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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1总结二、汉唐经学Page2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在理论形态上经历了很大变化,逐渐向政治化、经学化、宗教化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汉代大儒董仲舒(前179年一前104年)起了极大的作用。Page3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一方面,董仲舒把儒学伦理纲常完备化,对“三纲”、“五常”说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他又把儒家这套伦理纲常神秘化,建构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理论体系。Page4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目的、有意志的人格神,是“百神之大君”,它通过阴阳五行来主宰人间秩序。天与人感应,阴阳与三纲对应,五行与五常同构,则是这个体系的主要内容。他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天有目的的安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Page5先秦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六经”,由于《乐》亡佚,故称“五经”。汉兴以后,“五经”又在社会上流传.汉初流行的经书是由战国以来师徒父子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并阐述的,称今文经学。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即以今文经为官学。Page6西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兴起。所谓古文经是指秦以前用古文字写成并阐述的儒家经典。汉景帝时鲁恭王拆孔子住宅时,在墙壁中发现了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国家藏书时又发现了用古代文字写的《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由于古文经与今文经在文字、内容等方面不尽相同,于是出现了今、古文经之争。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要求列古文经为官学,但遭到当时今文经学家的极力反对而未成功。Page7东汉章帝时期,为统一对经学的认识,朝廷在白虎观召集儒生“讲论五经同异”。会后由班固编纂成《白虎通义》一书,建立了官方统一的经学。直至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综合百家,遍注群经,融今、古文经于一体,标志着今、古文经学的统一。Page8玄学是道家和儒家相结合的产物。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这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形成一股儒、道合流以代替经学的新思潮。更有甚者,曹魏末年以稽康、阮籍为代表的“放大”派“竹林玄学”,则直接批判儒家“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可谓是对两汉经学权威的一大反动。Page9玄学是道家和儒家相结合的产物。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这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形成一股儒、道合流以代替经学的新思潮。更有甚者,曹魏末年以稽康、阮籍为代表的“放大”派“竹林玄学”,则直接批判儒家“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可谓是对两汉经学权威的一大反动。Page10此外,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人我国。东汉末年,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兴起,从此形成了儒、道、佛相互激荡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局面。Page11隋唐时期,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再次形成。隋唐盛世,有容乃大,文化气象恢宏,实行儒、释、道兼容并包的政策。但是,从整体看,儒学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未动摇。隋唐科举都要考儒经,从而推动了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为统一经学,唐太宗令颜师古考订五经。颜师古对此多有订正,撰成《五经定本》,后被颁行全国,成了官方统一定本。Page12为解释经义,统一思想,唐太宗还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依据。当然,隋唐时期,儒学为适应社会变化,也需要有一个变化,在保存儒学基本思想的同时,吸收佛、道的思想成果,创立一种新的儒学体系,因此出现了儒、道、佛融合的趋势,其代表人物,从北朝末期至唐初有颜之推、王通、孔颖达,中唐以后有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Page13三、宋明理学宋明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它是高度哲学化和政治伦理化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最高理论形态。Page14早在唐中叶韩愈、柳宗元开启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儒学复兴的先声。北宋的张载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著名格言,集中反映了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时代强音。Page15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会《易传》、《中庸》及佛、道思想,以“太极图”为构架,论述了以“性与天道”为核心的一系列理学的重要范畴。Page16张载和二程则是理学的奠基者。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和以二程(程颖、程颐兄弟)为代表的“洛学”,都十分关注本体论的探讨,所不同的是,张载以“气”为哲学本体,二程以“理”为本体,并对理、气这对重要范畴各自作了论述。在本体论和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上,张载和二程都主张“性即理”,或天人合一。Page17朱熹(1130一1200年)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二程的理和张载的气的学说,建立了以理为本体,以理统气的庞大的哲学逻辑体系。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气也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明确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形成万物的材料,从而解决了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问题。