重视劳工和农民作为社会传播主体的研究–回到“主体中国”的问题《新青年》1920年“劳动节纪念专号”写道：20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主人的地位（转引自王维佳2009：2）。-而在我们的传播中，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和被中产阶级同情的“他者”（5）重新关注意义和社区（ReengagewithMeaningandCommunity通过传播学术重新思想解放，走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批判研究的道路——如果政治经济学侧重哈贝马斯所论的“制度世界”（systemworld)问题，那么，文化研究则侧重“生活世界”(lifeworld)问题，即认同、情感、意义和日常实践问题：为什么“红歌”成为最抹不去的“革命遗产？”如何理解音乐作为一种传播？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太强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t)和认知主义(cognitivist)偏颇？“唱红歌”这种文化传播实践有什么“群社”意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和汉学家赵文词（R.Madsen）所讨论的那样，“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些社会理论概念不仅意指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类型，也应包含在更宏观层面上对一种生活形式的描述•虽然一个完全建立在实用契约关系和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必然是不稳定的，但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却从未能解析现代市场与那些不知何故使其得以运转的前现代道德传统是如何调和的这个问题”(Madsen,1993:188)•这一观点的理论意义：超越简单化的“现代/传统”对立和线性历史观在更高和更广的层次上重构“公共领域”•不仅中国需要民主化和重构媒体的公共性，西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更何况，这两个过程在同一世界体系内密切关联。那种认为西方已经达到了民主的境界，只有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有未竟的民主化事业的观点，只不过是线性时间观和特定的历史方向论，也即“历史终结论”的另一种表述。•在讨论“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这些概念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时，赵文词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并不一定非得与西方特定的一整套经济与政治结构结亲。它假设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与其说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必须变得像西方，毋宁说西方自己需要寻找振兴其公共领域的新途径。在现代（或后现代）条件下探索使公共领域制度化的新途径把中国和西方以一个共同的追求连结在一起”（转引自《传播与社会》，284页）•这一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用结构性思维替代线性思维•以上分析对如何看待当下西方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尝试是否有启发？从方法论角度，以上分析是否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偏颇，从而对“不是BBC就不是公共电视”这样的说法保持警惕？二、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1）媒体去商业化是“倒退”吗a)从地球生态和人类文化的宏观层面看，广告所依附和宣传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已面临深刻危机。想象一个与消费资本主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作为广告和消费主义文化主要载体，电视的去商业化对开拓人类文化新想象意义尤其重大。b)从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中观视野来分析，随着旨在通过使市场摆脱社会限制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以2008-2009年的危机告终，媒体的去商业化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引领波兰尼所论的重新把市场嵌入社会的“反向运动”的一个侧面2）不是BBC就不是公共电视吗？兼论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建设的问题：•BBC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广播电视体现——没有必要将其迷思化a)西方公共广播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过程是与压制以工人文化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