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论语》导读一、《论语》的作者、成书时代、列入经书的时间二、《论语》的结构，主要内容、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三、历代研究《论语》的状况、成就四、出土文献竹简《论语》简介五、今天研究《论语》的价值、意义六、《论语》经典章节简介一、《论语》的作者、成书代、列入经书的时间《论语》在十三经中，其篇幅较短，仅次于《孝经》。全书共二十篇，五百零七章，字数据电脑统计共一万五千九百十九字。此书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功绩，前代学者作过极高的评价。东汉经学家赵岐(约108—201)在《〈孟子〉题辞》中称：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清末满族学者唐晏(1857—1920)在其所著《两汉三国学案》卷十中，也对《论语》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群经之锁钥，百代之权衡也。这些评价，充分说明了《论语》一书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对构成民族文化共同心态，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对促进诸多少数民族的不断汉化也是具有积极贡献的。如此光辉的著作，其作者为谁？成书在何时？列入儒家经典又在何时？对这些问题，历代学者曾多次作过探讨。史圣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论述孔子答弟子及他人询问时，曾列举《论语》的两种原名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其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上引文中所云“《论言弟子籍》、《论语弟子问》”，单称《论言》或《论语》，均指同一书而言，至于其后面分别加“弟子籍”、“弟子问”，是就记录、编纂和应答说的。《史记》同篇述《古论》又云：“出孔氏古文”。今按《汉书·艺文志》所载：“《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史》、《汉》所载彼此相合。又《史记·封禅书》单称《论语》为《传》，还有单称为《论》的。王充《论衡·正说篇》云：王充“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而著名学者马叙伦在其所著《读书续记》卷第二的一处记述中，引用有关资料，认为出于孔壁中的古文《论语》，当时即已如此称名。现录其文如下：马叙伦《读书续记》卷第二.doc马叙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综述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论语》成书的时间及最后修订增补加工者为谁？杨伯峻认为：“《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杨氏在这段话的注释中转引日本学者山下寅次的《〈论语〉编纂年代考》，以为在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按杨氏此说与唐人柳宗元《论语辩》所涉及的时间人物大体一致，柳氏辩云：“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之弟子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柳氏之辩，证明曾子之弟子孔伋(子思)对《论语》作过增补，因而对曾参尊称为“曾子”。将柳氏之辩与《汉书·艺文志》之论断结合起来看，《论语》的成书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相与辑而论纂”与增补修订而不断完善的。相传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尼山全貌孔子故乡山东俯瞰关于《论语》列入经书的时间，亦即用此书作为古代各级学校学习教材始于何时，对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近代权威学者王国维曾下过极大的功夫，加以探索、稽考，而终于彻底辨明其底蕴。王国维《致罗振玉》.doc这就清楚地说明《论语》列入经书的时间开始在汉文帝时，至于其后罢传记博士，只是经书所列学校时间次序的调整。对此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引用上述赵岐那段题辞后，既加案语，又打比方，并且举出诸多实例，一一加以说明，正如上引《致罗振玉》信中所说的“从各方面核之”，具有诸多证据。且看王氏在《汉魏博士考》有关条文下所加的案语：王国维《汉魏博士考》.doc经过王国维认真仔细地考证探索，即可进一步证明赵岐的论断是正确的，《论语》列为经书的时间确在汉文帝刘恒执政时期(前179—前157)，今姑取其中间之年公元前169年(刘恒十一年)列《论语》为经书之年，并置博士，至于其后的罢传记博士等，只是各级学校对课程的调整，并不妨害《论语》作为经书而不断沿用的事实。其后十五年，至西汉景帝刘启三年(前154)，则又有《古论》二十一篇的发现。这和《论语》列为经书之年，在经学史上均甚重要，可以消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的怀疑。《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对其的综述.doc《古论语》发现后，就和当时已经立于学官用隶书写的《论语》形成了古文和今文的区别。至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下诏命诸儒校正诸经文字，刻石立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均用汉隶写定，相传为蔡邕所书。此为《论语》正式列入石经之事例，与赵岐《〈孟子〉题辞》所述《论语》等为“四经”之年相较相加，前后已延续三百四十四年，而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六十五年，可见《论语》生命力的经久不衰。而且《论语》和《孝经》在两汉即为初学者的启蒙读物，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各朝，更是蒙学必读的重要书籍。这从后来发现的敦煌和日本所存的唐写本残卷，以及1969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唐墓中的卜天寿《论语》抄本，均可证明《论语》在中国文化史上以及辽阔的中国疆域内，实为各民族互相贯通思想以至形成共同文化心态的宝贵典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是贡献卓著的。三体石经残片熹平石鼓二、《论语》的结构，主要内容、特点，及对后世在叙述这一部分内容之前，首先应当明确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问题。