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宋诗观析论

龙源期刊网王夫之宋诗观析论作者：兰石洪来源：《船山学刊》2018年第02期摘要：王夫之承明人“宋无诗”的主流话语背景，对宋诗评价偏低。他认为宋诗存在四方面的不足：议论入诗，以理入诗；欺心炫巧，以意为主；发泄无余，枝繁理乱；讲求出处，喜欢用事。王氏对宋诗流弊的认识较为深刻，但他对宋诗优长的认识尚流于肤浅。王氏跟外界联系少，著作刊刻迟，其诗论在晚清才发生影响。关键词：王夫之；宋诗观；宋诗流弊王夫之在诗歌理论上提出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如“陶冶性情，别有风旨”、“情景论”、“兴观群怨论”、“现量说”等，对古典诗歌美学进行了深入系统地探讨。学界对王夫之的诗论褒多于贬。实则王氏诗论展开的逻辑思理并未摆脱明代复古文学思潮“诗必盛唐”、“唐无古诗”的主流取向，而他又对明七子和竟陵派深致不满，反映了他诗论中的深层次矛盾，这一点学界可能有所忽视。目前亦未见专文对王夫之的宋诗观展开论述，本文拟对其宋诗观加以析论，揭示其诗论的深层次矛盾和不足之处。一、王夫之宋诗总论：“一代无诗”王夫之诗歌史观深受明七子诗论的影响，对唐大历以后之诗、尤其对宋诗多有偏见，基本持宋“一代无诗”的观点。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对明代诗歌影响极大，他“以汉、魏、晋、盛唐为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423的诗论成为指导明代诗歌复古的主流话语，以盛唐为界的诗歌退化论甚嚣尘上，“唐后无诗”、“宋无诗”的观点在明代极为流行。明末东林、复社、几社同仁兴复古学，诗界主流仍然践行恪守明七子的复古论调，公安派、竟陵派作家肯定宋诗，故意跟明七子唱反调，实际上他们于宋诗所得甚浅。王夫之早年从明七子、竟陵入手，陈田《明诗纪事》云：“（王夫之）自述早年问津北地、信阳，未就而中改从竟陵，晚乃和阮和陶，取径益上。”[2]158无疑王氏亦深受明代诗坛主流“宋无诗”论的影响。但王氏又在某种程度上对明七子的诗歌史观有所突破和修正。一方面，他突破了李攀龙等人“唐无古诗”的看法。他在《唐诗评选》中对李白、岑参、杜甫、李益、李贺等人的七古都给予很高评价。对于五古，他虽赞同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观点（王世贞《闺恨》评语）[3]306，并认为这是李氏“一句壁立万仞”之卓识，但又充分肯定了唐代李白、储光羲及韦应物的五古“可以无愧魏晋”的成就。另一方面，就近体诗而言，王夫之也突破了明七子“诗必盛唐”、以盛唐为断的看法，认为中唐刘禹锡七绝已臻至“圣境”，同时对白居易、苏轼、汤显祖、徐渭、袁宏道等人的七绝都有较高评价。他说：“七言绝句（中略）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梦得而后（中略），白乐天、苏子瞻皆有合作，近则汤义仍、徐文长、袁中郎往往能居胜地，无不以梦得为活谱。”[4]130-131龙源期刊网王夫之对唐代的古体诗、盛唐以后五代之前的近体诗亦不像明七子那样不屑一顾，能够具体分析，精心选择佳作加以评点泽惠后学。可见王夫之对唐诗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的，其诗论的取法范围比之于明七子确实有所扩展，但他对宋诗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指斥：中唐之病，在谋句而不谋篇，琢字而不琢句，故神情脱离者，往往有之。（中略）大历诸子拔本塞源，自矜独得，夸俊于一句之安，取新于一字之别，得己自雄，不思其反，或掇拾以成章，抑乖离之不恤。故五言之体，丧于大历（钱起《早下江宁》评语）。[5]131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4]104古今文笔之厄，凡有二会，世替风凋，祸亦相等。一为西晋，一为汴宋（潘岳《哀诗》评语）。[6]172这里王夫之概述了中唐以来诗歌四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中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大历诗人专意于“琢字”“谋句”的细枝末节，而无盛唐诗歌的浑成和“神情”之美；第二次变化为欧阳修以掇拾典故刻意求新（“掇拾夸新”）的诗风矫正西昆体诗人杨亿、刘筠的靡丽之弊，矫枉过正，流为夸多斗靡的“酒令”诗；第三次变化为元代诗人取法唐诗，以矫宋诗之弊，又不胜“浮艳”之病，诗风流于纤靡。