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六十年代小说

第二章五六十年代小说第一节50、60年代小说概述第二节社会变革的现实表达第三节红色历史的多元叙述第四节命运多舛的探求之路第一节50、60年代小说概述•内容上，农村与革命历史题材特别“重大”。工农兵作为革命的主导力量，被要求作为人物塑造的中心任务来对待。城市生活与文化，知识分子的世界尤其是他们的爱情等个体性世界，属于小说题材的边缘与危险地带。•美学上，这一时期的小说特别追求一种阳刚、明朗与粗犷豪迈的风格和状态。一、曲折的历程（一）1949年到1955年——解放区小说传统的自然延续。①作家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延安解放区来的作家；“国统区”“被解放”的作家；从海外归来的的一派。②小说创作实绩主要表现在中短篇领域，长篇小说数量较少。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有：草明的《火车头》、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赵树理的《三里湾》等。而成就较大的中短篇小说家有：赵树理、孙犁、路翎、马烽、康濯、峻青、王愿坚、艾芜、西戎、李凖等。③从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上看，此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最为活跃。④在乡村小说兴盛的同时，“红色历史小说”创作也出现了较热的局面。（二）1956年至1962年——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57年下半年有“反右”运动之前1年多的时间里，小说创作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勃兴，出现了“干预生活”和探求人情人性的热流，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有影响的作品。二是长篇小说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具有以下特点：①结构上规模宏大，多数作品有意追求“三部曲”“多部曲”结构，扩展其“史诗”与“画卷”的美学内涵。②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隐含了中国传统与民间叙事中的若干模型，同时也接续了古典小说叙事状物、塑造人物的某些特有方法与风神。③由于对“史诗性”的追求、主要人物形象的“成长”属性、传奇的故事，以及在胜利或阶段性胜利处结尾的书写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了红色叙事所特有的宏大而壮美的总体风格。（三）从1963年至1965年——停滞时期。1963年开始，文艺界的风向再度出现“左”转。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的发表，文艺界的极“左”思潮又恢复蔓延起来，中国当代小说进入一个停顿时期。（四）1966年至1976年——“劫难”时期。“文革”时期的小说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作品，这里有两中情况：①“样板小说”。其主要特点是：主题政治化，人物类型化，结构模式化，严重脱离现实，因此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艺术而言，都缺乏应有的价值。②在表现革命历史和现实政治内容时，没有完全堕入概念化的窠臼，尚有一些比较成功刻画的作品。如李心田的《闪闪红星》、黎汝清的《万山红遍》、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另一种是未公开发表而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的作品，即“地下小说”。“地下小说”的创作主体是知青，它也是新时期的知青小说的早期存在状态。由于处于自发创作状态，多已散失，其创作数量很难有完整的统计，具体写作时间也难有准确的说法。从内容上看这些作品也分为三类：①表现普通人情感的作品。如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甘铁生的《第二次慰问》、史铁生的《没有阳光的角落》、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②在思想内容、故事结构和所表达的价值理念具有某些叛逆理念性质的作品。如毕汝协的《九级浪》、赵振开的《波动》、佚名的《逃亡》和《一年》等。③完全在私人空间传抄的表现性爱的小说。如《曼娜回忆录》、《少女之心》等，总体比较粗糙。第二节农村社会变革的现实表达1、动因（1）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一观念建国后基本未变。毛泽东关于“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文化即“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的权威观念，也从战争年代延展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决定了以农民、农村和农业为对象的创作将长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心任务之一。2、构成建国以来，以侧重表现农村生活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是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马烽、李准、王汶石、浩然等。从取材的地域分布来看，“北方”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小说的主要艺术资源和表现对象。形成了两个比较突出的作家群体。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中心的山西作家群，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有“山药蛋派”之称。另一个是以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3、面貌：作家关于农村、农民的个人文化情感，必需与政治责任统一起来。在新时代，农村已经是作家、知识分子改造、锻炼、提高的新天地，农民也成为他们必需认真学习的对象。这决定了当代农村小说明朗向上的审美基调。鲁迅式的沉郁凝重、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都不合时宜。明朗向上的美学并不排斥因反映“严酷”且“复杂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呈现出的严峻和紧张。一、代表作家作品1、赵树理（1906——1970）建国后他的作品主要有：《登记》《求雨》《“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相鉴定》《卖烟叶》等中短篇小说和《三里湾》《灵泉洞》（上）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仍延续建国前的那种民间化、通俗化的创作思路，注重小说艺术的讽喻功能，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淳朴自然的写作风格，以及立足于朴素的道德情感来观察农村新旧变化的艺术视角基本没变，其艺术魅力仍然是对各种民间人物性格的描绘，以及对历史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风习、伦理道德和农民心理的成功表现。代表作品《三里湾》（1955）和《登记》（1950）《“锻炼锻炼”》（1958）但其建国后的创作非但得不到肯定，却不断遭到苛责，他的《“锻炼锻炼”》和西戎的倾向相似的《赖大嫂》后来被作为描写“中间人物”的标本受到批判。2、柳青（1916——1978）1938年到延安，194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开始，柳青离开北京，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为写作《创业史》做准备。《创业史》原计划写作四部，1959年出版第一部，但“文革”结束后，才出版第二部上卷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了下卷的前四章。《创业史》是当代农业题材小说的新的标志性作品，当时一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史诗性”、“纪念碑”式作品。