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罗马的发展研究

基督教在罗马的发展研究——读《罗马史研究入门》赵煜鑫14029011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历史学基地班【内容摘要】过去20年间，早期基督教发展史的研究方法在发生转变。在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一书中，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RodneyStark）引用社会学中分析模式的立论特别是动态人口模式、社会网络理论、宗教市场经济学理论等来解释基督教成功发展的“秘密”。斯达克强调要理解基督教的地位和影响，就必须对基督教徒的人数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画出动态曲线图。【关键词】罗马；基督教；历史人物。刘津瑜先生所著的这本《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全国第一本罗马史研究指南，全面，系统地概览了罗马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为罗马历史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入门导引。全书不仅包括罗马历史的概述、原始文献的介绍、学术史的概述以及对重点学术问题的分析，并且在附录中加入了关键词释义，工具书等各类学术资源的介绍，为我们想要研究罗马史的初学者提供路径与参考。其中，关于基督教在罗马的发展问题，本书较为具体地概述并指出了基督教在罗马的传播与生根。并且对于基督教与希腊—罗马传统宗教之间的较量的实质也做出了解释，此外，本书还从基督教教义、社会、思想、政治、古典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对基督教在罗马落户发展直至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影响做出了讲解。一、基督教合法化基督教在最开始并不是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最初信奉传统的氏族、家庭的神祗，反对异教，特别是反对基督教在帝国境内传播。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传入会否定罗马神，打破罗马氏族、家庭的神权统治，又加上犹太人基督徒本来就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随着基督教组织的不断扩大与发展，引起基督徒与当地人的种种矛盾，造成社会不安，威胁帝国的统治，导致罗马帝国对它的迫害与镇压。然而，为何到了后来基督教会仍然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呢？这就要说到当时基督教在罗马地区的情况来看了，据基督教会称，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当局曾对基督教进行过十次大的迫害，直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执政时，还连下4点指示：焚毁教堂；烧毁经书；禁止宗教集会、逮捕神职人员；处死不愿祭祖罗马神者。这是罗马史上对基督教徒规模最大的一次迫害。但罗马政府的残酷迫害不能阻止基督教的传播，甚至连戴克里先皇帝的妻子也信奉了基督教。罗马当局由于迫害政策未取得成效，同时统治者中有许多人了解到基督徒是顺民，应把基督徒与犹太人区别开，认识到基督教对帝国统治有益无害，故又对它采取了宽容与怀柔政策，变反对、迫害、镇压为保护、利用、控制。故基督教在长达两个多世纪中就发展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自身在罗马帝国地区的发展势力让帝国感到已经无法轻松将基督教扼杀掉，并且由于基督教自身的努力发展，让基督教自身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从戴克里先皇帝的妻子也信奉了基督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再加上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做出明显威胁罗马帝国统治的行为和思想观点，这就使得罗马的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这股宗教力量，使其态度从反对变为支持也可以说是利用。公元311年，罗马帝国西部地区领袖君士坦丁为利用基督教为其统治服务，与东部地区领袖李锡尼联合发布《宽容敕令》，准许基督教徒信教自由，不受歧视。这道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里程碑。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又共同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发还过去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会财产。这是罗马法律上第一次承认基督教会可拥有财产权。公元323年，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统一罗马帝国，发布宗教法令，进一步利用、扶植基督教，由政府拨给教会大片土地，由国家资助教会在各地兴建教堂，皇帝还把罗马的拉特兰宫赠给罗马主教作为官邸，政府官员主要由基督徒担任。此外，政府给予教会种种特权。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大力支持，受洗入教者激增，基督教得到了大发展。君士坦丁大帝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也不断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干预教会内部事务，协助教会解决争端，他不允许教会内部有与官方教会对立的“异端”派。为了对基督教进行全面控制，他把它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主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会议按照君士坦丁的意图制定了统一的宗教信条《尼西亚信经》，以统一思想，消除争端。会议强行通过《尼西亚信经》。尼西亚宗教会议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教会内部的神学争端，但却达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日的，即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基督教会逐渐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政治工具，使基督教准备成为帝国的国教。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的几代皇帝继续实行控制、利用基督教的政策，放弃了罗马神庙的“最高祭司”职务。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命令，废除一切旧有的宗教，关闭一切氏族神庙，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统治者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总是在支持与镇压之间相互变换，支持是因为支持宗教的发展可以加强巩固其帝国自身的统治，而反对也是因为宗教的发展不利于其统治的持续和巩固。这一点在世界各朝各代都是一样的。二、宗教对于政权统治的影响在一个宗教发展的开始阶段，必定伴随着镇压以及妥协，基督教在罗马刚刚发展的时候，就曾被统治者所镇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十大宗教迫害”，而造成罗马征服迫害基督教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的“偏狭性和攻击性”1。对此，基督教恰恰做的很好，在面对政府各种镇压迫害之后选择的是妥协，设法除掉自身让统治者担忧的要素。极力地朝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发展到最高峰，此后便渐趋没落，及至世纪末期，帝国社会上演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危机。