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宗教、大学、形式逻辑四个方面全方位破解“李约瑟难题”

第八章李约瑟难题题记：一个人幼年的经历往往会影响他（她）的一生。人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老周，你说‘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什么？”杨若水问道。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的全文是：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象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确实，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近代，剧降为只占0．4％――反差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杨若水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一天，正好周秘书又来作客，杨若水便问他。“不知道。”周秘书摇摇头。上大学的时候，周秘书也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你认为呢？”“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等）不同！这是‘李约瑟难题’的最根本原因！”杨若水非常肯定地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大陆，平原，温带大陆性气候。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群岛，温带海洋性气候――地理环境的差异多大啊！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中西方文明之间出现了三个差异：其一，大国文明和小国文明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欧洲是一群小国；其二，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农业文明甚至是小农文明，而欧洲是商业文明，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中国是大陆文明，欧洲是海洋文明。正是这三个差异导致了‘李约瑟现象’的出现。”周秘书笑了笑，未置可否，他想了想，“这样吧，李约瑟难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疑问：疑问一、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欧洲?疑问二、近代科学为什么产生在欧洲，而没有产生在中国？你先用你的‘地理环境’或者是‘三个差异’解释一下第一个疑问吧。”第一节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一：中世纪，中国科技为什么远远领先欧洲“好说，”杨若水道，“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疑问一很好回答。中国的地理环境比欧洲更适合粮食作物生长。在技术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中国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人口越多，取得科技成果的概率也就越大。取得了更多的科技成果，又可以回过头来提高粮食产量。。。。。。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自然中国早期发展比欧洲快了。”“中国的地理环境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吗？”周秘书问道。“是啊，中国是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非常适合象小麦、水稻这样的粮食作物生长。而欧洲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气温的年、日较差都比较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月平均气温在0℃以上，最热月在22℃以下。阴雨日极多，但强度很小，光照不足。温带海洋性气候有利于牧草生长，不利于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生长，因此，欧洲的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为辅。直到现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粮食都不能实现自给。插一句，文明一般都起源于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是如此。就说希腊，希腊处于欧洲的最南端，差不多是欧洲日照最强的地方。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公元元年左右，汉朝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了五、六千万，已经和现在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的人口差不多了。中世纪以前，科研还处在依靠偶然观察、个人研究的阶段，人越多，取得科研成果的概率自然越大。中国的人口一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自然取得的科技成果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了。”“当然了，中国早期发展迅速还有别的原因，我们以后还会提到。”杨若水顿了顿，“但是，人口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此说来，‘人多力量大’这句话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周秘书笑道，“人口多还是有优势的。”“要适宜，太多了也不好。”杨若水道。“对，对，要适宜，太多了确实不好。”周秘书忙道。第二节大国和小国的差异影响一，科举制度“对‘疑问一’的解释我可以接受，”周秘书想了想，道，“那‘疑问二’呢，‘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杨若水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下‘（中西方，）为什么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较之于西方，）中国的宗教传统为什么比较弱’这两个问题吧。这两个问题在回答‘疑问二’时会用得上。”“先来看，‘为什么只有中国有科举制度？’”杨若水道，“在历史上，中国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大国人口多、面积大，统治难度也大。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他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统治难题――怎么统治这么大的国家？“人越多越难管理。”杨若水继续，“我们先看管十个人和管一百个人的区别。表面上看，这只是‘量’的区别，可实际上这是‘质’的区别。管理十个人是‘直接管理’，管理一百个人是‘间接管理’。管理十个人，找一个勤快的组长，足矣；而管理一百个人，除了组长，还得设副组长，还得有骨干，得成立一个‘组织’。管理十个人，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措施；而管一百个人，就得制定一些‘规章’――这就涉及到制度层面了。管理十个人和管理一百个人的差距尚且如此之大，那管理一个小国和一个大国的差距呢？秦帝国的人口有3000万。”“国土面积大也不好管理。”杨若水道，“试想，如果边疆遇有战事，消息传到京城，那是好几天以后了。而军队如果从京城出发，赶到事发地域，恐怕还要个把月――秦帝国纵横几千公里。不要忘记，那是在公元前221年，那个时候交通落后，通信落后，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举个例子，书写用的纸张还没有发明，用的还是竹简。以那么落后的交通、通信、生产力水平，怎么统治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这种统治上的压力，是空前绝后的。特别是，秦帝国的统治者还没有任何历史经验、教训可以借鉴。这个空前绝后的统治难题，秦帝国没有解决，统一六国15年后，秦帝国灭亡。秦亡于暴政，历史早有定论。