这就涉及到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目前通行的古代史分期，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这种分期无论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证明是很难成立的。我们根据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论述、（《中国通史简编·绪言》，1964年8月版。）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经济学家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将西周定为中国初期封建社会(领主封建社会)；春秋时期(前722—前481)为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急剧过渡。孔子所处的时代(前551—前479)，正是春秋战国之交，适逢动乱剧烈的年代。《论语》为先秦论说散文集。全书分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等二十篇。每篇又分若干章，取篇首二、三字为篇名。全书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等的一些言论和活动情况，从多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和为人，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以爱人为核心的仁德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仁”，此字在《论语》中出现计一百零九次，其含义广泛又灵活多变，致使两千年来从无达诂，也给后人见仁见智的理解提供了多种可能。这就得从儒学系统对孔子阐发“仁”的不同境界与理想加以探索考察，方能知其底蕴。孔子依据人的主体意识，将周公以来礼乐文化的内在根源完全归结为“仁”，使“仁”成为礼乐的核心和人际关系的根本，强调“仁者爱人”与“克己复礼为仁”，大体分析有七个方面。1.血缘基础孔子讲“仁”释“礼”互相关联，“礼”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源于氏族统治的仪式体系，要求维护、恢复这套体系，则是“仁”的根本目的。因此，《论语》首篇次章即明确揭示云：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礼记·檀弓上》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上面引有子之言，实为承传孔子之深意。在谈到“孝弟”原则、教育子弟、厚待亲人时，《论语》列举孔子的话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后来《孟子·尽心上》的“亲亲，仁也”及《离娄上》的“仁之实，事亲是也”，都是顺承孔子仁学含义的延伸，使“孝”、“弟”(悌)通过血缘关系从纵横两方面将氏族关系同等级制度联结起来。这是从远古至殷、周宗法统治体制的基础。孔子将“孝”、“弟”(悌)作为“仁”的基础，以“亲亲、尊尊”为“仁”的标准，借用古代父系氏族家长制度的现成的观念，并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历史事迹的缩影。孔子综摄历史传统，将其改造成意识形态中的自觉主张，以之与人的心理原则沟通联结，进而将其扩展为人道主义，使之在自己的“仁”学史上具有普遍、长久的社会性含义及作用，其几经曲折，使“仁”字的含义广泛、灵活。2.心理原则“礼”原为对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包括“入则孝，出则弟”等等，作为礼仪，原无复杂道理。如为孔、孟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其由来久远、规定后人遵守实行的传统礼仪(《尚书·无逸》有殷高宗守丧三年的记载。《论语·宪问》亦记其事云：“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緫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当时“礼坏乐崩”的浪潮兴起，孔子的弟子宰予即对“三年之丧”感到太长，向孔子提出“一年即可以”的问题。对此，孔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且看下面的记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通“哀”)于其父母乎!”(《阳货》)在上面的末段文字里，孔子将传统礼制中的“三年之丧”径直与亲情相结合，使“礼”的基础植根于心灵深处，将血缘系统的“礼”定为“孝悌”，并将其植根于日常亲子的温情相爱中，经过如上转化改造，将“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顺理成章地变为人心内在的要求，将原先僵硬的强制规矩，升华为生活中的自觉理念，使宗教性的神秘物化为人之常情，将伦理规范同心灵欲求融化一体，使“礼”转而得到心理依据化为人性意识。这种没有神秘教义和高深玄理的转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使儒学非宗教而准宗教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仅见的。3.人道主义因情感性心理作用，“仁德”思想即具有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即依据血缘宗法的基础，扩展氏族、部落成员间既有严格等级秩序，又具备某种“博爱”的人道关系。这是孔子仁学外在方面的表现。孔子的“节用而爱人”(《学而》)、“汎爱众而亲仁”(《学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等等论述，即表明其原始民主和原始人道精神，反对残暴的压迫和剥削。孔子这种原始人道主义根基，是借鉴远古氏族内部民主制的遗风残照，正如汉代今文经学家讲述的“禅让”或“明堂”之类的讲求等等。结合《论语》中大量表述“仁”及对“仁”的诸多主要规定观察分析，有人将孔子的“仁学”一概斥责为“伪善”、“欺骗”，实则将复杂的问题过分轻率地简单化了。至于后代的诸多政治骗子、学术骗子一类的所谓“闻人”，利用窃取的权位“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利用孔子的言辞欺世盗名，只能表明骗子们的下作无恥，跟孔子的仁学毫无瓜葛。4.个体人格人道主义是“仁”的外在体现，而突出在内在精神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方面，则是个体人格。这也是孔子一贯坚持的至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时礼坏乐崩，周天子也无力回天，原有的诸种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解说“礼”，实则将复兴“周礼”的任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