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参考资料2

1当前对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就是加强社会管理，把外来流动人口管起来，把几亿网民、手机用户管起来，把特殊人群管起来；有人更认为就是加强社会控制。这里要防止进入两个误区：一是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社会危机管理和社会问题管理；二是把社会管理当作政治控制，不承认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社会自治逻辑。社会管理创新的真实涵义，应当是在深化改革的精神统领下，创建社会管理新格局，还权力以规范，要求国家以法律力量和行政力量给社会一个自治管理秩序，让社会在常态下按照自己日常规范进行自我管理；在非常态情况下，也可以用组织力量自我控制，降低国家运行成本和管理代价。这是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就是深化社会体制的改革与建设。我对社会管理创新有以下十点思考：第一，我国长期的小农经济，挤压了社会空间，因此今天提倡社会管理创新，首先一个前提是还社会一个空间。中国自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2000多年的社会，一直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只有国与家两极，缺少社会空间，所以儒家历来只提倡忠与孝观念。这与欧洲国家不同，他们在中世纪封建统治下，有农村公社组织，有集体交往的社会空间。所以，资产阶级一起来，就出现市民社会，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有大量论述。西方市民社会偏重于保护私有产权、人权，成为与公权力相对的私人领域。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公权力实施全能主义治理，统包揽办社会事务，公民全变成“单位人”被管起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生长出社会空间。第二，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管理模式。根据政府与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世界上的国家存在三种不同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模式，政府在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协调和服务，并在提供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处于协同配合的地位，他治他律比自治自律更重要，强制秩序比自发秩序更普遍，政府是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我国目前提倡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新格局，就属于这种模式。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第二种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合作管理。社会领域三大部门即公权力、社会组织、企业形成各自独立的力量，成为社会管理基本主体，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在社会管理中责任共担，资源共享，彼此之间有分工，又有协作与协商。这是欧美一些国家良政善治者所追求的社会管理模式。第三种是社会主导、政府协助的模式，社会生活中社会自治优于政府管理，自治秩序优于强制秩序，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欧美主要国家早期阶段社会管理大都采用这种模式。二战后进入福利国家时期，政府开始发挥主导地位和作用。但随着近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又逐步转向良政善治者所提倡的那种社会管理模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世界社会管理潮流。第三，我国领导人在社会管理统包统揽时期，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了，但是只有到今天才有条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讲到社会管理问题：“社会这个东西，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是违背不得的，它老大得很，不管什么主义管它，一概不理。要是违背了它的发展规律，是要受惩罚的。我们把制度和方法，总死死捆在一起。比如，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坚持，这是对的。但我们共产党办事很蠢，把老百姓百分之八十都包起来，只让他们自己搞百分之二十，结果是包而办不好。我看要把它倒过去。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事都由他们自己来办，我们只包百分之二十就好办了。”毛主席敏锐地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管理问题，提出社会2管理有其自身规律，不以社会制度为转移，这是很有见识的。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2004年左右，配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劳动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形成劳动力市场；并进行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体制的改革；城乡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另一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建设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明确提出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此，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任务，摆到重要议程上来。第四，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七大变化，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七个方面：1.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社区变了；2.冲破户籍限制，人口流动了，2亿农民工流动大军反映我国大规模就业的不稳定现象；3.就业体制变了，从包分配到自找职业，找关系、背景、后台，成绩好坏与能力强弱变得不确定了；4.住房体制变了，有的成房产主，有的成房奴，有的成买不起住房的愤青；5.社会组织变了，过去靠人民团体，现在要靠民间社会组织了；6.公共舆论空间变了，过去靠主流媒体，现在有新媒体、自媒体，成网络社会了；7.最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变了，形成三大社会主体——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由政企分开形成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创造财富的企业系统；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民间组织与非赢利组织涌现，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开始产生。各类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迅速增加，专职人员540万人，兼职人员500多万人，注册志愿者2500多万人。他们在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民间组织的认识，从原先的否定、怀疑为主，转变为肯定和支持为主，但偏见依然存在，特别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这种观念挥之不去。所以目前总体说，我们对社会组织还是制约大于鼓励，有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备。这种现状是不利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第五，目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各级公共财政投入社会建设偏少，对农村地区投入更少，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滞后，明显有失公平；2.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公共参与渠道不多，难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3.