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读书笔记

美国的建国先贤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当总统，谁是最好的领袖，而是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程序，使国家拥有更多优秀的总统，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传递价值观比传递财富更重要伦理需求接受MBA教育的目的，首先就是确定一个今后个人（企业）发展的志向。借用儒家《大学》中的古训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接受MBA教育的同学主要来源于企业。在目前这个商业社会中，将来当其走出学校以后，很有可能将对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生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MBA的行为很有可能成为社会其他人效仿的对象。因此，作为一个今后可能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的人，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首先需要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即MBA毕业生应该明白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明白企业的本质，明白企业本身作为一个社会道德载体所应该具有的行为规范。因此，在MBA学科中提倡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实属必要。作为接受特殊职业能力教育的MBA学生，就必须经受此方面的熏陶。可见，MBA教育的基本内容，除了功利性的经济学课程、管理学课程以外，还应该增加社会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酌课程，应该在道德规范、法治、文化、心理、宗教历史等方面，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方面的熏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企业中面临具体问题时，在采取行动或决策时，能考虑是否符合法制、是否有悖人伦、是否遵循道德。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个人行为、企业行为不背离其本身的大道，从而获得真正的声誉。企业家的个人行为、企业的行为应该遵循怎样的大道呢？对于这一点，可以对照着看一下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他不是MBA，也从没有接受过工商管理的教育，但却是“京瓷”和“日本第二电信电话”两个世界500强公司的缔造者。在经营理念上，稻盛和夫这个“企业界的思想家”恪守的是“敬天爱人”（敬天，按事物的本性做事；爱人，就是利他、利客户）的哲学态度，即：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在他看来：追求利润本身，并不就是坏事，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这些利润如何利用；获取利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以及为了人，首先是应该为了从业人员和股东，同时照顾顾客的利益，如果还有剩余就应该为文化、社会作贡献。在这里，可以看到稻盛氏的企业经营的大道，就是：包括顾客、员工、股东、社会等备相关利益方在内的，对公司经营利益的和谐分享。但是要取得如此的认识，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企业经营者。用稻盛氏的原话，就是“经营首先是由人来经营的，因此经营者的人性、人格至关重要。经营者必须要有高尚品德，如果没有高尚品德，他就不可能展开很好的经营。经营者要有高尚的品德，就要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了心性，他的经营才能有所拓展。因此我经常说，经营的秘诀就是提高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首倡MBA教育的美国，在很多高校都加强了伦理道德和社会人文类课程，特别注重对学生在面临决策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合情上的思考和训练。借用某个美国商学院院长的话就是：“经济伦理学首先必须努力面对的问题，是作为（未来的）雇员和经理人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认识世界’。”可见，“经济学如果离开其他学科，尤其是有关人类行为问题科学的帮助，把人情、伦理统统疏忽，囿于自身的经济天地，或仅仅借助于数为什么有人愿意去500强公司工作？这个感觉很好来自于“道”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历史，类似于美国19世纪末财富快速累积的企业历史。首先都是新的商业秩序建立的过程，游戏规则改变了，所以会有那么多财富爆棚。再一个，这里的后半段，体现的是一个经济秩序的变革，以美国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传统产业发展工业信息的模式被彻底颠覆。到了2009年，发生在中国的变革并未结束，还在很剧烈的变革中，这其中互联网是巨大的变量。中国产业模块处于此起彼伏地生长的过程中。19世纪末期的那批美国企业家，他们都有焦虑：从穷人家的孩子，到有一天成为首富。到了这个阶段一定会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我跟钱有什么关系，二是我跟社会有什么关系，能不能用这些钱为社会做点实事？商业社会需要有商业社会的信仰。笔者以为，用企业家精神塑造民族精神，是现时中国的大亟！而培荞企业家精神决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能够完成的事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关键因素，社会的每一个组织都有重大责任。核心价值观指的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并且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认可的道德标准，它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路标。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中国的媒体、政府和企业要问一下自己，我要塑造的中国文化认同是什么？也就是自我的形象是什么。《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施特劳斯（LeoStrauss，1899-1973）认为：西方的危机既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政治哲学的危机，即“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义的或者好的或者最好的社会秩序”。西方的危机同样也是东方的危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是由于我们的精神观念一直都没有改造过。改革需要从表层的日常生活、中间层的制度、深层的精神观念一起进行操作。其联结点可能还是产权和道德问题。我们喜欢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带来的物质享受，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到他为什么要提倡“道德”。我们紧抱着（（国富论》，却抛开了《道德情操论》。