Page18朱熹还十分赞赏二程的人性论,把人性区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提出天命之性即天理,其内涵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无有不善;气质之性在道德内涵上既包括道德理性,又包括感性欲求,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有善有恶。要克服“气质之性”察受不善,使“人心”服从于“道心”,这种修养方法和原则,被称为“存天理,灭人欲”。Page19朱熹还全面阐述了洛学的“格物致知”论,实质上主要着眼于对伦理道德原则的体认和修养。总体上看,朱熹主要继承发展二程的学说,因称“程朱理学”。元明清时期,被捧为官学,科举以朱熹所作《四书集注》试士。清朝康熙还称颂朱熹“绪千百年绝学之传,立亿万世一定之规”Page20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则把儒家孔孟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并继承了程颢“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对朱熹理学提出了挑战。朱熹认为理超越物质世界存在于天上,陆九渊认为理是根于人心所固有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并不是说心与理是同一的,而是强调心是本体,高于“理”的,因此称为“心学”Page21朱熹和陆九渊就这个哲学间题在江西信州(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一次大辩论,史称“鹅湖之会”。由于对“心”和“理”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朱、陆方法论上的分歧:朱熹谈“即物穷理”,陆九渊讲“发明本心”。他们分别代表了理学内部二派不同的趋向。Page22王阳明(1472一1529年)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成了心学的集大成者,因有“陆王心学”之称。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三个论题和“四句教”的学问大旨。王阳明主张“心即理气“心外无理”,把心与理二者统一起来,并把“心”提到万物主宰的地位。从“心”和“理”为一的思想出发,他十分强调“知行合一”。Page23“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最得意的理论发明,“良知”观念最早见于《孟子》,本意是指“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王阳明继承发展孟子的思想观念,把良知看作是判断是非的先验的道德标准。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良知又是“心之本体”。Page24王阳明传授为学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不管这种说法真伪与否,这“四句教”正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主要思想。Page25从儒学发展史上看,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体,汲取佛、道两教中某些思想养料以丰富儒学理论,建立了以“理”或“心”、“气”为本位,以“格物致知”或“穷理尽性”、“致良知”为方法,以“内圣外王”为目的的哲学理论体系,使它具有在哲学思维的深度上、理论体系的严密精致上超过先秦子学、汉唐经学的成就与特色。Page26宋明理学还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确立道德主体的独立性,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对培养气节情操、发奋立志、重视品德、以理统情等主体意识结构以及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Page27同时,宋明理学也存在着浓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自始就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理想超越现实的弊端。此外,由于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其道德说教进行片面利用,致使伦理异化,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扼杀人的本性的武器,使之愈益教条化和僵化,必然受到历史的批判。Page28四、明清实学明末至清朝发展的明清实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鄙弃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学风,造就了一代新的思潮与学风,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Page29明清实学思想特点:第一,经世致用的精神。即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用于改革社会。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面对“天崩地解”的严峻现实,反对王学末流的“落空学问,',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Page30第二,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指的是对自然科学的积极探索,还指的是科学的认真探讨的态度。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明清之际不仅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划时代的科学巨著,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思想,也开创了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一代新学风。Page31第三独立的批判精神与启蒙意识这种批判精神和启蒙意识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庶民议政;在经济上,主张“均田”,反对土地兼并;主张“工商皆本”,反对“崇本抑末”政策;在伦理道德上,批评纲常名教,追求个性解放。Page32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清政府加强了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一方面力图用程朱理学加强思想钳制,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学者们为避祸计,又因厌烦理学空疏,反其道而行之,兴起了重考据主实证的“汉学”,又称“朴学”,到乾隆、嘉庆时期盛行起来,称为“乾嘉学派”。Page33清代考据学是在顾炎武的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影响下形成起来的,而戴震则对考据学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作了系统的总结,使之趋于完善。Page34嘉庆末年龚自珍、魏源等人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传统,反对乾嘉汉学和宋明理学,批判社会腐败,抨击政治弊端,鼓吹改革,酝酿了一种转变时代的新风气。康有为则集晚清“公羊学”之大成,“托古改革”,演出了一场“百日维新”的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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