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

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就是爱人。——汉娜·阿伦特仁者爱人。——孟子在古今智者深沉恬静的思维世界里，情感与理性仿佛已完美地合二为一，“爱”和热情的具象化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现实中，远离理性的、抽象的情感，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民粹主义倾向就是这样的情感，并且在政治领域表现突出。今年8月以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冲突不断，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很多城市出现了规模不一的群众聚集、游行抗议活动，其中也夹杂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现象，以“抵制日货”为名的过激行为在多个城市出现。对此，国内外学界、观察家似乎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正呈现较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国内一些媒体也出于各种目的，借机跟风炒作民粹主义话题。但根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今年9月完成的“中国公众的平等与特权观念调查报告”①所得结论，公众对不平等现象有着较大容忍度，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观察，并不能看到显著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中国公众的民粹程度究竟几何?中国的民粹化现象有哪些特征?爱国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网络环境中似乎长期处于相对亢奋状态的“80后”、“90后”，是不是民粹化群体的“主力军”?基于如上种种疑问，我们期望通过调查研究，首次从正面对中国公众的民粹化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并借此深入把脉社会思潮，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参考。要实施调查，首先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可行、在实践中有解释能力的民粹主义评测方法。按照保罗·塔格特②的论述，民粹主义并无明确定义，它可以依附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上，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③但总的来看，多数民粹主义者或民粹主义现象都具有以下特点：1、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主张直接民主;2、把所偏爱的群体进行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辨视自身的依据;3、缺乏核心价值观;4、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5、民粹主义既可能从民众中产生，又可能被精英所倡导;既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潮，又可能形成运动，甚至具有长期的政治后果。显然，仅依据以上特点，无法精确描述中国的民粹主义。实际上，民粹主义在不同政治环境中表现的形式皆有不同。因此，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构建了包含8个核心特征、6个非核心特征的评测模型，既涵盖了民粹主义形式的共性，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对中国独特性的解释。本次调查由人民论坛调查中心实施，调查过程自2012年10月21日始，至2012年10月31日止，回收有效问卷1122份。调查内容包括：一、与民粹化特征相关的29个问题(多数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二、人口统计学资料。我们在保证受访者身份多样化的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由于我们的理论模型和调查问卷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设计的，因此不能直接用于测量其他国家的民粹化水平。但若能用这套方法对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进行定期追踪研究，则可了解中国公众民粹化倾向的长期趋势。民粹主义倾向测评模型及结果结合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和当前中国较为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我们从以下特征着手，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1、爱国主义情绪高低;2、对政府的不满程度;3、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威胁的感知;4、日常生活观念的浪漫化程度;5、排斥他者的程度;6、怀旧情绪的高低;7、社会信任程度;8、非理性程度;9、思想保守程度;10、政治参与兴趣程度高低;11、对自由的态度;12、是否认为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13、对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信心;14、相信阴谋理论的程度。其中，1~8为核心特征，9~14为非核心特征。为了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民粹特征显著者，我们将每个方面设计成一个“测试”，每个“测试”又分解为若干问题。考虑到民众心理的多样性，不可能期望每个被称为民粹特征显著的人在这14个属性上都很突出，所有的测试结果均呈显性。因此，我们研究了各种组合，最终确定，如果某个人在与核心特征相关的8个“测试”中有5个结果呈显性，且在与非核心特征相关的6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将他看作“民粹特征显著者”。同理，如果某个人在前5个“测试”中有3个结果呈显性，且在后9个“测试”中有4个结果呈显性，那么我们就把他看作“民粹化倾向者”。以下，我们将分析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每个特征，并给出受访者在这些特征上的相应统计数据。是否有较深的怀旧情结。我们所测量的“怀旧情结”，并非是指在文化和思维方式上更倾向于尊重传统，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而是指：由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有限，民众更可能因为缺少一个可认同的政治身份，而倾向于从旧有的政治体系中寻找一个身份符号作为寄托。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怀旧情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中国与外国发生外交冲突时，很多人倾向于把外国看成是有敌意和有威胁的。尤其在当下，外交冲突在媒体中似乎已成了中国民粹主义唯一的导火索。为测量民众的外交冲突敏感性，我们设置了三个问题。首先我们问“‘有些国家总是欺负或挑衅中国’这样说对么?”19.3%的民众完全赞同这种说法，31.3%的民众表示在较大程度上赞同。接着，我们发现，有54.7%的民众承认，“祖国受欺负时，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负”。另外，有54.5%的民众主张，“反抗外国侵略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使命”。第二，民粹特征显著者的怀旧情结还体现在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道德观念和外交政策的留恋上。有9.2%的人感觉“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现在平等得多”，还有25.0%的民众基本上认同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思想状态比较单一的社会，四成民众持肯定态度。当被问及是否同意“在处理中国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关系时，胆量比对利害关系的思考更重要”的说法时，31.6%的人表示完全赞同或在较大程度上赞同。第三，“极端爱国主义”促使民粹情绪高涨。爱国主义本身值得褒扬，但当一定程度的爱国情绪与较低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极其有限的政治认知程度和较低的政府满意度这三者结合起来时，就可能滋生民粹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与爱国主义成正相关关系，与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政治认知程度和政府满意度成负相关关系。