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托克维尔（1805-1859）1793年，路易十六在断头台上，传说他当年参与了断头台的设计，没想到自己却死在断头台。阴魂不散的历史轮回•“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在内心深处悲叹的是1789年以来法国人被革命与专制交替折磨的悲惨命运。他没有想到，在他的书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国民居然会为之倾倒，朝野上下争相传阅、议论纷纷。“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处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够忍受苦难，视之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贫穷，生活蒸蒸日上，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们对任何阻碍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期望和不满成为酝酿革命的土壤。事实上，正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改善，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而政府却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期望、减少不满，而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于是革命爆发。国家主义和社会断裂•旧制度下政府的行政集权，负责发展经济、收税、征兵、修路、维持治安、救济穷人等等，试图掌握一切，对于一切想从它的外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充满仇恨，任何独立团体、自由结社都会让它畏惧。最终，中央集权遏制和逐步剥夺了封建制度中地方和团体的独立和自治，取消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服从于国家权威的社会。国民不再为公共事务和利益操心，彼此之间也就不需要合作和联合。•非但如此，政治纽带的缺失使得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难以容忍，社会紧张和对立进一步强化，并渗透到法国社会的每个方面。行政集权强化了贵族与平民、资产者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中央集权对国民之间的分裂乐观其成：王权为了阻止不同等级和团体国民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对他们分而治之，在他们之间制造对立：“没有什么比阶级仇恨和嫉妒更有利于培育专制主义。”旧制度末期，除了中央集权之外，法国已经不存在凝聚国民的政治纽带；因此一旦中央集权出现危机，整个民族便陷入到动荡当中。并且，大革命为彼此积怨已久的法国人提供了报复和宣泄仇恨的机会，其暴烈和恐怖在所难免。•国家主义者以为，国民没有自由，因而不能与国家对抗，才意味着国家的强大，但它不知道，这样做恰恰是自我摧毁。确实，当社会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它“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同时，它“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间就会全部毁灭……在那些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恢复那些被它摧毁了的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杀死的”。•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比起中央集权本身，它在法国人心中造成的集权和国家崇拜对法国政治更为致命。•中央集权造成了法国人对中央集权的热爱和迷恋。托克维尔不无嘲讽地说，在旧制度下的法国，“政府取代了上帝”。对中央集权的膜拜，成为法国人的新宗教。法国人认为一切事情都得由国家承担和负责，没有中央集权，他们将一事无成。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民众还能有什么政治能力？发生革命时，他们的政治想象只允许他们再度建立集权和专制，•更糟糕的是，这种国家崇拜在民众中培育起对违法和暴力的热爱。因为国家长期诉诸非法和暴力手段进行统治，结果民众也习惯于采取非法和暴力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法国人蔑视法律•政府干预司法的结果，是民众对法律的漠视和对政府的崇拜，人们在遇到司法麻烦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求人们照顾他们而撇开现行法规”，并且“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民众蔑视法律的结果是：“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托克维尔不禁哀叹：“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民众特别是穷人试图通过法律来寻求救济：“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国家可以随意地动用警力，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把农民从家中拘捕监禁，并可以将其长期关押，而不按规定在24小时内审判。•在18世纪的法国，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启蒙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在整体上都日趋温和与人道，然而政府却“每天教给人民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专制暴政的刑事诉讼法”。旧制度下的政府就是这样，以国民或公共利益为名，把暴力正常化、正当化，法国人耳濡目染，从政府那里学会了无视权利、法律、程序，并崇尚专断、暴力的政治心态，这一心态成为革命的土壤。政治塑造灵魂，国家就这样完成了民众的革命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在奴役和革命之间摇摆的人民，除了接受奴役和发动暴力革命，国民不知道该如何自主地进行政治行动来治理自己的事务。专制制度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不难理解，何以旧制度末期的危机导致了暴力革命，而革命以更强大的专制告终。这种专制彻底扫除了封建制和贵族制的残余，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要，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可见，比旧制度更为强大的现代专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断裂和国民之间的孤立，因此当遭遇急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时，社会自身没有组织能力，国家无法从社会获得支持。于是在危机面前，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有人认为，通过剥夺政治自由，以无处不在的中央集权控制社会，就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能够克服危机的国家，殊不知强大的集权和控制，造成的可能恰恰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和政治正当性的国家，在危机面前一触即溃。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逻辑，在这里暴露无遗。•更可怕的是，现代专制与金钱崇拜和享乐主义的结合，造成更严重的精神堕落和道德蜕化：•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赚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列位看官，我们看到的是多么熟悉的一幅图景！很少有哪个思想家像托克维尔那样如此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危机与堕落。惟有民众的自由才能克服危机与堕落•《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本书的另一个根本信息：民众的自由能力对于一个民族的和平、繁荣和伟大至关重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在描述了专制与物质享乐的结合所招致的堕落之后，也揭示克服这一堕落的拯救之路：•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