接着高度赞美了明初刘基（伯温）、高启（季迪）诗歌的振衰起弊、返归风雅的功绩。这里王夫之对宋诗的批评苛严至极，极力贬低宋诗，认为宋代与西晋一样，同属于“古今文笔之厄”，而导致“一代无诗”。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沿袭了明代诗论主流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宋无诗”的看法。王氏不满陆、王心学，返归程朱理学，对宋代文化详加研讨，于宋五子特别是对张载的《正蒙》多有所得，其《读通鉴论》、《宋论》等堪称卓著，为何他对宋诗之评价有失公允呢？张健先生认为王夫之“崇尚的是汉魏、六朝精神，而不是唐诗精神。他对于唐诗所肯定的是符合汉魏、六朝传统的部分，不能消纳真正代表唐诗面貌的审美精神”[7]282，可谓一语中的。王夫之对唐代王、孟之五古，杜甫之七古，大历十子之律诗均评价很低，对韩、孟、元、白之诗贬斥更甚，这些诗人的某种诗体恰好是更能显示唐诗不同汉魏六朝诗的创新之处，因而不被他认可。王夫之论诗虽然沿袭明七子的学理思路，但他对七子领袖李、何、李、王及竟陵派之钟、谭同样深致不满：“何（景明）、李（梦阳）首排长沙，而何下移于晚唐；李（攀龙）、王（世贞）继法空同，而王下移于东坡；钟、谭以帖括为诗，求媚经生，而谭颇以风味上溯古人。此六子自相轩轾之致也。”[3]186他认为何景明已突破“诗必盛唐”之囿，扩大师法对象至晚唐诗，王世贞又将宋代苏轼诗歌纳入其中，钟（惺）、谭（元春）则以帖括为诗求悦经生的习气。他也认为这六人的诗歌成就有限。难分高下，相对而言，对何景明、王世贞、钟惺三人之诗贬抑更甚，而对谭元春诗溯求古人真诗的风味之美颇加赞扬。这些可证王夫之诗论中的龙源期刊网“六朝情节”。刘基、高启、徐渭、唐寅、祝允明、文徵明、袁宏道诸人诗歌，庶几近于王氏向往的六朝诗风，而对他们赞扬有加。二、王夫之对宋诗流弊的批判王夫之以“一代无诗”的宋诗作为反面参照，建立起“汉魏晋唐诗”作为典范的诗论体系。在其诗论中，以“不入宋调”（李东阳《孝宗皇帝挽诗》评语）[3]178、“不落宋人臼中”（祝允明《悲秋》评语）[3]260为高，以“渐入宋人”（沈明臣《上滩行》评语）[3]52、“通身插入宋人窠臼”（李东阳《西山和汪时用兵部韵》评语）[3]255为低，“宋调”“宋人窠臼”等正是他对宋诗流弊的结论性评判，也是他认为宋诗不如汉魏晋唐诗的重要原因。在王夫之以前，明七子评价宋诗基本是一两句结论性的断语，缺少严密的逻辑推理，仅凭这种既“妄”又“庸”的门户习气自然是难以服人。相对而言，王夫之对宋诗批评如“刽子手直取心肝”，洵能切中宋诗流弊的要害。详而论之，王夫之所说的“宋人窠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议论入诗，于理求奇宋代张戒、严羽早已对本朝诗人好以议论为诗、好以理为诗加以批评，明末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亦谓：“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8]王夫之重弹旧调，则是从维护诗歌的本体性特征出发，主张将以抒情为本质特征的诗歌与哲学、历史等学术著作以及一切实用文章区别开来：“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4]1随着诗歌题材的不断拓展，随着辞赋、散文、小说等文体对诗歌的不断渗透，诗歌似乎变得越来越“杂芜”。王夫之坚决捍卫诗歌“陶冶性情，别有风旨”的文体特征，反对将诗歌变成什么都容纳的万能容器，他说：“穷六合、亘万汇，而一之于诗（中略）言天不必《易》，言王不必《书》，权衡王道不必《春秋》（中略）问罪不必符檄，称述不必记序，但一诗而已足。既已有彼数者，则又何用夫诗？”（庾信《咏怀》评语）[6]271各种文体各有用途，诗歌自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不可能兼数体之功用，而“毕其功于一役”。因此，王夫之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歌是不适合“论辩”的，故反对宋人以议论入诗、于理求奇，他说：议论入诗，自成背戾。盖诗立风旨，以生议论，故说诗者于兴观群怨而皆可。若先为之论，则言未穷而意已先竭。在我已竭，而欲以生人之心，必不任矣。（中略）唐、宋人诗情浅短，反资标说，其下乃有如胡曾《咏史》一派，只堪为塾师放晚学之资。足知议论立而无诗，允矣。（张载《招隐》评语）[6]178-179诗固不以奇理为高。