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怀旧诗

金陵史称“六朝”古都，自公元229至589年，先后有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建都于此，但六个朝代更迭如走马灯一般，平均时长不足六十年，都是短命王朝，金陵成了六朝繁华、兴亡、荣辱以及时移世异、物是人非的代名词。王朝短命，悲恨相续，引得唐宋时期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的无限伤感与深深追思。自唐宋以来，金陵怀古题材在诗词中大量出现，金陵怀古就成了唐宋文学家寄兴感怀的一个重要媒介，也成了唐诗宋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金陵怀古为唐诗宋词增添了一份伤感的幽幽情怀，唐诗宋词中也多了一抹难舍的金陵情结。一、亡国之痛：六朝如梦鸟空啼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文化大国，文化遗迹遍布大江南北，其中尤以七大古都为甚，这些古都记录了朝代兴亡的历史，给人一种无尽凄凉的沧桑之感。历史遗迹昭示着前代的风云，自然景致常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共同激发人们的怀古之思。“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已。可以为法而不之法，可以为戒而不之戒，则又以悲夫后之人也。”（方回《流奎律健》卷三）古代文学作品里的怀古诗词中，关于金陵咏叹兴亡的作品数量远远超过洛阳、西安、北京、开封、杭州等其他古都，同时“金陵怀古”较之中国古代文学中常见的“维扬怀古”、“赤壁怀古”、“长安怀古”、“姑苏怀古”，不论从整体创作数量，还是从名作数量而言，都远为优胜。唐宋时期的诗词大家几乎都有关于金陵的怀古之作传世，夏晨中等编的《金陵诗词选》共收录历代歌咏金陵的诗词作品249首，实际上远不止此数，约400多首。金陵“其地居全国东南，当长江下游，北控中原，南制闽粤，西扼巴蜀，东临吴越；居长江流域之沃野，控沿海七省之腰膂；所谓‘龙蟠虎踞’，‘负山带江’是也”［1］。春秋时金陵为吴王夫差的冶铸重镇，称冶城。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越国大夫范蠡于此筑越城。公元前333年，楚灭越，设金陵邑。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升州”条载：“《金陵图经》云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乃凿地脉，断连冈，因改金陵为秣陵，属丹阳郡。故《丹阳记》则云始皇凿金陵方山，其断处为渎。则今淮水经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使吴经此，观察地形，评价曰：“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建安十六年（211年），东吴孙权将京城（今镇江）迁来，依山临江筑城，后世称石头城，又在其东部修筑建业城，在北部筑后苑城即台城。永嘉东渡，在此建立东晋。东晋时期金陵经济发展迅速，交通便利，商业繁华，文化繁荣，王、谢等大族聚居于乌衣巷、朱雀桥一带。此后宋、齐、梁、陈均建都建康，史称南朝，与前之孙吴、东晋合称六朝，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齐、梁之际，建康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全国最大城市，街景繁阜，经济发达。梁武帝时，穷奢极欲，广建宫室城垣，城内外佛寺多达七百多座，陈代后主叔宝荒淫奢靡，大兴土木，广建寺观，饰以金玉珠翠，日夜与宠妃、狎客荒淫游乐。公元589年，隋军攻陷建康，杨坚下令毁城，摧毁六朝宫苑，六朝古都化为废墟，仅存石头城，设蒋州。六朝文化遭毁灭性的打击。北宋时南京称江宁府，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为建康府，为抗金前线。岳飞、韩世忠曾在此抗金。金兵于1130年火烧建康城，城内建筑大都化为灰烬。初唐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概括了金陵历史的兴衰：“蒋山南望，长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吴盛，孙权困而九州裂。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蟠，三百年之帝国。阙连石塞，地实金陵；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曾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在金陵悲恨相续的历史延续中包含了深深的教训，在国运动荡衰落的唐宋之际，金陵怀古几乎成了唐宋诗词创作中的一个专题。余秋雨先生说过，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怀古诗词，顾名思义即是咏怀古迹，它必然会涉及历史。“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配”（王安石《金陵怀古）》），“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庚信《哀江南赋序》），怀古诗词大多是就古代的历史文化遗迹而发兴，再由眼前的古迹而回眸悬想，把眼前景物与历史感怀掺杂在一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国文化自古即有尊古、托古的传统，文学创作也大多遵循以古鉴今、借古讽今的思维定势、怀古之作正是依托此一模式，以眼前古迹为载体，抒发对现实政治的感怀，并且利用历史对现实政治作出裁判［2］。怀古诗词所追忆的基本是历史教训表现得特别明显、社会动荡、更迭频繁的三国、六朝和隋朝时期。怀古诗词常常产生于国势日下，危机四起的时代背景下，在唐代是中晚唐，到宋代是北宋过后。据今人统计，现存唐代咏史诗为1442首，晚唐竟占了1014首，在213名咏史作者中，晚唐也高达95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陷入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晚唐国运渐衰；晚唐诗坛“犹如日落前的夕照余辉，只有几个诗人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在为唐皇朝的衰落唱着挽歌”［3］。宋代国势更加严峻，靖康之难以后，南宋朝廷偏安江南，金陵成为紧邻前线的军事重镇。唐宋后期的现实危机使诗词大家们带着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来观照六朝的兴衰史事。金陵“六朝兴废”的历史内涵，与唐宋感念国事、忧患时艰的时代精神极度契合。对于六朝遗恨，“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咏叹六朝，以古为鉴，汲取历史教训，免蹈灭亡覆辙，在国家沦亡之际，实际上正是喻示当下王朝的黯淡前景，借金陵六朝历史的“酒杯”，浇唐宋艰难时事中的“块垒”。唐宋文人在金陵游历期间纷纷留下了激愤悲壮、深沉哀怨的肺腑之言。《全唐诗》中关于金陵咏史的有近90首，唐诗宋词中平添了许多怀古咏史之作：“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绝句》）“辇路江枫暗，宫过野草春。伤心庾开府，老作北朝臣。”