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

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By：戚V1.1编著字典词典，奠定交流基础促进保护女权，女童接受教育兴办新式教育，传播现代科学带来西方医学，建立医护体系承办慈善赈灾，救助残疾孤寡更新婚姻观念，一夫一妻制度123456创办新式报刊，推动新闻传播推动对外留学，培养现代人才参与政治生活，引进《万国公法》影响经济生活，工业农业成果少数民族事业，柏格理与苗族互译中外经典，促进文化交流789101112前言自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回归《圣经》的基督新教开始摆脱天主教的桎梏，逐步确立了人权、产权、民主、宪政、法治等近现代政治理念，英法德美等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创新。从此，以基督新教的伦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始崛起，发展为现今世界的主流文明。与此同时的500年间，东方的古老中国仍然保持着封闭、内敛的传统文化，保持着中央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保持着长幼尊卑的阶级秩序，保持着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水平。由于闭关锁国，始终对世界的潮流处于无知的状态中，渐渐与先进国家拉大了差距。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伴随有扩张的特征，必然与落后的农耕文明发生碰撞。新生的鲁莽牛犊碰上了衰老的无知自大，在互不相让的较量中，庞然大物般的中华帝国一触即溃，先败于西方的列强，再败于东方小国日本，一次次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沦为无力自保的落后族群。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改革转机。虽然被侵略、被殖民是屈辱痛苦的，但这也是西方文明得以影响中国的唯一途径。与殖民者掠夺获利的目的不同，欧美传教士背负着上帝的托付，带着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来到了中国。在被中国人歧视、反对、仇恨中，成千上万传教士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编著字典词典，奠定交流基础1编著字典词典，奠定交流基础1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自1807年25岁时来华。马礼逊在编纂字典、翻译圣经、创办报刊、开办新式教育等方面都有首创之功。在前往中国的路途中，别人讥笑他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马礼逊回答说：“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马礼逊来华之初，清朝法律规定，凡向洋人教授中文者一律处死。在严苛的条件下，他来中国第三年即开始翻译《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到1823年，出版第一本中文圣经。1832年出版了《华英字典》，大大方便了懂英文的传教士学习中文或从事翻译工作。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随着传教士带来新的文明和科技知识，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本身也得到了大大的发展。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字新词被创造出来。同时，传教士为了使人们更容易接受福音，也在传教的过程中开始使用白话文翻译《圣经》。1890年开始用白话文翻译《和合本圣经》，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使用白话文的倡导。兴办新式教育，传播现代科学2兴办新式教育，传播现代科学2自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开办“英华书院”开始，来华传教士逐步发展起初、中、高三级教育体制。实用、新颖的西式教育的普及，使清政府于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至1949年，在中国大陆211所高校中，接受外国教会津贴的学校占1/3以上；另有教会中学514所、教会小学1133所。在高等教育领域，直接由教会承办的燕京、协和、圣约翰、金陵、岭南、齐鲁等大学办学质量都非常高。1950年，中央政府开始没收教会学校，1952年通过全国高校院系的调整和拆分，实现了对教会大学的彻底改造。教会学校在教学体制、课程、方法和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着示范作用。由他们带来和秉承的西方先进的办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人自办新式教育的样板。各级教会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为社会输送了栋梁之才，也为中国自办教育提供了师资力量。狄考文，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在山东从事宣教、教育长达45年之久，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高等教育机构文会馆、广文大学（齐鲁大学前身，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带来西方医学，建立医护体系3带来西方医学，建立医护体系3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式诊所，聘请中西医师，以免费医疗服务作为传教的媒介；1827年又增设一家眼科医院；1833年，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由于中国民众普遍的健康需要，西方传教士大都在本国接受医学训练后，再来中国传教。随着传教士的努力，西医西药、医疗护理、疫情防治、精神卫生、戒烟戒毒和公共卫生等现代医学卫生体系在中国建立起来。1906年，英美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后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收购与扩建，1917年开办医预科；1919年开办医学本科，学制八年；1920年开办护士学校，逐步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林巧稚、吴阶平等著名专家。伯驾，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1834年来华，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任副会长，并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免费为华人治疗，救人无数。承办慈善赈灾，救助残疾孤寡4承办慈善赈灾，救助残疾孤寡4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70年12月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山西等地传教赈灾。1886年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政府开始教育改革。李提摩太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他和许多官员要人，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等都有较深的交往，因而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的一些书籍，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变化影响很大，在相当程度上引导了19世纪末的改革思潮。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所著，由李提摩太与人合译，1895年出版。内容是介绍19世纪欧美各国政治变法的历史，是戊戌变法的主要参考书之一。