唐宋人于理求奇，有议论而无歌咏，则胡不废诗而著论辨也？（江淹《清思二首》其二评语）[6]245王夫之对议论入诗所产生流弊的认识要比严羽“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424的论述要深刻得多。他一方面反对诗中议论过多或抽象说教，如果“先为之论”，意竭言冗，变成空洞说教，龙源期刊网想要“生人之心”，打动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议论立而无诗”、“有议论而无歌咏”。这里“唐宋人”主要是指他在诗论中经常提到的“韩苏”，如《明诗评选》称宋濂“未免为韩、苏所困”[3]100，称祝允明等人“一扫韩、苏淫诐之响”[3]120，实际指向滥觞唐代韩愈、宋代加以扬厉的苏黄等诗人。另一方面，王夫之认为在“诗立风旨”（指诗陶冶性情、歌咏为本的创作宗旨）的前提下“以生议论”，这样的议论并不悖于诗的“兴观群怨”宗旨。可见他对诗中的“议论”或“理语”并非一概排斥，只要诗中“议论”、“理语”不违背艺术思维规律，不沦为“理障”、“理窟”，他还是赞同的。这也可以从他的诗评中可见一斑，如他认为庐山道人及慧远诗“说理而无理臼，所以足入风雅”（庐山道人《游石门诗》评语）[6]195，高度赞扬“《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还赞许陈子昂、张九龄《感遇》之作“骀宕人性情”，后来“朱子和陈、张之作”“旷世而一遇”，称许陈白沙（献章）诗“能以风韵写天真”。他赞许这些诗作，主要是这些诗中之议论不悖于他“诗立风旨，以生议论”的论诗主张。相反，王阳明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个个人心有仲尼”）诗，“有议论而无歌咏”，违背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故他斥之为“骄横卤莽”的“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语”[4]141。其实，宋人“以议论为诗”、“于理求奇”未尝不是他们推本古人、力破余地、打破诗文界限的创新之举，给宋诗带来了不同于唐诗的生新廉悍的美感，也产生了很多“议论带情韵以行”的情理交融佳作，诗艺水平远在王氏所提到的朱熹、陈献章之上。毋庸讳言，宋人议论为诗有其流弊，但王夫之有汉魏六朝诗为参照的先入之见，故将宋诗的独特美感及创新之处一概抹杀，亦可见出王氏立论的偏狭，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二）欺心炫巧，以意为主王夫之坚决维护诗歌“陶冶情性，别有风旨”的文体特点。一方面，他强调诗歌以抒情为主的本质性特征，主张文学创作应有感而作，为情造文，“古人修辞立其诚，下一字即关生死”[4]202；强调“身之所历，目之所見”的生活实践是诗歌创作的“铁门限”。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诗歌抒情应遵循贮兴而就、以兴为主的艺术创作规律。他说：“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而去（中略）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4]63在创作主体精神（“神”）遘遇客观世界物理（“理”）而两相凑合灵感勃发的时候写作，自然成妙文。从这点出发，王夫之频频在诗论中对宋人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刻意”“矜巧”作法提出批评：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4]55-56宋人论诗以意为主，如此类直用意相标榜，则与黄冠盲女子所唱弹，亦何异哉？（鲍照《拟行路难九首》其八评语）[6]47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图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须赞《易》、陈《书》，无待诗也。（高启《凉州词》评语）[3]324宋、元以来，矜尚巧凑。有成字而无成句。（杨维桢《送贡尚书入闽》评语）[3]239陈无己刻意冥搜，止堕虀盐窠臼。[4]144-145龙源期刊网王夫之认为诗歌深远广大的艺术境界与舍旧图新的发展趋势，都不在于“意”。这里“意”主要指“写作意图”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