（司空曙《金陵怀古》）“登高有酒浑忘醉，慨古无言独倚楼。宫殿六朝遗古迹，衣冠千古漫荒丘。”（唐彦谦《金陵怀古》）“山寒老树啼风雨，泉暖枯骸动藏牙。欲起忆原看一看，秦淮声儿急西斜。”（罗隐《建康》）“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李商隐《咏史》）“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画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许浑《金陵怀古》）刘禹锡以《金陵五题》借古照今，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和“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为人传诵。宋代文坛关于金陵咏史怀古之作也层出不穷。王安石感于当世而发的四首《金陵怀古》，以《桂枝香·金陵怀古》最为沉挚：“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白鹭洲前，乌衣巷口，江上城郭。万古豪华，六朝兴废，潮生潮落。”（袁去华《柳梢青·建康作》）“访乌衣，成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贺铸《台城游》）“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周邦彦《西河》）“王谢堂前又燕，空绕乌衣门巷，斜日草连天。”（周紫芝《水调歌头》）“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辛弃疾《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深沉的兴亡之叹中蕴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重忧虑。曾经的笙歌彻夜、金粉遍地、繁华竞逐落花流水如春一般逝去了。唐宋文人经过时代的盛衰巨变，创巨痛深，此刻再面对历经变迁的六朝故都金陵。“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赵翼诗选》），金陵怀古诗词在唐宋的兴盛就绝非偶然了。二、忧己之伤：人生失意无南北中国古代文人一直有游历登临的传统，怀古创作与登临会意密不可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首》）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古都，“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眺《入朝曲》）的金陵江山雄秀，引人入胜，逶迤绮丽、山青水秀的明媚风光和舟驶车驰繁盛景象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永嘉之乱后，晋人南渡，大批士人流连于以建康为中心的会稽、温州、九江等地峰峦叠翠、碧水沉潭、云遮雾绕的秀美山川之中，并以诗文书画表现之。人们常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和南朝人的山水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实得益于江南山水的独特风貌。“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诊赋篇》）“文人墨客登临送目悠然心会，顿生兴亡之叹古今之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金陵东有“龙盘”紫金山，西有“虎踞”清凉山，北有玄武湖，南有雨花台，山水环抱，形势极为险要。“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势争夸天下壮。”（高启《登雨花台望大江》）胡小石先生也说：“大江之浩荡，钟山之嵯峨，后湖之明秀，秦淮，青溪之曲折，方山之开朗，栖霞之幽静，又足以启发灵感。故以上诸名胜，在当时皆见诸吟咏。”江山相雄的景致，又经历了六朝的繁华与衰败，历史遗迹众多，其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坎坷历史，蕴藉了无数悲歌慷慨的故事，积淀了绵远深厚的文明，文化底蕴丰富的金陵在唐宋之际引得许多文人在此流连忘返。千古凭高，触目伤心，“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言语》），面对繁华不再的金陵，作家们无不吊古伤今、无限感慨，豪华尽去，风流易散，让人倍感伤怀，悲怆难抑。昔日的江南佳丽地，早已是金粉飘零野草新、极浦蒹葭秋漠漠的荒凉与悲怆，是“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凄迷与冷清，是“万里极目伤心春”（罗隐《春日登上元石头故城》）、“结绮临春无处觅，年年芳草向人愁”（郭祥正《同荆公登金陵凤凰台追次太白韵》）的哀伤与愁怨。王朝的盛衰无常、命运的无法把握，与江南佳山丽水的景致相互影响，形成了唐宋时期金陵怀古诗词一片感伤、凄清的格调。从中晚唐至两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朝政愈益昏暗。中晚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倾轧，“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资治通鉴》卷244）而宋的边境危机愈演愈烈，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却更加荒淫。昔日的繁华已荡然无存，抚今追昔，盛衰相照，必然会让人产生盛世难再前途茫茫之感。唐宋文人在这样一个忧患深重的衰世，国事已艰，个人理想更是难以实现，“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现实的危机使他们痛心疾首但又无能为力，曾经的济世胸怀和绚丽的理想，已被无情的现实社会击碎，腐朽政治与苦闷绝望的社会心理，使他们由对理想的执着转而追求心灵的解脱与意志的自由而选择了“怀古咏史”。“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审美主体首先感受到的便是理想被粉碎后的悲哀，悲苦之音伴随着战乱的现实生活以其强大的力量冲进了美学领域；不仅如此，社会审美主体咀嚼痛苦悲哀之余，他们的审美热情日渐消退，审美格调渐趋衰飒。”［4］创作主体的怀古情结，常常是当下社会现实引起的自我失落感、幻灭感。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怀古创作的高峰时期，通常是社会现实与创作主体内心理想激烈冲突的时候。对前尘往事的哀惋，对社会现实的针砭，更多地流连于主体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与现实相隔遥远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对那些历史上的盛衰兴亡特别敏感，乐于在颓败的历史风景和残破的文化意象中体验内心这种哀怨伤痛，于前世的覆亡中搜寻无情的历史教训。“在宇宙之内，历史之中的个人对自然和历史的思考，实际上是对自身的思考，同样自然和历史的悲剧意识实际上也是人的悲剧意识，人把自身的悲剧意识投射到自然和历史之中，转为自然和历史的悲剧意识，以自然和历史之悲来在一个更广的范围、更高的视点、更深的程度上咀嚼和深思自身的悲剧意识。”［5］最终由个体人生种种哀思愁绪泛化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