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李克强（2018年6月28日）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总结近年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刚才，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和浙江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下面我讲几点意见。一、“放管服”改革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的战略举措，必须坚持不懈向前推进“放管服”改革旨在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也是近年来实现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上届政府成立之初，我国发展面临极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货币量化宽松、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的强刺激政策，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面对这种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着力深化改革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动能。我们一方面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努力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个“牛鼻子”，着力减少政府的微观管理、直接干预，放手让企业和群众创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放管服”改革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脉相承，是“放开搞活”历史经验的延续和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实践的重要内容。四十年来，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对资源配置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作用”，再到“起决定性作用”。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我们感到，尽管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场关系发生很大变化，但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依然干预过多、管得过死，有些方面又管不到位。上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部门各类审批达1700多项，企业投资经营和群众创业办事门槛多、手续繁、成本高，严重抑制市场活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抓住简政放权这个关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化政府自身革命，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2013年，我们提出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当头炮”和“先手棋”，承诺五年内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压减三分之一，实际上仅用两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2014年强化放管结合，2015年又将优化服务纳入其中，形成了“放管服”三管齐下、全面推进的格局，改革综合效应不断显现。同时，“放管服”改革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和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效带动了价格、财税、金融、社会事业等领域改革，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深入。当初有人担心，“放管服”改革见效慢，甚至是隔靴搔痒，以此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能否及时、管用？实际上这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环节入手，是触利益、动格局的改革，就工作而言，看似是“小切口”，实则“大成效”。就像当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听起来似乎是从具体事开始，但由于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只用两三年时间，就把长期困扰我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放管服”改革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一是“放管服”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对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过去五年，我们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同时大幅减税降费，由点到面推开营改增，出台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停征、减免1100多项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推动降低用能、物流、电信等成本，累计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超过3万亿元。简政减税减费并举，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不仅促进了已有市场主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大量新的市场主体。五年多来，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80%，目前已经超过1亿户，其中企业3100多万户，实际上很多个体工商户也在朝着企业化方向发展。市场主体增多且日益活跃，有力支撑了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特别是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五年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每年都超过1300万人，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都降到了多年来最低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有就业就能创造社会财富，就能增加收入，就能带来新的消费和投资，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二是“放管服”改革带动了创业创新热潮，加快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我们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对新兴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为其成长留下充分空间。“放管服”改革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紧密结合，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潜能，促进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年均增长10%以上，网上购物、物流快递等以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同时，许多传统产业也在改造提升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目前，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左右，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经济结构呈现加快优化升级的良好态势。三是“放管服”改革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升了开放型经济水平。“放管服”改革致力于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许多改革举措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同时开放也倒逼了改革，二者互促共进。我们先后在上海等省市设立11个自贸试验区，最主要的举措就是从简政放权开始。自贸试验区在很多方面第一个“吃螃蟹”、率先突破，比如负面清单管理、“证照分离”、“一照一码”等，大多已在全国复制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也是由海关先行探索，进而在全国推开的。几年来，我国营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大幅跃升，利用外资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培育了国际竞争新优势。四是“放管服”改革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广大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我们始终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奇葩证明”等问题，力除烦苛之弊，大兴便民之举，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环境条件。这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就业创业机会，社会纵向流动通道进一步拓宽，也有效调动了社会投资积极性，增加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五是“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通过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把大量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或社会，把生产经营和投资自主权还给企业，工作重点和更多行政资源从以审批发证为主转向创新宏观调控、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长期存在的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得到很大改变，在破解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问题上探索出了一条新路，政府管理理念在进步、管理方式在变革、管理手段在创新、管理效率在提高，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同时，“放管服”改革从源头上减少了权力寻租问题，推动政府工作人员改变与审批发证相伴的“看家本领”、转向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了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放管服”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关键是顺应群众期待、遵循经济规律、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放管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放权于地方，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各地结合实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探索出许多独具特色、深受企业和群众欢迎的好经验好做法。比如，“证照分离”、“不见面审批”、“一枚公章管审批”、“最多跑一次”、“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等等。这样的创新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过去各地推动发展，往往是比硬件条件、税收优惠，现在更多比营商环境。我最近到地方调研发现，一些中西部省份主动对标沿海发达地区营商环境，通过为企业提供更优服务、帮助降低成本来吸引投资。发达地区也在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实践证明，哪里的“放管服”改革搞得好、哪里的营商环境改善得快，哪里的市场活力就强、发展势头就好。很多部门也主动作为，在便民利企方面推出了不少群众受益、社会认可的举措。总的看，“放管服”改革带来一系列综合效应，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内生动力、释放了内需潜力，为人民群众办事创业提供了便利，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一些政府部门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企业投资经营和群众创业创新仍然深受显性或隐性准入壁垒之苦、行政许可和变相审批之累。监管不到位和监管乱作为并存，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还比较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公共服务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部门和单位办事手续繁琐、随意性大，群众和企业不满意。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仍处在中等水平，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跨境贸易等指标排名比较靠后。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决不能有“差不多”、“歇歇脚”的松懈思想。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其关键的五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好头、起好步、打好基础，“放管服”改革依然是重要抓手。这是妥善应对风险挑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未来五年必须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发展仍有保持稳中向好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严峻挑战。当前最大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是来自外部。虽然世界经济总体上复苏向好，但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起伏，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这将给我国发展带来多方面影响。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一些风险隐患需要高度重视。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方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挖掘内需潜力。这仅靠政府资金是不够的，也不可能再搞强刺激，根本上还是要在改革上下功夫、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红利。要抓好“放管服”改革，把市场活力最大限度激发出来，把人民群众创造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巩固和扩大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靠创新驱动，要靠结构优化升级，这些都离不开深化“放管服”改革。只有进一步破除各种束缚创新发展活力的桎梏，让亿万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使我国经济走上依靠创新提质增效的发展路子，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高质量发展是靠公平竞争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才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让无效低效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实现市场出清，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和利用。这是面向全球打造竞争新优势的需要。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很大程度上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对标国际、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取得更大进步。我们不仅要吸引外资，也要留住内资。市场主体最终是会用脚来投票的。人才往哪走、资金往哪流、项目在哪建，说到底取决于哪里的机会多、障碍少、效率高、服务好。这要靠实实在在的发展环境特别是营商环境来比拼，“放管服”改革正是破解发展环境中各种“痛点”、“堵点”的利器。这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盼的需要。“放管服”改革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广大群众既是消费主体，也是投资创业主体。通过“放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