原来的诸神（包括罗马帝国皇帝）已不再像过去具有威灵显赫的地位，以至必须寻找一个“兴旺”的宗教来鼓舞民心。由于基督教对犹太教义的超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可以从基督教中寻找到精神安慰。马克思分析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1郭长刚：《罗马帝国基督教政策深析——兼论基督教文化的本位主义特征》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2加上它在将近二百年的发展中，也努力摆脱自身的“反抗”气息，以求能够取得统治阶级的谅解和信仰。这段时间里，基督教会史上称为“护教士”的人竭力宣传帝国利益和基督教利益的一致性，一再表白拥戴皇帝，愿为帝国效劳，以阐述神学的形式向罗马帝国统治者频送秋波。就这样，基督教由一个饱受迫害的宗教逐渐为罗马帝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人所注意或信仰，并最终为君士坦丁大帝所利用。但是新的信仰并未能挽救一个帝国的颓亡，“国教”对基督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胜利，但对于罗马却是葬礼的开端。在古典奴隶制衰落和中世纪社会诞生的转折期里，基督教对古老秩序的破坏推波助澜，又构建起全新的秩序。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一些守旧的罗马贵族就将此归罪于罗马人皈依基督教而背弃原有宗教之举，矛头直接指向教会。被尊为四大拉丁教父之一的奥古斯丁以“预定论”来解释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人类始祖背叛了上帝以来，就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座城池，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注定同上帝永世长存，而世俗之城注定同魔鬼受苦。奥古斯丁不仅以纯神学的形式解释了罗马城的陷落是由于罗马人自身的罪孽造成的，还驳斥了异教徒的指责和种种不符合基督教原理的“异端邪说”，从而劝说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为了理解，人们若放弃尘世的追求，立意于灵性的超越，就会被上帝所拣选，蒙恩得救，进入上帝之城。”3正是在这样的宣传下，基督徒人数骤增，他们不关心现实生活，一味追求“天国”生活。这在无形中消磨了罗马人的意志。当时，罗马军队由于充斥着大量的基督徒而战斗力大减，基督教忍辱服从的信条使晚期帝国的罗马在对外战争中不免处处被动，这与先前罗马人崇奉战神阿波罗时所采取的主动出击策略形成了鲜明对照。爱德华·吉本写道：“基督教厌恶今世的事务，不下于厌恶今世的享乐，他们拒绝积极参加帝国的民事、行政或军事防卫。……要基督徒充当士兵、长官或国王的角色，而又不背弃一个更为神圣的责任，这是不可能的。”4不仅如此，随着罗马帝国皇帝对基督教政策的改变，教会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教会不仅获得丰厚的捐赠，还被赋予接受教徒遗产的无限权力，它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大量的土地，成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并且享有豁免权。这样教会土地越多，国家的税收也就越少，以至到帝国后期只有基督教会能够办慈善事业，而成了千百万下层群众的知音。同时，教会所拥有的土地、财产以及享有的经济特权，还吸引着世俗贵族。他们争先地恐后地皈依基督教，竟相捐赠财产，以图在教会中谋取神职。而神职人员的增多，反过来又加重了帝国的财政负担。在公元三世纪，有教区60个，平均每个教区有神职人员147人。过去认为，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是帝国的胜利，但实际上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累赘，它耗尽了帝国的财富，严重破坏了帝国的经济基础。从公元四世纪中叶起，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起义的烽火几乎燃遍了帝国全境。与此同时，蛮族成群迁徙并大举进攻罗马，他们彼此呼应，或汇合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罗马奴隶制帝国。面对这种情况，作为罗马帝国统治者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当然也无回天之力。更何况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以基督教“异端”派别形式出现的人民起义也不断在许多地区点燃战火，从而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如五世纪初，同基督教多纳图斯派有“血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第19卷，第334～335页3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4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缘”关系的北非阿哥尼斯特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从正统的基督教会来看，它是基督教的异端运动。起义以努米底亚为中心，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的阿非利加行省，最后在公元418至420年间遭到残酷镇压。后来汪达尔人由西班牙进入北非时，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与他们联合起来发动起义，结束了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传播，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它被定为国教，不仅没有起到巩固罗马帝国的作用，而且相反地以合法的身份客观上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崩溃。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兴盛，罗马帝国才如此迅速地遭到瓦解。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征服了罗马世界帝国”，基督教秩序取代了罗马秩序。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态度的游离变化，首先取决于宗教自身力量的大小其次再是宗教给统治者带来的利弊大小。宗教对于政权是一柄双刃剑，将宗教的力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宗教会给予政权一定的促进巩固作用，例如英国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并通过一些重要法案，容许自己另娶，并将当时英国主教立为英国国教会大主教，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并解散修道院，使英国王室的权力因此达到顶峰。然而，一旦宗教的力量突破了这个底线，那就会对国家统治起阻碍作用，德国皇帝为了恢复大一统的帝国，企图染指意大利，教会是普世性的，符合皇帝的构想；便寻求教会的支持。但是在经济上，教会是德意志最大的封建主，占据了全德三分之一的土地，许多高级教士本身就是拥有领地的封建贵族。教皇利用德意志的分裂和软弱，加强了对德意志的掠夺。这一时期德意志的白银产量很高，罗马教廷每年从德意志搜刮的财富达30万古尔登（货币单位），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每年税收额的20倍。德意志也成了被教会榨取最严重的地区，素有“教皇的乳牛”之称。宗教的力量假如超过限度，对于政权对国家统治的危害极大。政权对于宗教的控制决定了最终宗教对于政权的影响作用。三、关于“异教复兴”争议所引出的相关问题书中除了关于基督教发展的变迁以及其对罗马政权发展的关系的叙述之外，还阐述了在20世纪初以来，4世纪时一度存在的“异教复兴”理论。作者在本书中通过阿兰·卡梅隆出版汇集的《罗马最后的异教徒》，引述了卡梅隆的核心论点：在帝国西部并不存在所谓的异教复兴。书中他通过推敲史料，得出学者常用来支持“异教复兴”理论的证据都不能成立。以牛血为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