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

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张志安2010年，被新闻传播学界、业界称为“微博元年”，简短文本（140个字）、即时发布（与手机联网）、裂变式传播（点-面-面）、自媒体（大众传播）、去中心化（草根与精英均可表达）等传播特征，加上新浪、腾讯等商业网站的推广运营，使中国的微博用户数量迅猛增长。截至去年10月，微博访问用户规模已达到12521.7万人①。今年2月5日，腾讯网宣布其微博注册用户突破1亿②。作为社会性媒体（socialmedia），微博和Twitter的技术特征、传播机制基本一致，但其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运用和功能却中外有别。Twitter在美国，主要是社交平台，微博在中国，则更具有新闻传播、社会动员的功能。尤其当一些关乎社会问题、官民冲突、权力腐败的公共事件发生时，由于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较慢、报道空间受限，当事人、目击者以及新闻从业者更有意识地利用微博的裂变式传播效应，以发文、转帖、关注的围观力量进行传播和动员。由此，微博在当下更具有应对管制的突破意义和社会参与的抗争意义。无疑，微博对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已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投身其中。据2010年10～11月对中国记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503份有效问卷中，47.7%的记者表示“经常使用”微博，超过60%的记者曾经通过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线索或采访对象完成选题报道，“最常使用的中文微博平台”排序分别是新浪、腾讯、搜狐和网易。社会性媒体将如何改变传统的新闻生产？新闻从业者在线索获取、报道机制、行业互动等方面将产生怎样的变化？如何把握这些变化背后的内在规律和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本文主要以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浙江乐清钱云会被碾致死事件等为个案，采用案例研究、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法，从动态生产过程来考察微博对调查性报道实践的影响。以此为视角，应该对把握社会性媒体给传统新闻生产带来的变革有所启示。一、消息来源：从筛选、疏离、线人报料转向定制、接近、主动求援日常的新闻生产中，“新闻爆料/同行交流，访问门户网站/行业网站，以及使用搜索引擎是中国记者工作中获取新闻选题线索最主要的渠道……但是百科、BBS、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渠道大大拓宽了记者获取工作信息的来源。”%比较而言，跑线记者会比较多地从政府、企业等获取线索，社会记者多从单位的新闻热线拿到线索，而调查性记者的线索获取除知情人报料外，正越来越依赖网络载体，除浏览BBS论坛（门户网站社区、天涯、猫扑等）、使用QQ群（小刀、蓝衣、深度报道联盟等）外，浏览微博正成为多数调查记者的习惯。据笔者粗略统计，国内调查性记者约350人左右，仅在新浪微博注册的就有约200名，且多数发帖、讨论都十分踊跃。由于调查性报道涉及侵犯公共利益的题材，有被遮蔽的真相，因而从微博上获取的消息来源主要有两类：1.普通公众的线索报料。多为弱势群体发出的求助，往往信息量大、题材重复，且利益诉求明显、材料有选择性，需要甄别和证实。笔者年初曾收到一封普通百姓邮寄的求助信，遂将内容改编成微博发布，引起一些调查性记者的关注，索要报料人联系方式。@张志安：收到一封挂号求助信，来自江苏雎宁，内容：一位农民青年，“卖（买）回一辆摩托车骑回家，当晚途径宿迁被一名警务人员追赶”，青年“撞墙致死”。警方“拒绝亲属看沿途监控录像的正当要求，故意拖延时间待删除之后才让看”，结果跟线路有关的探头“都因各种原因没有信号”。我非记者，有记者有兴趣么？（2011-1-7，23:38）2.事件当事人的微博发布。草根或精英，普通公众、热心网友或政府部门，往往跟公共事件密切相关，他们发布的微博基本上是一手信息、原始素材，若引起强烈关注后，其微博实质上已成“自媒体”。调查性记者往往可以由此把握事件最新进展、接近核心信源。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后，在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的帮助下，钟家小女儿钟如九第一时间在新浪开博，之后连续报道其遭遇，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其微博粉丝很快突破3万，所发微博往往有数百次“转发”和“评论”。