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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简史AHistoryofTranslationinChina意义:1.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念2.有利于我们理解翻译理论,开阔视野。3.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4.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翻译的功能和各种翻译现象。中国翻译简史部分主要参考书目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4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5.中国译学大辞典[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6.中国翻译[J]相关文章中国翻译简史AShortHistoryofTranslationinChina中国翻译简史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不同学者对我国的翻译史有不同的划分。马祖毅(陈福康,2005:v)):五四运动(1919年)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西学翻译。陈福康(2005:v):古代、晚清、民国、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我们综合学者的见解,根据历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和翻译的不同内容,将中国翻译史分为: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以后的文学与社会科学翻译;建国以后的翻译五个时期。第一讲: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2004:19)。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东晋到隋(发展时期)、唐代(全盛时期)、北宋(结束时期)(马祖毅,2004:22)。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我国有规模的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开始的。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安清(即安世高)和娄迦谶(chèn又名:支娄迦谶,简名:支谶)。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大肆宣扬人生极苦,涅槃最乐,要人厌世,忍辱修行,冀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儒教:三纲五常,仁义忠孝,礼,君子,小人道教:通过修行各种道术以求长生不死,得到成仙。符咒,占卜,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安世高,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息国(今伊朗)太子。译文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安世高通过附会中土文化的名词概念,藉以实现其翻译目的。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支谶译文比较顺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文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胡:古代泛指西域各民族。西域:包括今新疆、中亚及中亚以外部分地区)。支谶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有名的人。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东汉末年,避乱入吴,博览群书,通晓六国语言,才学深澈,内外通备,得到孙权赏识。有意识地变通原文,删减原本中繁复的表达,减少胡音在译本中的比重,改‘胡音’为汉意,减少胡语即音译在译本中的比重,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其译文:文质调和。(质朴文丽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即直译与意译)从支谦开始,佛教翻译开始兼顾形式与意义,更加注重译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一定的影响。支谦过分追求美巧,而且删削较多,在很多程度上损害了译本的忠实性。但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使佛教普及化,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支谦所作《法句经序》,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东汉至西晋(草创时期)的佛教翻译:早期译经特点:佛经翻译初期译者没有原本,全凭外来僧人“口授”译者多来自中亚和中国新疆的僧人,宗教知识渊博但中文程度低,像安世高等那样的人才凤毛麟角。常集体翻译,“译场”,民间活动初期翻译一般采取直译,“弃文从质”,“尚质”。依附主流意识形态,顺应中土文化,往往从当时流行的儒家道家著作中寻找哲学名词、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的名词。消解文化陌生感,以利于佛教的传播接受。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从东晋到隋朝,是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道安东晋僧人。形貌奇丑,博闻强记。东晋时被前秦王符坚(所以又称符秦时代)带到长安,因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又称释道安。道安是中国翻译史上总结翻译经验的第一人。到了东晋时期,佛经得到统治者的扶持,官办译场开始出现,佛经译本日多,但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到处可见刻板死译、增删无度的现象。针对此道安提出著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五失本(fivedeviationsfromtheoriginal),指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在五种情况下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梵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三不易(threedifficultiesintranslation):“……时俗有易,而删古雅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佛智悬隔,契合实难)……大致为: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描述了由于时空距离和受众知识水平所导致的矛盾和困境,另一方面也阐述了佛经文本的特殊性,译家须心存敬畏虔诚方能为之。鉴于此,道安主张,翻译佛经必须谨慎从事,他反对删繁从简,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同时他认为佛经翻译须合乎原文本意,主张“尽从实录,按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明确提出了“敬顺圣言,了不加饰”的直译原则,主张严格的直译。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钱钟书认为,我国开宗明义论述翻译的首推道安,支谦的《法句经序》仅发头角而已(陈福康,2005:10)道安虽有此主张,他的弟子仍利用儒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时至鸠摩罗什,佛教传入内地已有400多年,已基本上为中土文化所接受,佛教不必再依附中土文化以求肯定认可。