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淳玲】哲学与哲学家――康德与牟宗三合论

1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第四章《架构的思辨》里有一段对康德哲学的评论，他说：康德的哲学是伟大灵魂的表现，也是哲学的宝库。一般说来，是极不容易了解的。因为一般人并没有他那器识，也没有他那学力。一个学哲学的，在初学阶段，是很难接得上的，这固然是年龄的关系，可纵使年龄够了，学力不及，你不知道那些领域与领域中的问题；器识不及，你达不到那种义理的程度。器识与学力都够了，还有他那架构思辨的工巧方式，即由“为何”而“如何”的方式，也是须要长期学习的……颖悟不够，根器尘下，终生接不上。[1](P65)这是牟先生从年龄、学力、器识及架构思辨的工巧方式等不同的角度，表明康德哲学的丰富与学习的艰难，所以最终他才结论“颖悟不够，根器尘下，终生接不上”。事实上在牟先生心里，像康德或黑格尔这一类的哲学家都不是一般年轻人的心思可能掌握，这表示他们的哲学都必须具有成熟的心智才可能契入，而年龄只是成熟心智的条件之一而已。其他学力、颖悟力及文字表义的工巧训练，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在表明这门学问的艰难，成家则更是难上加难的心愿与志业。本文无意涉及康德哲学本身的问题，也无意讨论牟先生消化康德哲学的曲折与过节，唯独想从康德与牟先生对哲学与哲学家的观点，对比出彼此的识见，衬托出中西两位哲学家或同或异的想法，庶几可能因此理解一些他们心中所谓哲学与哲学家的含意，以及彼此差异的端倪。而他们的想法固然不必是定论，却是有意义的参考值。本文所2引用的资料，主要是依康德《雅舍本逻辑学》②导论的第三节与牟先生《五十自述》的第四章。在《雅舍本逻辑学》里，康德有一段评论哲学家的谈话，他说：希腊哲学最重要的时代终究始于苏格拉底，因为是他开始对哲学赋予精神以及对所有思辨心灵给予一个完全崭新的实践方向。同样的，他几乎是在全人类中，唯一一个行为最接近智者理念（ideaofawiseman）的人。（Ak.16:29）[2](P29)这是康德对哲学家概念的点睛之论，并且他把此一睛明的光源浓缩在苏格拉底身上，一方面表达哲学原只是一种心灵思辨的活动，另一方面强调哲学还有实践精神的方向，而苏格拉底正是首先将哲学思辨的活动，赋予一个崭新实践方向的人。由此他将哲学的精神贞定于实践，更进一步点明，苏格拉底几乎是全人类中唯一一位行为最接近智者理念的人，因此，在康德的心目中，苏格拉底正是哲学家的典范，也是他心仪的对象。这与牟先生在前段引文的表述类似，牟先生把康德哲学当成哲学的宝库，并把康德当成他心目中认同的哲学家。因此哲学家的活动不只是一种从事思辨的心灵活动而已，还必须包含一种具有实践精神的活动，两者兼备才可能彰显智者的理念，才可能真实地成就一个苏格拉底似的哲学家的生命。这两项要求事实上即是康德从学术的概念（scholasticconcept）与普世的概念（worldlyconcept）两方面所诠释的哲学这门学问之概3念。从学术的概念看，康德以为哲学必须建立起一个理性的认知系统，从普世的概念看，哲学则需要安立起一个实践的智慧学。首先有关理性的认知系统，康德说：理性认知是与历史认知对立的。前者是出于原理的认知（exprincipiis），后者是出于材料的认知（exdatis）。[2](P22)开宗明义就以哲学的方式剖析哲学与历史两种认知在概念上的分野，而不只是提供历史知识的材料而已，他以此区分学问与学问（science）之间彼此性格的分际。康德这样说并不是指哲学的认知不涉及材料，也不是指历史的认知毋需理性，而是指决定这两门学问分际的指标是在理性与材料。他并且认为分清学问之间的分际，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错误，这其实是康德作为一个哲学家一贯的治学方式。他总是先清晰与精准地分析概念，澄清混漫，否则文史哲混同一气，难免会引起学科与学科间的凌越、紧张与无谓的冲突。由此进一步表示出现实上，我们或许正在学习前人的哲学，比如说学习休姆的哲学，却可能只是在学习休姆哲学的历史知识，而不是真正地在学哲学。真正地学哲学必须是一种磨刀霍霍的理性锻炼，一种从事理性思辨的活动，并不只是摄取材料性的历史知识而已。