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术研究方法述评

鲁迅学术研究方法述评李沛（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河南信阳464000）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不但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文学创作者，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研究者，其在不同的学术专著或单篇研究论文中，显示出独特的学术个性和研究品格，为后来不同时代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也树立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典型范例。关键词：鲁迅；文学史观；研究方法；学术个性LuXunAcademicResearchMethodsLipei（HuaruiInstituteof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Henan464000）Abstract:Inthe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LuXunisnotonlyanoutstandingliterarycreators,andisaveryimportantliteraryscholarsindifferentacademicmonographorasingleresearchpapers,showingtheuniquepersonalityoftheacademicandresearchcharacter,providearareandvaluableexperienceforthesubsequenteraresearchers,butalsosetatypicalexampleofanacademicresearch.Keywords:LuXun;literaryhistory;researchmethods;academicpersonality五四时期前后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学术史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出现了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等一大批大师级的著名学者。其中，在当今文学研究者的印象中，鲁迅是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固有身份进入我们的有限视野之中的。严家炎先生曾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具有了“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美称。因此，鲁迅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镇。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共发表鲁迅研究方面的论文、文章三千九百余篇，出版关于鲁迅的专著、论文集、传记及其他读物七十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5年，共发表关于鲁迅的论文、文章四千一百余篇，出版关于鲁迅的专著、论文集、传记及其他读物一百一十九部。目前，还没有“文革”结束之后至今比较精确的统计数据，据笔者估计，这二十多年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论文在一万四千篇以上，出版有关的专著、论文集、传记及其他读物六百多部。由此可见，在当今学术界，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熠熠生辉地存在着。事实上，鲁迅除了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其在学术研究层面的贡献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比如，他在其力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一系列专著以及个别单篇研究论文之中，显示出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独特的学术品格。因此，作为一位著名的学术研究者，鲁迅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就十分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众所周知，“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中国的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重视，也不能与诗文同登大雅之堂。因此，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中，“小说”一直处于非常卑微和尴尬的境地。在这一特殊的文化氛围之中，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也有之，然其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与小说仍不详。”[2]据有关专业人士统计，在我们现在有稽可查的资料文献中，外国人所作中国文学史中，最早有英国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901年版）、德国葛鲁贝《中国文学史》（1902年版）。中国人所作者中，先后出现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年版）、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版）等人的开创性著作，其中，林著排斥小说，谢著全书63章，仅有四个章节论及小说。之后，鲁迅凭借着扎实的学术功力、非凡的学术气魄、独特的学术眼光，开拓性地写出了巨著《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运用考据、考证、归纳的研究方法，钩玄提要，稽查探微，追根溯源，从小说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中，寻找可资依靠的文学史发展线索。实际上，中国古代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与传说，从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唐传奇、到宋元拟话本，从明之神魔小说到清之讽刺、狭邪、谴责、人情小说等，小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流变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各种变异和转化。鲁迅紧紧围绕着小说这一独特文体，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中，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梳理出其在各个朝代发展的清晰脉络，总结出小说文体的一系列详细特点和艺术特质，采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文学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论证和阐释，论从史出，建构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大致线索，鲁迅治文学史的基本方法路径，无疑给后来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小说史略》也就顺利成章地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界的第一部专著而受人热捧。我们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以及小说史写作，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赵景琛的《中国文学史新编》、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田仲济《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等，都或多或少地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早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经典参考资料。倘若回顾一下鲁迅的整个学术研究发展历程，我们会惊人地发现，其对汉魏六朝时代的思想文化情有独钟，而且造诣颇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转折和变异。汉代又是中国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逐渐趋于奠基的关键时间，儒家思想诸多的核心部分都是在此期间慢慢形成的。