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技术变迁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与发达国家的自主创新、未来方向不可知的诱致性技术变迁不同，近20年中国经济始终表现出明显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在现有的世界技术差距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事实上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技术进步的可能方向。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基于本国国情，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前沿内技术，以模仿、学习、深化等方式实现本国技术水平跃迁。引进式技术进步本质上是实现资本和技术的动态融合，即以购买专利和技术、高技术商品和设备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强制性技术变迁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周期事实上可以理解为两种机制矛盾运动的结果：一是技术引进的增长动力机制，二是宏观经济供需结构的约束平衡机制。动力机制以世界技术差距和国家强控制力为基础，通过技术引进决定经济增长的态势；而约束平衡机制通过供求总量、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等起调整作用。两种机制在不同的周期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相互促进但也相互制约。两种机制矛盾运动决定总量周期波动经济上升期往往由增长动力机制为主导，而约束机制体现为供不应求。由于发达国家指明了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就很容易对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达成共识。为了追求一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会通过国家强控制力，以信息引导、土地、信贷政策优惠等措施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部分前瞻性的企业在技术引进收益大于自主创新收益的预期下，抓住国家的政策信息，开始向技术引进产业进行投资。国家控制、技术引进和产业资本融合所形成的动态机制促使技术引进部门生产增长，新产品的市场不仅供不应求，而且具备一定垄断性，因此前瞻性企业获得了大幅度利润增长。在本阶段，技术引进的增长动力机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供求约束的平衡机制支撑了前者状态的实现。宏观经济整体态势在生产推动下表现为总量温和增长、物价相对稳定的欣欣向荣的上升态势。随着进入经济繁荣期，增长动力机制开始趋弱，而约束机制则进入供求平衡。在宏观经济态势逐渐转好、国家支持政策明确、前瞻性企业大幅盈利等信号的强烈刺激下，大部分企业坚定了技术引进部门的盈利预期，从而开始大规模地向引进技术进行投资。显然，宏观政策与微观动机的有效结合必将形成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单向配置的“潮涌现象”。非技术引进部门作为技术引进部门的中间产品支持部门，在后者的带动下也快速发展。宏观经济各部门生产的要素分配效应提高了社会各部门居民的收入水平，社会购买力的增强进一步创造了总需求；与此同时，技术引进部门开拓国外市场创造外部需求，从而部门生产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此时，技术引进部门逐渐接近适宜技术前沿，其增长动力效应减弱；同时部门产能开始大量释放，平衡机制的总需求成为消化产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宏观态势看，经济增长率逼近峰值，物价水平在总需求的带动下开始迅速上升。当经济过热之后，增长动力机制消退，约束平衡机制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繁荣阶段的潮涌现象和产能集聚的非理性继续，促使两个宏观态势显现：第一，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供给约束机制出现。由于缺乏技术进步，非技术引进部门生产达到产能极限，瓶颈效应不仅从数量上制约了技术引进部门的进一步扩张，而且该部门自身的价格水平迅速上涨，从而带动了物价总水平的迅速上涨。第二，国内外需求逐渐饱和，社会总需求拉动机制逐渐转化为需求约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开始大规模过剩，部门利润大幅度减少。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国家控制力开始减少土地、信贷优惠，减弱对技术引进部门的政策支持，从而进一步冲击了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态势，加速了该部门的衰退。此时，宏观经济增长率迅速回落，物价总水平虽然保持高位波动，但拐点显现。经济逐渐运行至低谷阶段，增长动力机制与供求约束机制进入了再平衡。前期积累的过剩产能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开始大范围显现。企业层面上，为了化解过剩产能，技术引进部门开始了艰难的调整过程。一方面限产调整成为了企业的主要行为，多数企业因为在繁荣阶段的“羊群效应”而资不抵债，导致停产甚至破产；另一方面，小部分前瞻性企业由于在繁荣阶段就开始限产从而在之后保存了实力，开始有机会在调整阶段通过兼并收购壮大自己的实力，为下一轮经济周期做好准备。这个调整阶段，无疑类似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为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从宏观层面看，通胀率等过热指标逐渐消退，部门结构之间逐渐走向平衡，从而供求约束机制与技术引进的增长机制之间的张力逐渐缓和。这时候，新一轮技术引进周期的起点又开始孕育。总量波动背后暗含结构分化与总量经济周期波动相伴随，中国的经济结构事实上亦发生着极其深刻的调整和变迁。首先，技术变迁的结构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技术引进部门由于引进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并在经济周期早期通过学习、模仿、深化等方式实现了“本土化干中学”的过程，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但周期后期囿于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另一方面，非技术引进部门由于缺乏技术进步、资金配套和政策支持，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因此，国民经济部门技术水平差距随着经济上升而扩大，经济下行而差距相对缩小。这种技术变迁结构化特征事实上又将通过供求约束机制反作用于宏观经济运行。其次，资本禀赋结构实现提升。技术引进部门在每一轮经济周期中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该部门的资本积累带动了国民经济的资本禀赋结构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非技术引进部门由于潮涌现象而导致本部门劳动力、土地要素迅速减少，从而变相提高了本部门的资本禀赋结构。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资本禀赋结构是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的资本禀赋结构的提升显然是通过强制性、非平衡的方式实现的。最后，部门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技术引进部门由于技术进步而促使工资水平不断上升，但非技术引进部门由于技术落后导致工资水平增长缓慢。这种部门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结构则在经济周期后期成为总需求制约机制的根源之一。暗含于总量波动背后的经济结构分化特征产生于技术引进的增长动力机制，同时又通过供求约束与平衡机制反作用于技术引进的增长动力机制。这为我们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现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化解危机政府大有可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外部金融危机冲击和内部经济调整的双重压力。中国内部经济调整的本质体现为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过剩，外部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减少事实上进一步切断了化解过剩产能的渠道。但是，技术引进部门产能过剩的另一方面事实上是非技术引进部门的产能不足，这种产能结构性特征事实上暗示一种化解过剩产能的有效途径，即通过政府力量将技术引进部门的过剩产能转移到非技术引进部门，从而促进非技术引进部门的技术进步，为未来经济平稳发展奠定基础。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受社会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结构共同影响，前者的需求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后者的消费负向抑制作用。因此，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提高技术引进部门的收入水平将在短期内较快地释放有效需求，增加社会总消费；而长期内应该注重改善社会收入差距结构，通过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间接地提高非技术引进部门居民的收入水平。中国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具备客观性和长期稳定性，由此导致较长时间内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目标之间将存在一定冲突。因此，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一方面要着眼于增长目标，即通过对技术引进部门发展的政策支持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顾及稳定目标，即政府要为非技术引进部门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从而逐渐减少该部门产能瓶颈，为未来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平衡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作者：袁江张成思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战略管理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完！谢谢观赏，转载请注明出处！鸟怒电影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