有些学者仅愿意承认唯有历史知识才是学术，或认定只有历史学才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哲学只能算是附丽于史学的派生，对于哲学本身是否够资格成为一门学术则十分存疑。这可能正是康德所谓对学科分际不明的错误结论，与学科本身客观的分际并不相干。4而有关理性的锻炼，康德又说：一个人可能在某方面学哲学，却不必能够作哲学活动。若他真想成为一个哲学家，就必须练习活用他的理性，而不只是一味地模仿并只是所谓理性机械的操作。[2](P22)进一步将学哲学与哲学家的活动仔细分辨，阐明一般人在某方面或者以为自己是在学哲学，其实只是历史地在学习他人的哲学知识，或只是拾人牙慧，一味地模仿他人的学问，机械地操作理性而已。康德以为这些并不真是哲学家的本色；哲学家必须勤于锻炼、活用理性，才可能真正触及哲学本门的活动。换句话说，严格的哲学已然涵蕴了哲学家的概念，哲学家必须以理性的活动为依归，否则只能算是学习他人的哲学，获取哲学上的历史知识而已，说实了只是在学历史，并不是在学哲学，这是重要的学问性格或说学科的分际。因此，依康德，打从一开始，哲学就隐含了一个成为哲学家的概念。但是，活用理性却不是十分容易的工夫，单单锻炼摒除“偏见”，判下客观的、持之以为真的判断就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它要求一种念兹在兹、毕生的反省与实践，因为从人类意识的流势看，处处都可能陷入偏见。康德在《逻辑学》导论的第九节，有一大段专谈偏见的篇幅，他一重又一重地指出偏见对理性的障碍，就连理性用以思维的逻辑法则都可能是一关——“偏见障”，因此他的反省甚深细，处处提撕下判断可能的关隘，理性在此岂可不慎？又岂可自以为是？这样的学术活动完全进入一种生命深沉的反省与实践，若非有强大的心力5不可能智及于此。而关于这一类属于理性操作的活动，康德是以先天的（apriori）认知称呼的，与此相对的认知，他就以经验的（empirical）认知称之。由此他认定历史的知识正是经验的知识，因为它属于材料性的认知；而理性先天的知识系统，他则以哲学与数学两门学问当之，也就是说，数学与哲学同样是属于理性的学问，而数学家与哲学家就同属于理性的两种艺术家。但是这两种艺术家的性格本身又有所不同：数学作为先天学问的资格向来毋庸置疑，因为它始于先天直觉的构造（intuitiveconstruction），它的学问可以从定义讲起，它的先天性格强劲，它的子子孙孙永远都可以站在理性的高岗上昂首阔步，傲视群伦，展现它的先天性；反之，哲学没有那么好命，它的先天性没有数学那么鲜明，因为它必须开始于经验，虽然它用以驾驭经验、以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法则（比如说量、质及因果范畴等）是源于先天，但是它决不可能从定义走起，而必须藉分析与推论（discursive）进行，才可能决定概念，因此哲学概念的定义只能算是一种分析的结果，而不能说是哲学的开始。换句话说，哲学决不可能从下定义走起，反而必须开始于经验事实，虽说它驾驭经验事实的法则来源于先天。总之，从先天学问的面向看，哲学也必须与数学分辨，因为它的始于经验是数学之所无，并且它的推论性格与数学的直觉性格也有根本不同；而从经验学问的层面看，哲学又必须与历史学分辨，因为它的先天性不是历史学的标志。哲学这门学问的处境其实是十分尴尬与独特的，它总有一点妾身未明与难以定位的疑虑，因而它游离于天地之间，作为一门学问的身分，才不时被其他的学问质疑、排挤，甚至放弃。6但是，哲学并没有因此就可以囫囵一吞马虎过关，反之，它比一般学问更需要费力。康德就曾在《论学科之冲突》（TheConflictoftheFaculties）一书的第三部的结论里表达过哲学家与数学家的不同。[3](PP112－114)他是以夫子自道的方式说明数学家把持概念的心力或容许一时的放松，概念也不至于轻易跑掉，反之，哲学家只要稍不留神，劲道不足，概念就可能在眼前模糊、消逝。虽然这涉及他晚年力不从心时的感慨，却也是哲学这门学问根本的困难所在，它一方面完全在先天抽象的理境中活动，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植于经验的沃土，不违背经验，甚至不违背常识。