在这种境况下,佛学界开始批判此前的各种宗派,首当其冲便是译本的勘误和审订。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民间信众,都对旧译本产生了怀疑。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鸠摩罗什后秦僧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幼年出家。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大师。梁启超称之“译界第一流宗匠也”。修正以往译本,删繁就简,灵活处置,以适应汉语表达。罗什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翻译文体上一改过去朴拙的古风,更加重视译文的文体和意蕴,既保留原文的风格,同时又避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文质兼顾,开创了全新的佛经体例。创设许多佛教的专用词汇,从而引入了新的文体和语法,极大地增强了汉语的表达力,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他提倡意译,主张在存真的原则指导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华美,因此他所译的佛经都富于文学趣味,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他虽然倾向意译,但在实践上基本仍然是折中而非偏激的。所译经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也是重要的文学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的影响非常巨大。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到南北朝时,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真谛三藏到中国后20余年适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多部重要经论,是鸠摩罗什以后玄奘以前贡献最大的译师。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隋代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彦琮(或释彦琮),前后译经一百多卷,并总结历代翻译经验,著《辩正论》,是今存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正式的翻译专论。彦琮在《辩正论》《辩正论》中批评了历代译经之得失,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直译的。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彦琮在古代译论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在《辩正论》中提出了“八备”(eightqualifications),即一个合格的佛经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八项条件: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助人济事,不怕费时长久。)……三、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二也。(博览佛教诸典,通晓其义旨,消除暧昧不清的问题);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三也。(旁涉经典史籍,加强文学修养,不使译笔生硬);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译德、译才,德才兼备,方为合格的译者。也就是说既包含人格修养,又包含学识修养八备把译经活动同译者主体的道德风尚、学识修养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八备开创了主体性(subjectivity)研究的先河。东晋到隋(发展时期)的佛经翻译这一阶段译经的特点:这一时期,统治者开始接受和弘扬佛教,到了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全国兴建了许多寺庙,有诗云:“千盏青灯映卷红,万山兰若沐西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真谛释不空”。从东晋到隋代,佛经翻译逐渐脱离了私人的小规模翻译变为大规模的译场,促进了译经事业的更大进步。译经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选拔大批人才参加译经活动,佛经翻译由私译转入官译。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从鸠摩罗什起,佛经翻译开始脱离本土文化,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佛经译者探求外来佛教本意的兴趣逐渐增强。南北朝学者对佛经的研习解说已自成体系,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是唐代,是我国佛教和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我国佛经翻译的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有两名都出现在唐代(四人中最突出的是罗什和玄奘)。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玄奘在译经的数量和译论贡献方面皆无人出其左右。也是我国历史上促进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河南人,唐太宗贞观三年从长安出发,西出敦煌,四年后展转到达印度,至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尽艰辛,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玄奘带回佛经650余部,数量之多,品类之富,空前未有。谢绝官职,献身译经事业。技巧,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文字表达出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坐在灯下圈点第二天要译的经论。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玄奘译经的质量达到了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陈福康,2005:31)玄奘开创了我国译经史上的新风格、新局面。佛教史学界将玄奘及以后的翻译称为“新译”。玄奘针对佛教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失真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五不翻”(transliterationinfivecases):所谓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即不翻之翻。“五不翻”:用音译的五种情况。在翻译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宜译为汉语,只可用音译的办法来处理。唐代(全盛时期)的佛经翻译五不翻分别是:“秘密故”,原文一些词语其义微妙难以揣测,不能用意译来翻;“含义多故”,原文某些词语含义多,不能选择哪个具体的意义来翻译;“此无故”,原文所指词语在中土没有,只能音译;“顺古故”,有的特有名词前代翻译已经为大家广泛采用,只需沿用无须翻译;“生善故”,原文有些词汇能唤起人的尊敬之心,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们轻贱它们,用音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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