与此相似，一些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的知名网友发布的消息，也往往能够引起调查性记者的关注和支持。如2010年12月23日，“北京厨子”发布微博，请大家关注甘肃古浪被确诊患尘肺病矿工的维权事件。“极短的时间内，这条‘艰难的求援’被转发了4282次，有超过1000条回复表示支持”，他则继续开始救助之旅，并在微博上直播事件进展&。与传统新闻生产中获取报道题材、寻找采访对象的方式不同，微博作为消息来源的功能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首先，线索的随机筛选可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跟踪定制。微博的“关注”功能可以让调查记者对比较专业的报料人进行信息定制，相对高效地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择优阅读；“热门话题”功能，则由网站数据库系统根据关注热度对值得关注的热门事件或话题自动排序，使调查记者不会轻易错过任何一起重要的“新媒体事件”'。王克勤、邓飞这样的名记者，掌握的报道线索非常丰富，过去主要在QQ群中与同行分享，现在更多在微博中发布，对这些调查性记者的微博进行“关注”，基本上不会错过重大题材。而一旦公共事件发生后，如果利益相关者开设微博，其发出的声音本就是重要的事实信息，立即“关注”就能随时随地掌控。由此，获取线索的效率将比以往有很大的提升。其次，记者与关键消息来源的距离缩短，由疏离、陌生变为接近、熟知。由于微博发布技术门槛低、发布主体去中心化，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名人或普通人都能在报道聚焦时期成为“焦点人物”，调查性记者可以即时掌握其动态，还可以用跟帖、转发或私信方式与其公开交流或私下联系，这样，记者与关键消息源有了几乎“零距离”的接触。除“宜黄事件”钟如九的微博外，“钱云会事件”中，发起公民调查团的学者于建嵘、媒体人笑蜀、网友王小山等均通过微博及时公布调查过程和结果，中国政法大学吴法天、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还各自从专业角度对乐清事件进行分析和激辩。南都周刊编委沈亚川认为，微博可以帮助调查性记者“随时锁定信息源，随时找到专家，跟信息源零距离”(。笔者曾在一篇旧文中指出)：“当你在用微博或Twitter写作时，你的瞬间欢娱、刹那颓丧、即刻感悟和生命轨迹，已经被复制和再现，‘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也由此模糊，媒体也将实质性地成为人的延伸。”如果受访对象开设微博时间较长或使用活跃，仔细阅读其微博，还能快速从“陌生人”变成“熟人”，因为微博的个性表达往往能够透露其性格特点，特别是瞬间情绪和心灵感悟。细心的记者会由此进行观察、揣摩，从而把握消息来源的特征，找到采访的切入角度。再次，记者获取线索除线人报料外，还可以主动求援、广泛搜寻知情人士。微博出现之前，博客、论坛已被一些有主动意识的调查性记者运用，耗费长时间浏览、寻找线人报料之外，还会主动公布报道选题、计划，向知情人士发出邀请、主动求援。2006年《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汉芯造假案”时，记者杨琳桦发出第一篇报道后，由于找不到新的知情人士而陷入短暂僵局，这时，她把个人博客改造成主动求援的平台：贴出报道原文，公布联系方式，呼吁知情人与她联系。不久，博客浏览量快速增长，内容被大量转帖到天涯、未名空间等论坛，通过博客主动联系她的知情者也为后续采访突破提供了重要帮助*。依托庞大的用户群、浏览量和超强的公众参与性和互动性，调查性记者借助微博进行“主动求援”的效果更佳。2010年11月，记者邓飞获悉春城晚报记者黄兴能在跟踪调查宣威市癌症村，拍下数百张照片，但原因还没有定论。当晚，他在微博上贴出数张照片，并发出信息，称“宣威市一些乡村肺癌高发，但至今真相不明朗，我们将去调查肺癌高发谜团”。次日清晨，这些微博获得数百次转发、评论和私信：环保组织的人士愿意一起关注、跟进；学环保的大学生提供了美国国家环保局从遗传基因角度做的调查论文；散布在外地的当地人批评说元凶是工业污染，还列举了所有知晓的电厂、化工厂、焦煤厂和冶炼厂等；一位当地官员在私信中透露主要是当地功利性发展工业导致的结果……微博的“主动求援”让记者获得了广泛而有价值的信源。+二、报道机制：从记者主导、单次刊发转向公众参与、循环报道传统调查性报道的生产机制主要有这些特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依照媒介定位、组织文化和编辑方针选择题材，由记者耗费较长时间进行独立调查，最后在媒体刊发。