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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1912-1949民国大学印象之总印象名校林立,人才济济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一提起民国教育,可能所有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般的大师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高洁的不食人间烟火,仿佛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民国前高等教育状况1909年,中国总共创办了3所大学(有学生749名),24所省立大学(学生4203人)和101所专业学院。在地区分布上,这些高校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而黑龙江、新疆、贵州和广西等内陆省份只有一些小型的政法学院,连一所大学也没有。1911年以前,只有少数教会学校的办学水平达到了大学标准。中国早期10所大学发展概要教会学校1、澳门圣保禄学院1594—1762天主教耶稣会澳门圣保禄学院是一所西式大学。2、之江大学1845——1952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之江文理学院3、圣约翰大学1879—1952美国圣公会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4、岭南大学1888—1952美国基督教格致书院——私立岭南大学国立大学5、武汉大学1893年国立自强学堂——国立武汉大学6、北洋大学1895年国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7、交通大学1896年国立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8、浙江大学1897年国立求是书院—浙江大学9、北京大学1898年国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10、清华大学1911年国立清华学堂—清华大学民国大学发展主要阶段第一个时期(1912-1927)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第二个时期(1927-1937)史称“黄金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达到顶峰,出现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第三个时期(1937-1949)中国大学面临严峻的考验,在程度上,战争为真正中国化的现代大学体制奠定了地理和文化上的基础。第一个时期(1912-1927)至1915年,有人问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无言以对。1921年,北大校长、原教育总长蔡元培在纵论中国大学时说:北洋、山西、东南等3所国立大学“幼稚程度可以想见⋯⋯量较大者,唯一北京大学⋯⋯独立承担全国教育”。可仅仅四五年后,蔡氏却说:东南、武昌、清华、广州诸大学,“都有了很好的开端。”第一个时期(1912-1927)1、教育部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确定了大学教育在我国教育中的合法地位。2、制定了新的学制,将大学教育列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确定了高等教育的分层体系。1912《癸卯学制》1922《壬子学制》3、明确了大学的办学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彻底摒弃了封建教育的宗旨,引入了西方教育的学科设置和教学方法。这些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分工,“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分预科、本科两级。预科分文、理、医三类,本科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科。专科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美术、音乐、商船等专门学校。不得不说的人和事:蔡元培和北大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作为一名革命家,以一名翰林的身份投身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仅此一人。作为一名教育家,以领导好一所大学进而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仅此一人。作为一名文化人,在100周年诞辰之际,被联合国冠以“世界文化名人”称号的,在中国现代文化人中,仅此一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蔡元培的主要贡献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1917年以前的北大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蔡元培与北大改革1.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2.教授治校,民主管理3.改变学生的观念4.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5.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6.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是研究高等学术之圣地,并非养成官僚之所。要发展学术,没有自由思想的环境是不行的,被禁锢的思想不会有创造力。因此他对各种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倘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蔡元培一直希望教育独立,脱离政治,他最不能容忍官僚政客对教育的百般干扰,甚至不惜辞职以抗争。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说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表示:“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次愤而辞职,次日在《晨报》上刊发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蔡元培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共在任十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五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有人曾做过统计,说蔡元培一生辞职了24次。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出任北大校长第一年,蔡元培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构了颇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改变学生的观念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对学生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要整顿北大的陈腐陋习,蔡元培认为“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陈独秀对于蔡先生改造旧北大、建构新北大的伟业,陈平原教授有过这样的解释:“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之挥洒自如。”这一阶段大学的问题1、院校设置过与地理布局问题1917年颁布的《修正大学令》允许单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1922年的壬戌学制重申这一规定,于是新的大学纷纷设立,并引起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一时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兴旺时期之股份公司”以1931年为例,全国共计专科以上学校103所,北部平、津、冀、晋、鲁各省市共计32所,东部京、沪、苏、浙、赣、豫、湘共计11所,东南、西南地区共计15所,广大的西北、东北地区仅4所,而热河、绥远、陕西等10个省竟无一所专科以上学校。面积远远小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北部、中部和东部共达84所,占全部专科以上学校的82%。这些高等院校又主要集中在某些大城市。其中上海24所,北京15所,广州8所。仅这三座大城市就集中了全部专科以上学校的近一半。2、专业结构与课程设置问题1930年,文类(文、法、商、教)学生达17,000人,而实类(理、农、工、医)学生仅7,000人,文类学生占总数的71%,而实类学生还不到30%。课程设置“西化”严重,不切合中国实情。如哲学系讲康德、黑格尔多,庄子王阳明少;讲中国外交史的奉英国人Morse的《中华帝国外交史》为权威;政治系中,设有“欧美比较政府”,甚至“美国最高法院宪法判决例”,却没有“中国政府”。3.教学经费问题1919年前,教育经费还能“勉强维持”,此后,则开始“陆续积欠”,甚至连北洋政府教育部也曾因欠薪而停止办公,进而酿成1923年4月“教育部部员且并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合向教育部长索薪”的怪事。第二个时期(1912-1927)(一)平衡院校设置,统制私立学校平衡院校设置主要表现为加强政府对各类院校的宏观控制。为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学校的统制,将教会大学纳入国家的教育行政体系之内,同时注意院校的地理布局。192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严格大学设立程序,提高大学标准,规定“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规定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这就改变了过去高等学校研究所下分大学与专科两级的局面,改设大学、独立学校和专科学校三级,使高教体制更趋科学。(二)调整院系结构,提倡实用科学以1934年为例,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哲学、教育学系被裁撤,国文、史地两系合并,商学院与法学院合并;清华大学:法律系被裁撤;北平师大:社会系被裁撤;暨南大学:教育学系、法学院被裁撤;河南大学:社会学系停止招生,土木工程系被裁撤;四川大学:教育学院被裁撤;河北商学院:全部停止招生。(三)提高学生素质,推进学术研究。国民政府曾颁布一系列法令限制高校学生入学资格。规定必须在公立或已立案的私立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才可升入大学和独立学院,并且不招收同等学历学生,专科学校尽管允许招收同等学历学生,但各校录取名额被限定为录取总数的1/5。国民政府确立了严明的高等学校考试制度,第一次形成了包括入学考试、学期考试、毕业考试及学位考试的完整体系,并特别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检测。(四)改革行政制度,保障教
本文标题: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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