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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届高考语文最新作文素材7月9篇1.“连坐”不存在但对老赖应有更强手段关键词:即使没有“连坐”,失信对生活,包括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负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千万不能再把失信当小事,不能觉得什么事情都能拖延和糊弄过去。温州饶先生的儿子考上了北京一所知名大学,正当欣喜之际,却接到儿子可能不被录取的消息。原因是饶先生欠银行贷款20万逾期不还已达两年多。饶先生急忙还清贷款,这才让儿子被顺利录取。这则新闻和数日前衡水市桃城区法院向辖区内高收费学校发出司法建议,对失信被执行人子女限制就读一样,迅速引起了争议。很显然,一部分人认为“殃及子女”的做法有“连坐”之嫌,属于非法限制了子女(无辜者)的权益。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老赖”不还钱,已经给申请执行人造成了损失,扰乱了经济秩序,浪费着司法资源,应该予以严厉惩处。但即便是在法律行业内,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实,追究这两则新闻的来龙去脉,就可以发现,所谓“连坐”,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并不存在。桃城区法院的司法建议,并没有剥夺被执行人子女的受教育权,只是在限制“老赖”们的消费行为,包括为子女缴纳高昂的民办学校的学费,这是有法律条文可循的。至于北京这所知名大学,根据媒体报道,是一所军工大学,对录取者有着较为严格的政审,如果考生的父母有着失信行为,当然会引起警觉,影响到录取。至于其他高校,则并无此类要求,也不会因为父母是“老赖”而殃及子女。所以,“连坐”并不存在,也无继续讨论的必要。倒是这两件事情,给那些失信者以很好的警示。即使没有“连坐”,失信对生活,包括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负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千万不能再把失信当小事,不能觉得什么事情都能拖延和糊弄过去。就像新闻里这位饶先生,贷款逾期一拖两年,并非没有还款能力。一听说儿子上大学受影响,立刻还钱。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相信饶先生一家会对此印象深刻,这也是一种教育。其实,只要是去过法院的执行庭,就会对现在失信的现象有所了解。每当执行庭的法官接待日,各个谈话室门口都会排起长龙般的队伍,大多是申请执行人等待着和执行法官沟通信息。有些执行案件,往往一拖多年,给执行法官和当事人都造成巨大的压力。“老赖”们给社会造成的麻烦,绝不是欠钱不还那么简单,还涉及到人们对司法和规则的信任,涉及到许许多多的追责成本。现在法律正在逐步完善,社会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限制越来越多,可依旧有一些人视法律为无物,或者自己玩失踪,或者转移财产造成无法偿还的假象,或者干脆就是硬拖。而这些都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老赖”形成的根本原因,一是过去对他们的惩处不够严厉,造成了他们自认的法律“拿我无可奈何”的错误认知;二是喜欢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之上,总给自己找这样那样的理由,用来推托和逃避,久而久之,还会把本来立不住的理由当真。要消除“老赖”们的病根儿,就还需要更强硬的制约手段。最高法院已经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法院可以对妨碍执行的被执行人予以罚款、拘留。如果情节严重,还可以转为刑事案件。其实,这个司法解释还可以更加细化,比如,对于有偿还能力而拒不偿还达一定时限的,就可以视为妨碍执行的行为。这样,法律就可以对“老赖”形成更大的威慑力。因“老赖”的行为对家庭成员实行“连坐”并不符合法律精神,不过对“老赖”本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还是很有必要的。归根结底,对于“老赖”进一步严厉,并不是把惩罚当目的,而是为了让他们感受到疼痛,让他们有尽快承担责任的意识。2.“鹦鹉案”推动司法解释修订:机械不是正义关键词:法官作为法律的解释者、适用者和执行者,不应该成为只是机械适用法律的“司法工具”,而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多的能动性,对法律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解释。今年3月,深圳中院对鹦鹉案做出二审宣判,被告人王鹏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比起一审判决的5年有期徒刑,二审量刑明显从轻,已被羁押近2年的王鹏,5月17日便已出狱,恢复自由之身。不过,7月9日,王鹏前往深圳中院提交申诉状。与此同时,近日,该案的辩护律师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建议书》,要求对相关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全国人大法工委日前回复称,最高法已经复函,表示已启动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拟明确规定对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的要体现从宽立场。何谓“从宽立场”,是对人工繁育的动物不予承认,还是数量上予以放宽,尚不得而知。但是有争议的个案判决,通过立法机关,倒逼司法解释改变,让判决更贴近正义,这本身就很值得关注。美国著名法理学家伯尔曼曾有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也是任何一名学法之人迈入“法之门前”的必修课,即心中必须怀有对法律的尊重、敬畏乃至信仰。但是这种情怀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被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良法,信仰法律并不等于承认“恶法亦法”。就以深圳鹦鹉案为例,如果机械执行法律和相关司法标准,被告人王鹏的行为无疑构成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而且由于涉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数量较多,属“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档次的法定刑内从重处罚。但无论是从一审法院判处的五年有期徒刑,还是二审法院判处的二年有期徒刑的结果来看,法官还是注意到了将法律规定适用到该案件中的不妥当之处——能够自养的动物还能否算得上是“濒危”“野生”动物?问题自然指向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文件”。考虑到我国目前大一统的刑事立法模式和成文法典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司法解释作为司法机关对法律条文的适用性解释,本是司法弥补立法漏洞的一剂良药,运用得好,将是立法效果和司法效果的双赢。但遗憾的是,上述解释第1条就规定,人工驯养繁殖的濒危物种也属于刑法第341条保护的对象,显然是对“濒危野生动物”这一概念的扩张理解,明显违背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这一概念的一般性认识,有悖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值得欣慰的是,透过“深圳鹦鹉案”,经多位法学学者、法律工作者的呼吁,司法机关已经回应将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可以期待以后类似的案件能够避免出现这种因为法律规定的瑕疵,却由社会公众承担相应代价的吊诡现象。