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他先后在青州、山西从事赈灾活动。李提摩太通过向海外通报灾情，获得大量海外捐款。经过政府官员的猜忌之后，开始了井然有序的救灾活动。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救济灾民25万人。1901年庚子事变后，李提摩太认为普及教育可以减少类似义和团的仇外事件，他请求各国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设立大学。在此基础上创办山西大学堂。更新婚姻观念，一夫一妻制度5更新婚姻观念，一夫一妻制度5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男性蓄妾制度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经过儒家程朱理学发展，对中国妇女形成严苛的束缚和控制。自明朝天主教传入，带来并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观念，对中国传统婚姻思想开始造成冲击。随着晚清来华传教士增加，他们毫不妥协地坚决抵制旧中国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逐步提高了妇女地位。来华的传教士及其妻子，在现实生活中向中国人展示着西方新型的夫妻关系，对中国人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对传统婚姻制度进行反思，推动那些勇敢的中国人对旧的、不合理的婚姻陋俗的摒弃和反叛。林乐知、丁韪良等来华传教士通过报刊，严厉抨击早婚、纳妾、童养媳、包办婚姻等对女性人权的摧残和迫害。随着传教士开办的各式学校增加，一夫一妻的婚姻观念逐步确立。1912年，即中华民国的元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促进保护女权，女童接受教育6促进保护女权，女童接受教育618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是中国女童接受新式教育的开始。至1920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自传教士来到中国，即开始了对中国妇女缠足陋习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这种迫害女性身体与心灵的行为是十分残忍的罪恶。在传教士为贫困家庭开办的女子学校中，将不缠足作为入学条件，甚至需要为女童入学、放足向女童家长付费。基督教会很早就注意把不缠足运动与教徒婚姻联系起来,提倡在不缠足的教徒家庭当中互相婚姻,这使教徒子女的婚姻不会因为不缠足而受到影响,减少了不缠足的阻力。社会上因不缠足而找不到婆家的局面也得到一定改善。在废止缠足的过程中，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艾伟德是一个典型代表人物。艾伟德（1902-1970），被称为“小妇人”。她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阳城传教并从事慈善活动，后加入中国籍。在中国经历了抗战，带领100余名孤儿转移。1970年病逝于台湾，她在中国传教、监督废除缠足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西方广为人知。创办新式报刊，推动新闻传播7创办新式报刊，推动新闻传播7林乐知，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年来上海传教。1864年担任上海广方言馆首任英文教习，后参加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先后译述了《欧罗巴史》、《万国史》等10余本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的著作。1868年林乐知创办了中文教会期刊《教会新报》。1874年开始改名为《万国公报》(周刊)，宣传科学、变法思想。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学堂，提出了初级、中级、高级“三级教育体制”，使学生各得其所，循序渐进；在教学内容上强调“中西并重”，它的西学科目包括数学、科学、地理及政治等各门知识。宗教科目在教学中所占的分量很少，学生也无须成为教徒。1911年，中西学堂并入东吴大学。为了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林乐知逐渐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传播西方文化知识、改变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方式上。他主办的《万国公报》，由于对国际和中国社会的关注，并支持维新派的戍戌变法，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是晚清传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寻求新知、立志变革的中国人，从《万国公报》得到了启迪。参与政治生活，引进《万国公法》8参与政治生活，引进《万国公法》8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起在宁波传教。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最大的贡献，是1863年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并担任清政府顾问。丁韪良于1850年刚到广州时，当地人对他们喊叫围攻：“番鬼，杀头！”丁韪良想：“这难道就是令人引为自豪的中国文明？我难道就是为了这些人而背井离乡？”又转念想道：“他们若不是异教徒，我又何必远道来这里呢！”丁韪良发明了用字母为中文注音的办法，堪称中文拼音的开创者。他认为基督教在华发展必须要从教育入手。1864年他在北京开设了崇实中学，培养学生成为传道人（今北京第21中学前身）。他认识到清政府对于国际外交惯例的无知，为“帮助中国认识神和神永恒的公义”，他萌生了翻译西方国际法的念头。为翻译此书，他系统研习了中国儒家经典，被尊称为“丁冠西”。《万国公法》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极大，它让中国人首次看到“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明治维新”之后，该书成为日本法学的教科书。影响经济生活，工业农业成果9影响经济生活，工业农业成果9倪维思(1829—1893)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1854年来华，1861年到登州传教，次年开办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1871年到烟台传教。倪维思精于园艺,传教之余，他开辟示范农场,引进美国苹果、梨、葡萄等优质树种及栽培技术。他将美国苹果的枝条带入烟台，与中国本土树种成功嫁接，生产出香甜多汁的香蕉苹果，成就驰名中外的“烟台苹果”。倪维思1877年到临朐县赈灾，捐助救济银7600两。1893年卒于烟台。福益华，美国来华传教士，原名爱德华·布里斯。1892年来到偏远贫困的福建邵武，开始了医疗传教工作。他以一人之力，为该地20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他学习方言，抢救难产孕妇；创办学校，建造诊所；从美国引进名种家畜，建立奶牛场，与瘟疫斗争，成为“牛瘟免疫的一位先驱”。福益华最终迫于时局离开中国。然而，直至生命结束，他仍梦想有一天能重返这片土地。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人民。”少数民族事业，柏格理与苗族10少数民族事业，柏克理与苗族10塞缪尔·柏格理(1864~1915)，英国传教士。1887年抵达上海。经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建议，他们便前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昭通传教。1905年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后，一直在苗族地区工作。1915年，石门坎出现“伤寒”。柏格理在救护过程中不幸感染，不治而逝。在石门坎的十年中，他一边传教一边承担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