后来，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从汉代的统治术中借鉴各种经验。尽管此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已经和先秦时期迥然不同，但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各个领域却逐渐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因此，汉代也就成为后来诸多文学研究者非常瞩目的一块关键领地。这无疑对于学者的鲁迅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诱惑。紧接着，鲁迅先生集自己前期之积累，详细地理清了汉代文学发展的复杂线索，以真实可靠的史料，具体地描绘出了汉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流程，非常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的文学史发展脉络，这就是后来的《汉文学史纲要》的成书出版，实乃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史著作。在这本著作之中，鲁迅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详细地考辨了“文字”到“文章”的内涵外延。然后，以此为根本出发点和中心点，从知人论世的独特研究角度，运用对比分析的学术研究手法，对汉代的经典性作家和前代较为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比较，总结出汉代作家作品区别于前代的各种思想艺术特征，进而突出汉代文学发展的独特魅力之所在。《汉文学史纲要》作为汉代文学发展的一种高度概括性的专著，非常系统地概述了汉代文学发展的具体流变过程、脉络线索、艺术特色等，无疑对后来研究汉代文学的研究者树立了一个绝好的典范，其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除了其系列专著之外，鲁迅在个别的单篇研究论文中也非常明显地凸显出了深厚的学术修养，同时也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在《鲁迅大全集》中的《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诸多文章中，鲁迅运用一系列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来具体阐释问题，有效地借鉴清代朴学和乾嘉学派诸多学者做学问的方法，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而且广泛地汲取章太炎先生著书立说的基本经验，运用大量的史料进行详细论证。比如，在《古小说钩沉序》、《嵇康集序》、《会稽郡故书集》、《唐宋传奇集序》等一系列文章之中，鲁迅也得以“以小见大”，运用文学史家的独特眼光来分析问题，这是其治学方法的闪光点之所在。不仅如此，鲁迅在早期的单篇系列论文中，也非常鲜明地呈现出了宽阔的研究视野、科学的学术见地、丰富的治学经验。比如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科学史教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所谓杂文中就有此种体现。我们可以说，鲁迅先生的眼光是独到而深邃的，具有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批判的犀利和刻毒的典型特点。此时，我们以《摩罗诗力说》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例来说明之。前者是鲁迅先生1907年所作，1908年2月和3月以“令飞”的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后由作者收入1926年出版的杂文集《坟》中。《河南》月刊是当时中国的日本留学生于1907年冬创办的一个反清爱国的革命刊物。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当时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同学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杂志，来提倡文艺运动，目的是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状态，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后因人力物力缺乏，《新生》刊物无法创办，故他把原为刊物撰写的五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破恶声论》投寄《河南》月刊发表了。其中《摩罗诗力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早年的文艺思想及美学观点。《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为当时我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应时而作的。它猛烈地批判了旧传统、旧文化，抨击了洋务派、维新派和复古派。《摩罗诗力说》是“五四”运动思想启蒙时期的重要巨作，是揭露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檄文，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文中的科学性、战斗性和抒情性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认识水平上来讲，《摩罗诗力说》无疑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水平较高的作品之一，这可以从晚清的有关报刊、文集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中得到印证。因此，要想了解鲁迅先生如何洋为中用，对旧传统、旧文化为代表的孔孟之道进行深刻批判，以及鲁迅先生为何要以介绍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歌流派来作为反封建的武器，鼓吹“恶魔诗人”、“反抗诗人”、“复仇诗人”和“爱国诗人”的精神，大胆提出冲破禁区、扫荡迷信，大力宣扬救国救民、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摩罗诗力说》可以说就是一篇绕不过的存在。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演讲稿，运用现代浅易的白话文，层层深入，娓娓道来，其中在谈到“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之时，原来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好像已经成为定论，但是鲁迅先生却另辟蹊径，敢于对已有结论提出质疑。“他根据当时人所谓“崇奉礼教”，其实是借以自利，进而抛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这就是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既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潜意识里）却是一种爱之过深的表现。”[3]通过上面的具体分析论证，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之所以敢于冲破固有的传统观点，坚持己见，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先生具有深厚的知识积累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区别于一般大众的独特思维方式，体现出一种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学术研究方法：运用逆向思维，敢于质疑，打破固有成见，进而得出一种新观点、新结论，这无疑也是推动学术事业前进的一种有效方法。总而言之，鲁迅先生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他在广泛汲取前代学者治学经验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非常实用有效学术研究方法，而且取得了一系列非常可喜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既是一名杰出的文学创造者，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研究者的佳话。当然，由于时代历史的客观局限性，他的部分学术研究方法可能在当今已经不再流行，但是，鲁迅为中国文学史以及学术史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为后人树立了一只不可企及的标杆。参考文献：[1]严家炎：《呐喊与彷徨的历史地位》，《世纪的定音》[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作者简介：李沛（1983—），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