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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企业财务 > 第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2)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出自老子(约前571-前471)《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认识你自己:相传是刻在古希腊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喜欢用这句话教育人。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尼采(1844-1900)《道德的系谱》前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等杰出领导人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我们讲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这一基本国情。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十八大报告)。第五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本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正确认识基本国情非常重要第二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和主要特征第三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一、马克思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二、我国对国情问题的判断失误曾导致巨大挫折三、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和正确判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提出过一些原则性的设想,认为未来社会大体要经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一、马克思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理论的抽象是为了论证一般规律,当把这些规律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时,必须把抽象掉的因素重新加进去,否则就必然要犯简单化、教条化的错误。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发展过程的思想。斯大林在1936年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不久,没有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重建,1952年又宣布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比斯大林走得更远。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将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在1959年1月的苏共21大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进入了一个“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后来又在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1962年苏共22大上又改为,经过20年的努力,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批评了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后退一步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并在宪法中将这一理论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新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认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也不切合实际,经修正后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苏联的历史实践证明,斯大林及其继任者对社会主义所处阶段认识不清且估计过高,使其在实践上提出许多并不可行的目标,造成发展战略上一系列重大失误。它不仅严重影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历来重视研究和正确判断国情问题,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二、我国对国情问题的判断失误曾导致巨大挫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曾比较正确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明确肯定,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尚未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1961年,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赞扬中国再过五十年就了不起了,毛泽东则明确回答在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百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后,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上述正确认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付出重大代价后,后人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寻找的,并不代表当时就是以这些思想和认识来制定政策和指导实践。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胜利的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加之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把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对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判断失误,“左”倾思想在党内外很快占了上风,导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那些?)1、超越阶段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渴望国家发展的迫切心情,但由于其缺乏实质性内容和量化标准,容易导致实际行动中的盲目和混乱。总路线取代了中共八大上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成为“大跃进”运动的纲领和口号。从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开始不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主观上制定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并大搞群众运动,以实现所谓的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在农业上,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各地你追我赶,掀起规模空前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并不顾当地具体条件,普遍推行深翻土地和高度密植等措施。“人有多大,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口号被到处宣扬,许多地方刮起了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1958年夏收期间,报刊上不断出现“高产卫星”的报道,亩产由几千斤到上万斤,层出不穷。9月18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最高已达到13万多斤!工业方面,提了“以钢为纲”的口号,产量指标也是一升再升。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中国钢产量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1957年底制定的计划是1958年钢产量达610万吨,到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修改为700万吨,到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修改为800万~850万吨。中央还一再要求地方提高生产指标。1958年6月,中央干脆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要求在2至3年内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在农村兴起生产关系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的肯定和推动下,1958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中央提出在生产关系方面,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国所有制的过渡。在错误思想路线引导下,广大农村中普遍流传是“顺口溜”:“小农经济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一摇;互助组,石头桥,风吹雨打不牢靠;合作社,是铁桥,要上天堂上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路一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它不但没有推动反而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受挫以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并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力图把国民经济的建设引入正确的轨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局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部分领导人急躁冒进的情绪依然存在,“左”倾错误又没能从根本上得到清理,国民经济的恢复一波三折。毛泽东作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错误论断,并且认为这一“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始终存在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文化大革命”最终发生,国家陷入持续10年之久的动乱时期。2、对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导致“文化大革命”经济指标年平均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1950-1966年均增长速度8.47.910.716.54.51967-1976年均增长速度6.84.97.18.53.31967-1976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年均增长速度与1950-1966年的比较反思建国以来的种种经验教训,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这几次重大失误,无论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急于求成、凭政治热情和群众运动搞建设,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盲目求纯、长期流行“穷过渡”、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问题,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认识不清,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把握不准以及对现阶段主要矛盾判断失误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逐步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既有历史的深刻教训,也有现实的紧迫需要。三、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和正确判断1、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初级到高级的过程。2、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报告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部分特征,如物质文明不发达等。中共十二大会场邓小平致开幕词4、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初级阶段的某些主要经济特征。视频播放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认识的一次飞跃。6、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将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7、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精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8、2002年召开的党十六大再次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9、党的十七大(2007年)进一步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0、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强调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本文标题:第五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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