为测量受访者是否有极端爱国情绪，我们设置了四个问题。当问及“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感到骄傲”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想法?三成受访者表示完全符合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对于“无论中国有什么缺点，我仍然爱这个国家”这句话，有87.7%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同意，其中，高达35.7%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六成民众对于“当外国对中国形成威胁时，人们应彻底放弃个人利益团结对外”的主张持基本肯定或完全肯定的态度。22.0%的人承认，“假如有来世，会选择继续做中国人”。是否有较低的政府满意度。当人们对政府感到不满时，就可能以“维护自己和人民的利益”之名，响应民粹主义号召。为测量政府满意度，我们首先问“‘在我对生活或社会有不满时，政府也不会关心我的看法’这句话正确么?”30.9%的人表示这句话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符合他的感受。在政策“输出”方面，36.5%的民众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现在，政府的政策不能满足我的需要”。需要说明的是，与爱国主义情绪一样，对政府不满本身并非负面的现象，只有在与其他条件相配合时，它才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的滋生。是否以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普通人的生活。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反对精英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将日常生活看得非常美好;另一方面将普通人当成神灵、美德或某种美学价值的化身，并为普通人冠以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当问及是否赞同“生活中的普通人往往具有最值得赞美的精神”这句话时，高达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同。另外，有70.7%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认同“平凡的生活是最美的”。是否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民粹特征显著者通过意见和言辞上的特征来识别他人，将没有这些特征的人排斥在自己所认同、归属的人群之外。这种排斥心理的一个突出反映，就是网络社区中常见的“是中国人就转”一类的言辞。在调查中，对于“那些不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被我们鄙视和惩罚”的说法，17.9%的人表示完全赞同，少于表示完全反对的人(20.6%)。对于因爱国热情而产生的冲动行为，32.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远少于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反对的人(64.0%)，仅有3.3%的人表示完全肯定。这说明，对于在日本“购买”钓鱼岛后一些人以“爱国”名义进行的过激行为，多数民众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不过，在“80后”、“90后”群体中，不同程度上表示肯定的人高达42.8%。社会信任度是否较低。正是因为缺乏对别人的信任，无法融入真实的、具体的集体中，冷漠相待，以邻为壑，才更可能让人迫切地从一个空洞的、符号化的群体概念中寻找温暖。我们采用简化了的罗森堡量表测量社会信任度。当被问及“当您遇到困难时，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人关心您么?”，34.8%的人表示完全没有或基本没有。高达94.9%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如果我不注意，别人就会欺骗或欺负我”的说法。是否缺乏理性。非理性是以上所有因素转化成民粹主义的催化剂。首先，非理性表现在盲目从众、缺少对善恶的判断上，因此我们问受访者“我很希望我的想法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这句话是否符合其心理。对此，85.0%的人表示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自己的心理。接着，我们关心民众对于“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解，有57.1%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最后，民粹特征显著者通常鼓吹强人政治，轻视宪政制度。因此，我们将马克斯·韦伯对统治权威的分类做成问题，看受访者看重领导人的哪方面品质。高达50.5%的民众选择了“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多于看重“由法定程序产生，按照制度和法律的规定做事”的人(44.7%)，仅少数人选择了“遵守由历史、传统和前辈定下的习俗和秩序”。思想是否守旧。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盲目服从。对于“领导和长辈的要求，即使违备道德，也应当照办”这种说法，有37.9%的民众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认同。另外，思想守旧的人更可能固守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念。我们问民众是否赞同“对于道德败坏的人，即使他完全没有违反法律，也应该受到实实在在的严厉惩罚”的观点;对此，高达62.3%的人表示赞同。在“购岛”事件引发的反日浪潮中，有些人也不惜违反法律来表达感情。首先，道德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成道德至高点，仅以道德的标准衡量别人，就很可能极力否定、排斥甚至敌视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其次，道德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有很强的任意性，不具有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爱国主义既包含道德的、激情的方面，也包含理性的、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方面。是否轻视自由。民粹特征显著者对群体符号、服从和道德观的依赖，可能使他们轻视自由的价值。我们问受访者对“自由是人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否赞同，基本上或完全赞同的人占到了74.1%。对政治事务、理论和精英集团是否存在抵触情绪。首先，出于对精英主义的否定，民粹特征显著者更可能看重简单、直接的手段，他们不认为复杂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能给自己带来福利，因而也不关心政治。调查中，有39.1%的人表示对政治完全(或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兴趣。另外，由于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忽视，一些人可能认为借鉴西方政治发展成果没什么必要。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调查中，只有36.2%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观点。其次，民粹主义还可能轻视理论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所起的作用。对于“解决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实践比学术理论更重要”这种观点，有高达71.5%的民众表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最后，无论一个强占大量公共资源的权贵阶层在一个国家是否存在，民众对此的负面感知都可能激起民粹情绪。调查中，有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正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的说法，其中高达49.2%的人表示完全认同。综合以上提到的标准，我们发现，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在民粹化特征群体中，男性占55.8%，女性占44.0%。在党员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30.8%，有一定民粹化倾向者占20.6%。从行政区划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