但我想，秦帝国的灭亡，统治难度太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到统治，个人感觉，两个群体很关键----‘侠’和‘儒’，‘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对这两个群体，秦帝国的解决方案是，‘收天下兵，铸十二铜人’和‘焚书坑儒’。秦帝国维持15年就灭亡了。秦帝国的教训警示后面的朝代，这两个办法行不通，你们要想别的办法。较之于‘侠’，‘儒’更关键。在历代统治者的眼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让他们又爱又恨又畏惧的群体。可‘焚书坑儒’又行不通，该怎么办呢？‘焚书’太笨了，统治者很快就明白了，‘焚书’不如‘修书’。‘坑儒’也太笨了，汉朝吸引了秦亡的教训，把‘坑儒’改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棒杀不如捧杀。隋唐的统治者就更聪明了，‘独尊儒术’的升级版出台――儒家经典学得好，你就可以当官――著名的科举制度就此出笼。隋唐的时候，科举制度还是1.0版，还不是很完善。科举所用的教材还是孔孟的原版著作，还没有来得及‘修订’。而孔孟的原版著作里还是有很多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与统治阶级的需要还不太‘和谐’。到了宋朝的时候，朱熹就对四书进行了‘解释’，这种‘解释’当然是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南宋以后，科举所有考试的标准答案用的都是朱熹写的解释。（插一句，宋朝新儒家的兴起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科举制度就此登封造极，影响了中国上千年。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容易！既然不容易，就得想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控制思想！怎么控制思想，科举制度！这就是中国有科举制度的最关键的原因。而欧洲那些小国的管理难度没有中国大，杀鸡焉用宰牛刀？科举制度自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中国有科举制度，而欧洲没有。”周秘书道，“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我也是这个看法。”“不一定，”杨若水笑了笑，“科举制度的影响，我后面再讲。”“这一段，我解释了科举制度的成因，也强调了大国的统治压力。”杨若水顿了顿，“个人认为，从秦统一六国开始，中国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怎么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统一、怎么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稳定，‘科技进步’什么的已经是次要矛盾了。既然国家的主要矛盾是‘维持统一’，知识分子们的任务自然也就变成了为‘维持统一’提供理论武器。‘科学’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个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此舍‘自然科学’，主攻‘社会科学’。几千年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一无所获。有人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这个‘早熟’当然指的是‘社会科学’。”“‘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周秘书道，“所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孔子如何种菜，孔子取笑他――把国家管理好，创造出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强于多少人种菜。”“这种观点不是只有孔子才有，”杨若水道，“老子也说过，‘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翻一翻《道德经》，里面有大段的文字对科技持否定态度。老子甚至主张，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大国小民’，主张最好回到‘结绳记事’的原始年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稍后专门讨论吧。”杨若水道，“我们还是先看看宗教吧。”第三节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二，宗教“中国有儒家思想、科举制度，西方有宗教。”杨若水说，“西方宗教势力很大，在中世纪，教皇甚至可以罢免国王。而在中国，宗教从来就不是政权的对手。在中国历史上，‘灭佛兴道’，‘灭道兴佛’是很平常的事儿。在民间，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有大批西方民众信教。而中国人呢？有人说，中国人压根儿就不信教，中国人所谓的求神拜佛，不过是‘向鬼神行贿’、‘临时抱佛脚’罢了――中西方为什么在宗教上差距这么大呢？”杨若水望着周秘书。“还是你说吧。”周秘书笑了笑。“在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历史时期非常关键。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可能一直影响下去。这个历史时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世纪。这段时间，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一些宗教、哲学上的伟人：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历史学家还在研究。个人感觉，那个时候，科技、经济、文化等等正好发展到一个关键点――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形势迫使文明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做出选择。”“有点儿象高二的文理分科，”周秘书道，“学生学到高二，必须做出选择，是学‘理’还是学‘文’。这个决定会影响这个学生的一生。”“比喻得好，”杨若水点点头，“那我来问问你，一个学生是怎样做出学‘理’或学‘文’的决定的呢？”“当然是根据他（她）的自身情况。”周秘书答。“确实是这样，”杨若水道，“一个学生做出学‘理’或学‘文’的决定，是根据自身情况。文明也是这样。‘时势造英雄’，孔子、耶稣、释迦牟尼。。。。。。这些伟人不过是当时文化的集大成者，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提出类似的观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华文明最终选择了儒家，这绝对不是某个帝王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那么，”杨若水顿了顿，“是什么原因，使中华文明选择了孔子，使西方选择了耶稣呢？中华文明选择孔子的原因，我解释过了，（秦统一六国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统治。那西方文明为什么会选择耶稣呢？”“我来考考你，”杨若水问道，“一个人为什么要信仰宗教呢？”“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从宗教那里可以获得‘心理安慰’吧。”周秘书答，“比方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方说，‘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等等。”“越困难的时候，越要有信仰。”杨若水点点头，“在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象白莲教、太平道这样的宗教便开始盛行。就是现在，生活在西藏自治区的民众宗教信仰也很深。有人说，在西藏那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没有宗教信仰，人很难活下去。那么，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一世纪那个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历史关键时期，中西方都是什么情况呢？在回答‘疑问一’时，我们提过，中国的地理环境比欧洲更适合粮食作物生长。因此早期我们发展比西方快。公元前256年，都江堰已经开始修建，中国人已经开始征服自然；公元前221年，统一的、庞大的秦帝国已经诞生；公元前178年，中国已经开始迎来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