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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对孩子的需求与代际关系变迁•一,关于中学生辍学引出的话题•二,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三,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演变1.1农村初中生辍学•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达标要求,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保持在1万多人,在初三中考时,参加考试的只剩下4000来人,三年里流失6000多名学生。•威县贺营中学目前在校生共400多人,其中初一学生200人,初三学生只有50人。该校负责人说,这样的班级人数结构是很正常的,初一入学一般可编3个班级,到初三时只剩半个班,大部分学生在初二时就辍学了。该校今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只有24名,三年总辍学率近90%。1.2为什么辍学?•1,新的读书无用论?•2,学生的理由:“不想读书了”,“学习不好,读书没意思”•3,家长的理由:“念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下工作”•4,中考升学率低。2005年威县中考时,在35所乡镇中学中,只有一所学校的上线率超过20%,但也只有26%。有25所学校的上线率在10%以下,其中有三所的上线率为零,有18所学校经过中考得以升学的幸运学生,每校只有1名到3名。•5,读高中的成本高昂。一个孩子如果考上公费的高中,一年学费要1000元,加上其它花销,一年大约是3000元,三年下来是1万元。如果是择校生,三年下来至少得4万多元。•6,高考的升学率低,即使考上大学,大多数只能上一些末流的大学,毕业后工作很难落实。威县籍的大专毕业生,已经连续5年没有人找到如意的工作,只有回家种地或外出打工,而这是不需要读书也可以做到的。1.3辍学的家庭决策•1,辍学是家庭的理性决策。基于对孩子的投入和收益,孩子的时间投入和家庭的经济投入,很可能是产出为零甚至为负。•2,从市场中学得的知识超过从中学里学到的知识。在考上高中的可能性很低,末流大中专院校毕业后就业与没读大学相比的差异很小的情况下,对中学学习的家庭投入很可能成为无效投入。实际上,市场中学到的技能比中学里的知识更能够获得较高的评价。1.4JamesJ.Heckman的发现•1,JamesJ.Heckman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他通过研究中国的统计数据,十分吃惊地发现,中国在投资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率非常低的,在实物资产上的投资达到了GDP的30%,而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2.5%。而美国在这两方面的投资分别是17%和5.4%。•2,为什么对教育的投资很低呢?通过一些回归统计方法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只有4%,现在可能是10%左右,这就低于实物投资回报率15%。•3,因为中国的劳务市场既不是完全开放的,也不是完全管制的,所以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去做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分析,否则就会扭曲真实数据。换一个视角,就是研究教育投资的生产率,并不是研究行业的工资,而是研究投资产出的生产率。•4,经研究发现,那些非技巧性的员工的生产率与他们获得的回报,也就是工资基本是吻合的;而那些技巧性员工的生产率是他们名义工资的10倍。高技术员工的回报很多是通过一些隐形的方式获得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务市场不是完全开放的、公开定价的。•5,从Heckman结论中,我们发现,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对于家庭而言,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回报并不高,对于中学而言,多读几年和少读几年对于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对于教育的投入,使家庭的投资回报率提高。2.1孩子是家庭生产的家庭品•1,从市场购买的商品叫市场品,而孩子只能是从家里生产出来的家庭品。对家庭而言,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象孩子那样几乎只是自给自足。•2,组成家庭以后,生育和抚养孩子成为家庭的重要生育经济决策。而现代避孕节育技术为父母们决定生育的时间、数量、间隔提供了基础条件。•3,孩子是父母在非市场活动时间生产的产品。这种产品高度依赖于家庭的后续投入,包括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2.2孩子的净成本•1,孩子的净成本是指父母投入抚养、教育孩子的货币现值和时间影子价格的现值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的现值。•2,如果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值,说明父母的投入大于收益,孩子就成为耐用消费品,给父母心理收益或效用;如果净成本为负值,孩子就是耐用生产品,父母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得现金收入。•3,孩子的净成本与孩子的质量密切相关。2.3父母对孩子的偏好及效用最大化•1,家庭全部收入一定,把孩子当成耐用消费品,和市场购买的商品一起为家庭带来最大化的效用。U=u(x1,x2….xn),x1代表孩子,x2…xn代表其它商品。约束条件是,∑Pixi=Y•2,父母所受的约束及对孩子的偏好决定了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决策。家庭的宗教信仰、民族、年龄等决定了家庭对孩子的偏好。n2.4对孩子数量的需求•1,生育率的变化是随着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变化而引起的。而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变化受家庭收入、父母偏好、父母的就业状况、孩子的成本、效用等因素的影响。•2,一个妇女一生最大可能生育的数量n=E/(C+S),n表示平均存活的出生人数,E表示妇女具有生育能力的时间,C表示怀孕时间,S表示一个活产婴儿出生后和哺育时间的平均不育间隔时间。(C+S)表示两个活产婴儿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3,假定15岁至49岁作为育龄期,两个活产婴儿之间的间隔为18个月。那么一个妇女一生最多生育23个孩子,但是实际生育数量大大低于最大值,由于晚婚、晚育、延长哺育时间等,实际活产平均数量可能只有6-8个,加上农业社会婴儿死亡率高的原因,最终长大成人的数量就更少。•4,随着19世纪医疗技术进步,婴儿死亡率下降,家庭只有采取措施减少婴儿出生数量。避孕节育技术的改进是响应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减少而出现的。2.5数量需求的相对价格效应•1,生育孩子需要投入的资源包括:一种是物质资源,如孩子所需食品、衣服、住房、玩具等用在孩子身上的有形物品;另一种人力资源,即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教育孩子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市场价格加上家庭非市场活动时间的影子价格就是孩子的总成本,也即孩子的价格。