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一种代价,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量减小甚至杜绝这种“偶发性”的代价。事实上,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离“濒危”尚低两级,“驯养繁育”与“野生”也是不同的概念。如果司法解释把“野生动物”与“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区别对待,不仅可以避免司法打击面过大,也更符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等国际协议精神,以及国际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时代潮流。法官作为法律的解释者、适用者和执行者,不应该成为只是机械适用法律的“司法工具”,而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多的能动性,充分运用自身的法律知识储备和职业道德,以及对普通民众立场的认知,对法律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解释。通过“深圳鹦鹉案”推动最高人民法院修改野生动物保护的司法规则可以发现,司法活动除了可解决纠纷,还能为国家和社会确立新的行为规则。现代社会的司法过程为了应对不断紧张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冲突,必须强调制度性的司法预防。司法活动不仅要面对已经出现的纠纷,更要面对未来的隐患,在现实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发现并尽力弥补立法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足,这就对司法工作人员、尤其是处在庭审一线的法官提出了有关专业知识、职业素养以及民众认知等多个层面上的更高要求。如今,是网络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那些存在法律适用疑难、关涉情、理、法之争的案件,都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参与,近年来的河南辉县“大学生掏鸟案”、卢氏县“农民采兰草案”、内蒙古“农民卖玉米案”、天津“大妈摆气枪摊案”等都是这样的典型。而对于舆论的发酵,法官们已习以为常,不再存在屈从舆论的审判,舆情沸腾反而会督促他们恪尽职守、正确适用法律,给出尽可能科学合理的答案。而其中,如何让立法者、司法者对法律做出的解释不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违背,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3.宿管成文学网红,“草根者说”值得期待关键词:我希望这个故事不要随意贴上励志的标签,她爱好写作,是打早就有的梦,她更多是一种爱好,一种平素感情的抒发。只不过有个网络这个能简易发表的窗口,不被学究派编辑咔嚓掉,对她已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希望我们能看到一个平常的心,能倾听她笔下的声音,这就足够了。上周,钱江晚报报道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宿管阿姨汤杏芬6年写出200万字网络小说的事情后,这位汤阿姨一下成了网红,她的故事一度上了微博热搜榜,成了网络热门话题。这几天,她一直都在接受慕名而来的媒体采访。最让汤阿姨惊喜的是,浙江网络作协正式向她发出了邀请。(7月12日《钱江晚报》)莫言说过,“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一名普通的校舍管理员,收到浙江网络作协的橄榄枝,这可谓是惊喜。要知道,浙江网络作协可是汇聚了南派三叔、天蚕土豆、沧月等一干璀璨众星的协会组织,而主角本人亦无限接近“作家”的身份属性。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这位汤阿姨,至少是获得了阶段性的人生成功。宿管成文学网红,在这里面吸睛的,除了人生境界的跨越之外,更多人好奇的是当事人身份的跨界——一个从未接受精英教育的底层草根,用文学为路基,从江湖之远走进了庙堂之高,她身上的励志成分,是否能给予更多人启示。普罗大众会很自然地把这位宿管阿姨汤杏芬与余秀华、范雨素放在一个横向的位置进行相互比较。年纪相仿,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在苦闷之余都喜欢用书来慰藉灵魂、都在媒体强势关注下“C位出道”……诸多类似标签的罗列,让人看到某种相同的痕迹。但这种痕迹大多有着人为的情绪,那就是我们认为草根文学总在命运压制之下,才会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也都认为这种“高手在民间”的范本多有网络加持的味道,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草根者说”的文学内涵——它们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是个人经历的显现。这些语境,在汤杏芬6年写出200万字之中,不难窥见。汤杏芬无疑是幸运的。大环境之下,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网络文学成为登上大雅之堂的文学载体,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的写作特性,让草根们举重若轻、下笔有神。同时,中国社会的变革期、转型期,注定了“矛盾与期盼”这一宛如鸟之双翼的时代维度。这大大增加了网络文学的产出性。至于网络文学的可塑性和可读性,最终需要读者用脚投票。和网络文学风生水起的走魔幻、搞穿越不同,汤杏芬着笔的出发点,更多是落于时代的现实写作。在其代表《浮萍本无根》里,用一家人的境遇表现出对当代人遭遇、选择和思想情感的理解、同情。直逼纯文学的情怀,在当下亦属于稀缺品。这恐怕也是她在被媒体挖掘之后的几天,就迅速成为文学网红的原因之一。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找到启迪。作为网络文学的微小一支,汤杏芬的文学造诣固然还无法和莫言、陈忠实等文学大家相提并论,但以她为代表的“草根者说”,值得大家期待。在自己的生活中,提炼出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的诸多映照,这样的文字,是借鉴,更是启示。我手写我心,说的就是如此。4.《我不是药神》—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关键词:《我不是药神》成功就在于讲好了中国故事,它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温度和思想深度,打动了观众,震撼了人心。中国电影迎来了一部现实主义佳作。《我不是药神》于7月5日凌晨起正式在全国上映,但在此前的大范围点映中,这部影片已经收获了爆棚的票房和口碑。其市场表现超出主创团队的预期,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在影视界一片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玄幻穿越的风潮中,《我不是药神》的脱颖而出,很自然被人贴上一枚“现实主义”的标签,也成为相关话题讨论的核心聚焦点。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它现实主义题材这一点的话,可能反而会忽略掉它的艺术价值。好的艺术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更要高于生活。艺术有其内在规律,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以艺术化的语言和手段,建构、重塑和阐释我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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