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景蜀慧【内容提要】本文从魏晋之际政治局势与皇甫谧所患疾病之关系这一特殊的切入视角，结合皇甫谧的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分析他在魏晋政局中基本的政治态度及思想情感。文中较多地使用传统医学理论和唐以前中医古籍中的相关材料，与正史所载皇甫谧在正始末年“得风痹疾”和甘露中“病风”“苦聋”的情况相映证，指出其罹疾之基本原因，和当时朝中紧张的政治气氛所引发的情志忧惧不安、其羸弱的体质状况、以及居处环境、汉魏时期频发的寒冷灾害性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进而依据中医病机之说，对其“风痹”和“病风”的不同病因病机及证候等加以区别辩证，以说明其实际病况，并初步涉及他所以选用服寒食药以疗痼疾之缘由等。皇甫谧在魏末坚拒征辟，隐居著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身的人生选择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由此得以更深理解。皇甫谧是魏晋士人中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西晋国势最盛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亲眼目睹了魏晋最高权力转换的整个过程。虽与魏末名士阮籍嵇康属于同一代人，却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处于一种较为边缘的地位，既没有卷入作为当时关注焦点、与士人进退出处密切相关的自然名教之争等玄学讨论，也未对曹马两派的派别和权力之争表现出明显是非之意。但当司马氏掌握政权，士人纷纷归顺入仕之时，他却不从流俗，坚决不应征辟，隐居著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生。由他所开创的河西学术一脉，在中古思想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历史的表层，我们不难看到皇甫谧是以久婴笃疾的理由，拒绝朝廷的征辟，也借不仕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政治人生选择，展现了他的人格精神[1]。而在历史的更深层面，他是何以罹致废疾以及所在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他的精神体质和疾病进程，也许对于我们真正深入理解其人其学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真实状况，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对皇甫谧所患诸疾之影响这一特殊的观察视角入手，结合其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去探寻其人在魏晋之世的心路历程，并由此认识他的人生选择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世途险恶，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士人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难。对此，学者论之已详。要之，魏末朝廷内曾有过四次钜变，即正始十年（249）春的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254）李丰、夏侯玄、许允等曹爽余党的被诛；嘉平六年秋魏少帝曹芳的被废；以及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弑。此四次事件作为魏晋间政治冲突的集中表现，在大批士人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的同时，也对社会中一般士人的思想感情产生极大震动，导致他们内心若干传统价值观念的严重扰乱。作为魏晋间一系列废立弑逆事件的亲历者，皇甫谧对当时政治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何感受呢？他在此时期罹患笃疾的情况，恰好为治史者留下了一些通常易被忽略的历史线索。因此，我们可首先留意一下有关皇甫谧前后所患疾病的具体时间问题。根据现有史料，可知皇甫谧先是在正始九、十年间“得风痹疾”。本传载皇甫谧在泰始三年（267年）前后上晋武帝疏中，有“久婴笃疾，……十有九载”之言，说明皇甫谧罹患风痹疾之时间，当在曹魏正始九年（248年）前后，时年三十四岁左右；其后即开始学医“习览经方”；甘露中（256－260年）病情加剧，“病风”“苦聋”，其后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2]；大致在甘露末景元初，开始“服寒食药”，由于“性与之忤”，又“违错节度”，造成身心极大痛苦，几欲自杀，其泰始三年上武帝疏中，自言服寒食药违错节度已七年，推其时在魏甘露五年（260年）前后，时皇甫谧四十六岁左右[3]；此期间作《释劝》，表明了他拒绝出仕，并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医道的态度；再其后，或由于朝廷前后敦迫出仕，环境压力加大的因素，病情趋于恶化，故作《笃终》安排后事，其时大致当在泰始末年（273年前后），不足六十岁时[4]。从上述疾病进程中，可以发现，皇甫谧病情的发生和发展，与魏末朝中所发生的几次政治变故在时间上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微妙相联。可以推想，这种时间上的契合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在当时思想情感与政治倾向的独特表露。如对皇甫谧本人的家世、学术背景和深层思想等作一番考察，还应当说，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巧合。二皇甫谧出身西州著姓，家世忠义尚武。汉魏陇右河西地区,士风民俗与文化风气自来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作为汉以来的西北边陲重地,雍凉士民,浸染羌胡之风,本身多好勇尚武,娴于弓马。《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言：（凉州）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两汉（尤其是东汉）之凉州地区，地域上可分西北之河西四郡及东南之北地、安定、汉阳（天水）、武都诸郡两大板块，前者连接西域，后者则紧靠司隶部之右扶风。