政府不习惯借助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共同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4.政府部门与事业单位中介组织不分，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组织不分，导致事业单位行政化、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社会事业和社会自治健康发展；5.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重心失衡，重管制轻服务，重审批轻监督，重惩罚轻教化，重形式轻实质，手段单一，政出多门，直接影响社会管理效果；6.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简单，习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往往容易激化矛盾；7.政府社会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管理成本过高，效率较低；8.专门的社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严重缺乏。3第六，当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意义。首先，社会管理创新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要消除公民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社会障碍，如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安全保障、平等机会、选择自由，从而增进公民的自由、权利和福利，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其次，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管理是为解决市场失灵而产生，通过提供各种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使市场竞争中的弱势人群、边缘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得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要。其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社会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实行转移支付，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减少利益冲突。同时鼓励发展慈善事业，使高收入人群通过慈善捐赠、义工等方式奉献爱心，关心帮助困难群体，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化解社会对立情绪。我们一定要以战略眼光来看待社会管理创新的深远意义，不能只把它看作是应对目前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第七，社会管理创新的正确努力方向。各地应当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积极的探索、实验，但正确努力的方向应当有个统一的遵循准则。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1.社会管理主体：由国家唯一主体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元主体协同管理方向努力；2.社会管理方式：从命令与服从单向度的管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3.社会管理重点：从行政管制为主转向以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4.社会管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市场机制、社会自助互助等多种手段；5.社会管理资源：由政府单一主体投入，走向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6.社会管理秩序：从纯强制性秩序转为强制性秩序与自治自律性秩序并重；7.社会管理的权力配置：从政府集权管理转向给社会放权和为公民增权；8.社会政策制定：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第八，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制度、体制的重建。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强调政企分离、政资分离、政事分离、政社分离。这四大分离的对象，都是社会空间。分离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收缩，社会空间的扩大，也意味着政府不再包办社会一切，社会问题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商解决，这才叫“社会管理”或“基层自治与政府管理的互动”。这里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哪些社会组织合法，哪些是潜在的反对者，哪些是需要依靠的社会对象和群众基础，这需要在实践中按法律秩序进行鉴别。现在的社会组织与原来的群众团体准行政性组织大不相同，所以要把社会组织纳入法律秩序，依法培育成长。而群众团体需要去行政化，真正代表社会民众，不要成为权力依附性组织。要积极培育公民意识与自律精神，从制度层面建构一个妥协与商谈的行为体系。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制度，这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途径。与之相配合需要建立信息获取机制——保证公众知情权，即有阅览卷宗、参与听证等的权利，让公众及时了解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决策，在第一时间就能保护自身权益；利益凝聚机制——以一定组织形式为载体，把公众中分散的、散射的要求凝聚和提炼出来，达到提供政府决策的层次；诉求表达机制——让公众有利益表达的渠道和环节，如以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向公众提供表达机会，还要设置相关制度使利4益各方通过大众媒体等方式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施加压力机制——当今利益分化，有了强势与弱势之分，强势群体拥有资源多，为自己争利益的手段也多，而弱势群体必须有特殊的施加压力机制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对这种施加压力机制需要法律法治加以规范；利益协商机制——在利益诉求明确基础上，矛盾各方按法律渠道和程序进行对话与谈判协商，公平有效地自行解决利益纠纷，政府无需事事介入，既减少行政精力，又节约社会成本，目前亟需建立和完善的是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在矛盾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第三方的调解和仲裁必不可免，这时民间仲裁组织可以介入做调解工作，如果调解仲裁不成，政府和司法机构就担任最后仲裁角色，这是矛盾终止机制，就像法院的终审判决一样。第九，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网络平台、舆论监督，要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促进官民沟通，凝聚共识。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媒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舞台和推手。推动网络舆情监测、突发事件应对、公共关系管理乃至微博使用，都成为各级党政官员的必修课。互联网等于给官员头顶安装了“摄像头”，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引入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各级领导要自觉做党和政府与网民沟通的桥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关注的是社会当下的稳定，倾向于采取强制措施，封堵不良信息乃至所有负面议论，往往强行消除网上的杂音。意识形态的思维，强调官民互动，占据舆论的主导权，用信息开放对付似是而非的流言和不负责任的谣言，用细致的思想工作来说服民众，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正确思路。统一战线的思维，是积极沟通、团结“新意见阶层”，打破官民之间厚厚的精神之墙，推动体制改革，使党政领导变得更敏感、更体贴、更有人情味，遇事也更有担当。党政领导的“媒介素养”，应当把上述的“稳定”思维与意识形态思维和统一战线的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并且正确地、建设性地运用大众传播资源，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社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