一般情况，若非连续的跟踪报道，记者发挥着主导作用，生产过程是单次性的、相对封闭的。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的兴起，正开始深刻改变这种报道机制，让调查性报道的生产体现出更多公众参与、由快到深的“循环”特征，即有学者概括的“碎片化或滚动式”趋势,。公众的积极参与、信息传播的快速需求和记者报道过程中社会动员的需要，都促使调查性报道的生产由记者主导、组织把关变成公众参与、协同传播，由一次刊发、单次传播变成接力赛跑、循环报道。具体而言，这些变化的动因和表现分别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公共事件的当事人利用微博直播，时效上优于任何传统媒体，如果其粉丝数庞大、关注度高，实质上与记者的报道形成了“竞争关系”。调查性记者、媒体组织有必要利用微博作为快速传播动态信息的渠道，向公众滚动报道事件进展，由此，形成公民记者与专业记者协同报道的新格局。其二，从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看，对重大、突发事件，往往渴望第一时间获知事实，消除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然后伴随事件进展，逐步深入地了解其原因、背景及幕后。调查性记者在新闻现场，要进行此类微博的动态发布，依然具有专业优势。先用微博满足公众对“快”的需要，再用调查性报道满足公众对“深”的需要，还能借助微博预告和推广自身的报道，何乐而不为？其三，调查性报道往往面临监督对象的阻挠、新闻禁令的限制等压力，报道过程中若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利于报道风险的分担。当传统媒体的发布渠道受限时，微博还可以作为真相传播的出口，以“微博体”取代传统的“调查体”进行传播。以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为案例。9月14日钟家遭强制拆迁，钟如九母亲、姐姐和大伯自焚。16日，钟家姐妹去北京接受采访，在南昌机场遭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围堵，姐妹俩躲进女厕所不敢出来。情急中，她们电话联系上了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刘长半小时后在新浪发出了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一条微博，呼吁关注，同时向媒体求救，短短数小时转发多达2000多次。8点11分，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浪上转发了刘长的微博，8点57分他又发出微博“昌北机场直播一”，向外界传递钟家姐妹遭围困的消息，将富有戏剧性的“女厕攻防战”更大范围地传播出去。紧接着，广大博友开始不断提供新的信息，如邱建国的背景、拥有的豪宅等。9月17日，钟如九在邓飞的帮助下开设微博，利用这个平台把当地政府如何谈判、钟家母女如何医治等后续遭遇滚动播报出来。为救治被严重烧伤、可能危急生命的钟家母女，邓飞又继续利用微博进行社会动员，成功将伤者送到高水平的医院接受救治。“因为快捷、开放，微博上对宜黄事件的信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调查记者们迎来一个信息流通迅速、信息量异常巨大、大部分事件真相根本无法藏匿的好时代。”-同样，浙江乐清钱云会被碾致死事件发生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12月27日去采访。29日，她接到报社转达要求不报道的禁令，这时面临选择：撤还是留？她选择留守观察，正常渠道已无法发稿，于是采用微博进行滚动报道，粉丝数量很快突破1万。之后，她自费数千元，两次去乐清继续跟踪此事件，相关内容在微博上以“乐清观察记录”系列发表。“我更多是以公民身份在进行记录……我只是把这个当成公开的记录平台，继续调查，继续记录。”.据《微博力》作者谢尔?以色列预测/，新旧媒体在短期内实现融合，将兴起“辫子新闻”（braidedjournalism），即由传统媒体（新闻从业者）、公民新闻（公民记者）、社会性媒体（新闻从业者与公民记者共同参与）这3条绳组成，每条绳又包含大量纤维，这种信息汇集和交织将改变新闻生产的形态和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浙江乐清事件的微博报道，均体现出“辫子新闻”的特征，也改变了传统调查性报道的生产方式。概言之，微博已从多个层面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1.公民新闻。人人皆有话语权，人人都可拥有自媒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