因此哲学家所要求的、把持概念的精确性与稳定度很高，通常不是一般人的心力可能智及者；也是因此之故，哲学家在世间甚难希有，单从学术的概念所要求的哲学意义而言，一般人就很容易倦勤，而出现一种康德所谓“厌学”的现象。他说：那些十分憎恨学问、却极爱智慧的人称为厌学者（misologist），厌学通常源生于一种对学问的虚无，并且有某种虚荣与之黏合。然而，有时人们一开始相当勤学，也很幸运，但是最终却无法由他们所有的学问中得到满足，从而也就堕入厌学之错误。[2](P26)康德在此是特指某些一开始治哲学，却不必真能对学问保持“无生法忍”的厌学者。虽然他们一开始对学问相当精进，甚至也相当幸运，能得到社会上某些的认同与回馈，但是他们终久不能从学问中得到满足，所以反过来憎恨学问，却又不舍得其中某种爱智慧的虚荣，所以他们一方面厌学，一方面却总表现得深爱智慧似的。在此我们暂且不论这一类在世间活动的各种“爱智慧的导师们”何以会有厌学的心理，而是先透露哲学7这门学问极为独特的另一个面向，此即是康德从普世的概念所界定的哲学的另一个意义。康德说：根据普世的概念（worldlyconcept），哲学就是人类理性终极目的之学问。[2](P23)然而，什么是人类理性终极目的之学问，康德继续说：它是一种智慧学（doctrineofwisdom），理性的立法者（legislatorofreason），而哲学家在这个范域下，不只是一个理性的艺术家（artistofreason），而是一个立法家（legislator）。[2](P24)以此表明哲学终究不是一门普通的、知识性的学问而已，它突破了与历史学及与数学的分际，超越到一种智慧学的境地。而正是在这个普世的、高度的概念意义下，哲学才带出一种绝对的价值与尊严，成为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学问，而赋予其他一切学问以价值。因为其他一切学问，究竟而言，都是用以诉求智慧学的工具，而哲学作为智慧学的本身，才是一切学问的目的。因此，哲学家不但是一个理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理性的立法家。从理性的艺术家这个层面看，哲学家与数学家一样，都是理性先天学问的学术工作者，而从理性立法家的层次看，哲学家则已然突破了知识的层面，成为一个爱智者，他不只是守法者，还是立法者。这样一门庄严的智慧学，充满光辉，自然使得从事这门学问的学者心存向往。它一方面有激励学者向上振拔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因它的光辉而吸引学人，因而它也有诱人踱入“未得曰得”，甚至“好为人师”的虚荣之中。当然，它也可能因它的光芒而刺激反弹，引发与8其他学科的冲突，这些都算是哲学在人间世的带累，是属于“人病”而不是“法病”，到底学科本身无需承担这些被诟病的责任。只是如前所述，从普世的概念看，哲学这门学问的独特性正是在于它带有执行理性任务的实践精神，它不可能只停留在爱好华丽，把思辨知识演绎得漂漂亮亮，而完全不顾及这门知识可能对理性终极目的的贡献。因此学问本身直接涵蕴了哲学家的实践工夫，这自然是十分独特的，与一般对历史学家或数学家的要求确有不同。哲学家的客观位置因此变得十分特别，他位居理性立法者的位置，带出自然的庄严肃穆与客观价值。康德在此把哲学家的位置提得这么高，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松懈，反之，他对哲学家的要求也相对提高，他警策地说：没有人能在不能作哲学活动下称自己是哲学家。然而，哲学活动只能透过实践及透过一个人自己理性的运用而学习。但是，学习哲学是如何可能的？每一个哲学思想家，可以说都是在别人的废墟上建构自己的工作；但是，从来没有一项工作可能在它的每一部分都持久。所以，人们不能学习哲学，只因它从来不曾被给予。但是即使承认事实上有一个哲学在手边，也没有一个学过它的人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主观的、他对哲学的认知总是只是历史的。[2](P25)这么一来，真的哲学家十分难为，好像在学无字天书似的，无迹可循，既没有前例可循，也没有法则可依，只能揣摩前人的错误，从废墟里“虚室生白”，知其不可而为之，安忍学问的空虚。毋怪大多数人会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