•2,家庭的效应有孩子和市场品带来。U=u(n,Z),n表示孩子数量,Z表示所有市场品的综合。家庭的全部收入Y=Pnn+PZZ,对孩子的数量需求取决于孩子数量的相对价格,因此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与市场品形成一种替代关系。•3,影响孩子数量需求的相对价格效应。•第一,孩子为家庭提供的收益越多,抚养孩子的净成本越低,孩子数量的相对价格越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增加。农村家庭要更多孩子是因为农村孩子的相对价格较低。•第二,抚养孩子的产品的价格降低,意味着孩子的净成本降低,即降低了孩子的相对价格,增加孩子数量的需求。农村家庭用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自己做的衣服供养孩子,与城市相比,农村孩子的相对价格较低,农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就大于城市。但是当农村家庭按照法律规定要增加孩子的智力投资时,孩子的相对价格上升,城乡生育率的差距将缩小。这正是发达国家的经历。•第三,给抚养孩子的家庭补贴,能够降低孩子的成本,降低孩子的相对价格,导致孩子需求增加。征收社会抚养费使孩子的相对价格上升,这是中国农村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第四,母亲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增加,意味着孩子数量的相对价格上升。•4,影响孩子需求的相对收入效应。•在十九世纪之前的农业社会,家庭财富与生育率之间通常是正相关的,到十九世纪后期,欧美城市家庭收入与生育率之间开始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孩子的实际价格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下图横轴表示孩子的数量,纵轴表示花在抚养孩子之外的活动方面的全部收入。最初收入为Y0,与无差异曲线U0相切达到均衡,决定孩子数量为2个,当收入上升到Y2时,与U2相切达到均衡的数量3,这是孩子的相对收入效应,当妻子的时间机会成本上升即工资率上升时,预算线变成Y2A0,与U1相切达到均衡数量1个小孩,这就是孩子的相对价格效应。2.6对孩子质量的需求•1,孩子的质量是指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智力水平。孩子的健康状况包括孩子的身高、体力和存活力等有关身体素质的方面。孩子的智力水平包括孩子的智商、知识、受教育程度等智力素质内容。•2,高质量的孩子意味着在未来竞争中能够处于优势地位,击败竞争对手,获得较高的收益和工资,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3,为了提高孩子的质量,父母就必须在孩子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方面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舒尔茨把孩子质量看作是资源密集的家庭品。2.7孩子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具有替代关系•1,在收入允许的范围内,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质量比较好的商品。因此家庭宁愿选择较少的高质量的孩子而不愿选择较多的低质量的孩子。主要原因是受家庭收入和父母时间的制约。•2,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对孩子数量需求必然减少。•3,孩子的数量成本,即花在孩子身上的与质量无关的一切费用,在一定时期时相对固定的,称为“固定成本”,包括怀孕和抚育的基本费用。孩子的质量成本,是“可变成本”,包括各种教育培训的费用以及父母为提高孩子质量额外付出的时间。孩子的质量成本受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偏好的影响较大。3.1对孩子需求与代际关系•1,家庭对孩子需求的减少,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并促使中国文化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2,家庭中孩子数量减少,使传统的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不再成为制约中国社会发展深层因素。•1,东西方财产继承制度的比较。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是中国长期的历史传统,而在西方和日本都是长子继承制。•2,长子继承制的特点:第一是家庭产权明晰,第二,使家庭产权个体化,第三,有利于家庭财产的增长。西方国家的家庭产权制度安排有利于家族企业转变为公司制企业,长子继承制大大减少了家庭财产的界定成本及家庭内因财产分割引起的利益矛盾。•3,中国的诸子均分制是从财产上对家庭制度的维持和保护。它的特点是:第一,导致家庭财产的模糊性,到底财产是谁的并不确定,同时,财产的不可分割性与均分制结合容易形成财产的公共领域;第二,导致财产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家庭财产在家庭成员中成为公共品;第三,财产增长缓慢甚至下降,子女越多,下降态势越明显,中国古代有“富不过三代”之说。•4,诸子均分制确保了中国社会的建立以家庭为根基,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取代其它社会团体成为个人活动的重心,个人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家族的地位和声誉。它的弊端在于:(1)强化了家长制、使子女过度依赖家庭,(2)由于用家庭观念和家庭伦理观察和组织社会,对待社会生活和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消融了家庭和家庭意外的社会界限,既阻碍了社会分工和合作的扩大,也阻碍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和立宪政治的发展。(3)在财产均分以前,家庭财产是共有制的,因而无法避免家庭成员的“搭便车”和“偷懒”行为。(4)财产均分时存在财产界定成本、同时一些财产具有不可分割性的矛盾、子女预期的不稳定性,这都将引起家庭内部的矛盾,•(5)财产均分制不利于资本积累。随着人口增加导致家庭土地越分越细,家庭生产能力下降。(6)诸子均分制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长辈有许多财产留给下一代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缺乏激励从事人力资本投资。比如前些年广东东莞集体分红很多时,青年人不愿参考高考,以免失去分红机会。(7)家族式私营企业不利于私营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5,家庭孩子数量的特别是男孩数量的减少,将减弱诸子均分制对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使中国社会逐步走出“家——国”体制,过渡到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6,家庭代际关系也将从以家庭为媒介的代际关系转变为以社会为媒介的代际关系。
本文标题:第十讲 对孩子的需求与代际关系变迁(人口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周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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