《创业史》严格按照阶级分析、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来提炼主题、组织材料、设置人物关系、安排情节发展。但同时也在政治框架中比较充分且自然地融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细腻的人物刻画。围绕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评价，当年曾引发争论。声音•“柳青对现实的把握过多依赖时代政治的规范，悉心领会‘上级指示’则转移或替代了独立思考，无视原型人物的物性欲念和人性特征，仅仅是夸张其阶级的属性，突出其政治的特征，把人与人的矛盾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把人与人的冲突视作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结果导致《创业史》出现众所周知的内在矛盾：既表现了生活真实又存在概念化和部分虚假的问题。”李运抟：《中国当代文学与伪现实主义》声音“如今，对于合作化运动的得失，人们的看法已经和柳青写书的那个时代有所不同。……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读起这部书，也不能不为它的凝重的风格与深厚的内涵，为它传达出来的历史的严峻感，它的对于中国农民的挚爱与忧思，它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土地的忠诚与眷恋，它的脚踏实地的坚实，它的掘地三尺的深入开挖，它的人物刻画的力度以及它在艺术上的惨淡经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透纸背而感动，而叫绝，而发出会心的微笑与深长的叹息。如果柳青不是拘泥于既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方针，如果他更能大胆地反映生活的与历史的真实，他本来可以创作出怎样的伟大作品！”王蒙：《感受昨天——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小说卷序》3、浩然等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李准的短篇《李双双小传》等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农村题材小说。浩然是文革期间最当红的小说家，他严格按照阶级分析方法演绎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当年曾拥有很多读者，这离不开作品的生动叙述和生活气息，也是文学贫瘠时代里人们的阅读选择面所决定的。第三节红色历史的多元叙事1949年以后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小说主要包含四种类型：一是具有宏大场景的最靠近意识形态本身的“类史诗叙事”；二是带有传统或民间叙事趣味的“类传奇叙事”；三是以个人成长为叙事线索的“类成长叙事”；四是具有别样视觉与抒情意味的“类抒情叙事”。一、类史诗叙事“类史诗叙事”小说的特征，首先是指作品的美学风格具有特别宏大和壮美的特点，注重宏大场景和英雄人物的刻画，叙述格局开阔恢弘；其次是指小说历史线索的系统性和大的时间跨度等特点。按照这一标准，梁斌的《红旗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以及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可归入这一类。1、梁斌（1914——1996）的《红旗谱》（1957）说《红旗谱》具有“类史诗叙事”的最重要理由在于①这是一部完全按“党史模式”来建构故事情节发展进程的小说。它不光在风格上具有壮美的气质，而且还具有较大的“阶段性”的时间跨度，其中三卷分别对应着早期建党时期和第一次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阶段。②小说以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为背景，通过燕赵大地上两家农民三代人的命运与斗争，围绕“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两个中心事件，书写了当时农村与城市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的阶段性历史过程。③朱老忠的形象全面而历史性地揭示出农民与革命之间的深刻、必然联系，他的人生体现了农民必然走向革命的历史道路，他的“性格发展史”，就是中国农民从自发到自觉的革命性的发展史。④小说最富文学色彩的篇章，主要在于对朱老忠“个人英雄主义”即传统性、“旧时代”一面的描写。他在“反割头税”斗争中入党以后，性格却陷入了平面化。历史发展（性格成长）的过程与历史结果（性格长成）之间，前一面不自觉地占据了艺术的上风。二、类传奇叙事50年代具有典型“类传奇性”的长篇小说主要有：曲波的《林海雪原》、刘流的《烈火金刚》、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至的《敌后武工队》等。1、曲波（1923—2002）的《林海雪原》（1957）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①作品内容上的传奇性。这种传奇性主要表现在作品的神秘感与浪漫气息、特殊的战争形式、小说主要人物身上罕见的素质等。②作品形式上的传奇性质。就其结构和情节而言，小说大致描写了四大战斗：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千里草甸在周旋、决胜四方台。这四场战斗虽然各自形式不同，内容各异，但归根结底又是在使用相同的结构元素。③小说对神秘迷人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也很有特色。林海茫茫，雪原辽阔，其中山崖耸立，险象环生，气候变化莫测。这样的背景再加上许多林海传说、民间歌谣、山中奇人的描写，更加强化了小说传奇色彩和氛围。三、类成长小说“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最初是俄国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的。50、60年代“成长小说”的代表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和高云览的《小城春秋》。这类小说要求既是“自传型”的，又是在“历史中成长型”的，同时又不无“训喻”意味。1、杨沫（1914—1995）的《青春之歌》（1958）是最成功的“成长小说”，它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①就显性层面讲，小说表现了这样的政治主题：它以1931年9·18事变到1935年12·9运动之间的社会政治风云为背景，通过一位年轻的知识女性林道静的成长道路，表明一个道理：知识分子（革命的非主流力量）只有把个人自由和幸福追求，同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阶段解放的崇高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从而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主人公的“成长”表现在：林的原始动机本来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许多“五四”青年一样，是一个反抗旧制度的个性主义者，但随着反抗过程的加深，她逐渐了发现个人化的对于幸福幻想的追求是行不通的，于是她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并先后接受了卢嘉川、林红、江华等人的教育，经过监狱生活的考验，她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之后党又把她派往农村，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经受了革命斗争的洗礼，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而成熟的革命者，并成功领导了北京大学的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这样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与历史一同进步”的成长过程。②就作品的隐性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