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德]贝多芬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它刻在康德②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马丁·路德金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企业的领袖是企业总体价值的化身、组织力量的缩影，是企业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导师，是人人仰慕的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企业的价值观念，他们能为人所不能、行人之所不敢。“领袖”是一个象征，是一个企业的旗帜。你有美德，你的思想就会精确，你整个人就有条理，这就是美德的功劳。鼓励献身的领导者，都有一个有时带点神秘色彩的崇高目标或是精神目标，他们相信有一套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力量。这种信仰可能不是上帝或宗教，但永远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或真理。他们正是因为坚守这种信念，并且具有将其发扬光大的使命感，才会在内心产生安全感，从而表现正直的行为，他们的信念使他们的人生带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们具有领导能力的关建，他们并非只是为自己做好打算，为这种小目标牺牲不值得，而是为信念和使命做打算，为这种大目标牺牲值得。员工虽然嘴上不说出来，但会对这种精神意义作出反应，受到感召，而立生积极的人生意义。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7年年度人物，原因是他将陷入混乱的俄罗斯重新回世界强国之列。记者问及其“治理哲学中，信仰是什么角色”的问题时，普京回答道①：“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我们服从于常识。而常识则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如今人们很堆将道德原则与宗教观念相分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把孔子的这种思想用在企业里，就毛以北极星形象地作比喻，企业员工像众星似的有规则地工作运转，那主要是企业家起着表率作用，以身作则。而在以身作则上，要“先之劳之”，“正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强调企业家工作上要做在前头，出力在先，不用下命令，员工自然就会要力工作。当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北大朗润园讲述他从1982年以来多年如一日地奔波于世界65个国夏，投入到当地人民经济、教育、民主与和平事业之中，帮助这些国家改进国民经济水平，提专生活品质，普及大众教育，促进国与国间的和平相处时，北大学生脑中的一个疑团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期结束之后都会去写回忆录，从事公共讲演和企业咨询，建立个人图书馆博物馆并提高自己的社会名声，而卡特总统则采取了与其他总统截然不同的行为。他的动机是什么呢？西点军校前校长拉里·杜尼(LarryDonnithome)在《西点领导课》（TheWestPointWayofLeadership）里是这样解释领导力的：“许多人幼稚地认为，领导力就是领导用来施之于他人身上的一套技巧：怎样影响别人。但以我们的经验看，陆军的领导力并非始于以他人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出发点。领导艺术就是关于怎样才能成为领导的问题，而不是怎样去做领导。只有一个人率真本色，有一套强烈的价值观，所作所为都与这个价值观保持一致，并表现出自律精神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开始领导人。”精神领袖常常在社会形态比较落后、人群比较愚昧的地方出现。这也是自然需要：愚昧的人群缺乏判断力，一双双幼稚而茫然的眼睛，始终寻找着、等待着有人登高振臂一呼。幼稚的人永远也摸不透精神领袖们的内心，正所谓“天机不可泄漏”。当然被领袖“泄漏”出来的，一定是大慈大悲、大恩大德，神圣崇高得让你不由自主地跪下，顶礼膜拜。为了他们的领袖地位，你必须永远保持自己和下几代的幼稚。精神领袖最具有号召为的法宝就是“树敌”。几乎没有一个精神领袖没有自己的、自己集团的、自己族群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且必须动员他的信众以最大的仇恨和他保持一致。所谓“仁者无敌”对他们不适用。社会良心也有法宝，那就是“承受孤独”。承受孤独已经被社会心理学家确认为健康人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并且看得和社会交往一样重要。社会良心没有敌人，却也没有信众。他们不像精神领袖那样，离开信众一天就失魂落魄。靠着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认知，他们与真实最近，也和真理最近。卢梭的《忏悔录》享誉于世，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他解析自我的残酷无情，自己的肮脏、庸俗、恶劣、贪婪、自私，无一不被诚实而冷血地袒露出来。它令每个读者都如临水自照般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可以窥探见自己深藏的恶，并且与另一个灵魂分享了关于罪恶的秘密，这无疑是一种宣泄，一种救赎。哪一天世人们真正认识了精神领袖，也认识了社会良心，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就说不定会更太平一些。“廉贾”之心源于仁。把伦理道德作为企业家精神的组成部分，反映在企业家精神上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家行为前，良心起“指挥”作用；二是企业家行为中，对行为的监察，良心起“检查”作用；三是企业家行为后，自省总结，良心起“评审”作用。因此，企业家的道德自律应该是高尚的，应使道德水准形成企业家的人格魅力。行商坐贾在任何时候都胸怀善心和良知。清末徽商的顶级人物胡雪岩曾经对什么是商人的“良心”作过高度概括，他说：“对朝廷守法，对主顾公平，就是讲良心。”“廉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正确看待钱财，强调人对财富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悟，既不视金钱为“万恶之源”，又不被金钱所累，强调钱财要“取之有道”，“仁中取利，义中求财”。“廉贾”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战略眼光，不浮躁，不急功近利，不贪婪，不图短时暴富，而是求基业常青，注重打造商誉，塑就百年老字号。一方面，理想主义对企业家的投资很重要，特别是对长期投资。因为只有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才有投资的信仰，有信仰才会坚定，在碰到大的挫折甚至是大的社会变化时，才会坚持下去。索罗斯的方法是寻找社会的漏洞，这与他三岁时的经历可能有美。他是犹太人，三岁时一家人生活在匈牙利。当时匈牙利的很多犹太人认为德国不会入侵匈牙利，但他父亲很有远见，认为德国入侵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整个家族变卖了房产，并且移居到美国。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就经历了如此极端的社会变化，不可能不对他的人生产生影响。巴菲特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议员。他身上有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特点，如乐观、积极、比较理想主义。所以，选择什么样的投资方法，完全基于人性。索罗斯与巴菲特经历的完全不一样，如果巴菲特选择索罗斯的方法，肯定会失败；索罗斯选择巴菲特的方法，也会失败。另一方面，企业家要想赢就一定要有大境界。企业家之间拼到最后拼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