在各方面都与汉之三辅地区关系极其密切。皇甫氏世居安定，其地本秦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分北地置郡，汉以来行政区划一直隶属凉州。到汉末以后，才改隶雍州[5]。作为西州要郡，安定风气亦与当时凉州各郡相同。《汉书·地理志》八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皇甫谧自言少年时不喜读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盾,执杖为戈,分阵相刺,有若习兵”[6]，正见边郡尚武风气之深远影响。虽为西北边州，汉代凉州与京畿所在之三辅地区，在政治、文化上有着特别的亲和与认同。《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载虞诩在永初四年反对邓骘因羌胡残破并、凉而欲弃凉州之议，指出：“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馀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虞诩此议，西州士人咸赞同之，安定王符在《潜夫论》中即言“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7]可见凉州三辅，实为辅车相依，彼此地位都很重要。或因此故，凉州地区除了尚武之习，还有深厚的汉学渊源，是汉代学术文化的重点幅射区，而其主要之文化影响无疑来自关中三辅地区。东汉以降，河西关陇间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载南阳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任延于两汉之交，避兵至于陇西，至光武帝建武中，出任武威太守，其到郡，“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任延之学，属正统今文学，所治《诗》、《易》、《春秋》，对陇右河西地区之学风民俗，颇具影响。尤其安定其及毗邻的陇西、武威等郡，地处河西走廊与关中三辅之间，作为中原文化流布陇右河西的重要通道，当地士人受汉代思想学术影响的程度更过他郡。[8]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以事功儒业著称于郡。皇甫谧七世祖棱，为汉度辽将军；六世祖旗，为扶风都尉；高祖节，雁门太守；从高祖规，度辽将军、护羌校尉；曾祖嵩，太尉；祖叔献,灞陵令；父叔侯,举孝廉。[9]其家族不仅累世以材力为名将，习兵尚武而重事功，同时又兼有累世奉儒，治正统经学之传统。《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载规于顺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皆正论。以批评时事，讥刺梁冀得罪，托疾免归。在家“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馀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又举贤良方正，对策有“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願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诸言。卷七一《皇甫嵩传》亦言嵩自幼“好《诗》、《书》”。分别为皇甫规和皇甫嵩所器重交好的敦煌张奂与北地傅燮等人，均有治今文经学之背景。张奂在今文经方面造诣颇深，且有所撰述创新，“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馀言，奂减为九万言。”后为宦官陷害，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馀万言。”[10]傅燮为忠烈节义之士，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讨张角时，出任其护军司马。史载其学渊源乃“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11]）按刘宽为弘农华阴人，《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注引《谢承书》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12]、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未尝与人争势利也。”由此可推测，安定皇甫氏家世所治之《易》、《书》、《诗》诸经，其家法亦不会与张、傅二人之师承渊源相去太远。不过从皇甫规、张奂等人本“有兵略”，多有文章著述传世[13]，张氏又有治文字之学之家风等情形来看，其学亦已经是掺杂今古，由经学而入小学乃至诸子之学了。这当然是由时代之大背景使然。由于得汉学之深厚影响，加之民风敦厚朴讷，凉州学者在思想学术方面往往恪守正统儒学文化本位，当汉末新学风兴起之后，此地区仍保有浓郁的汉代旧学风气，存重节义，不染浮华，与中原地区士人的某些时尚风习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在此方面，安定王符之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从《潜夫论》中《务本》、《遏利》、《论荣》、《考绩》诸篇文字对当时政风、士风与学风的深入批评，不难看出，厚笃务实不喜交游的西州士人，已经看到了正统经学与名教统治衰落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名实相离变化，因此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主张务本清源，而对当时许多士人不修本实，背弃儒学道德根本，以浮名交游进趋于世的行为深以为病。并非偶然的是，王符与安定皇甫氏之间，本亦因思想情感的投合而颇有交往。《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有乡人得太守者来谒，规卧而不迎，后“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此后在皇甫氏后人如皇甫嵩、谧等的许多思想主张及个性为人中，屡可以发现来自王符的影响。特别是皇甫谧的许多观念，如元气论之宇宙观及上古史观[14]、士以道贵，重贤尚能之政治思想[15]、“不好戏弄”的生活态度[16]，乃至于《针灸甲乙经》中视精通医道为忠孝之性、济拯之心的具体体现[17]、《笃终》中俭殓薄葬之后事安排[18]等等，均可见《潜夫论》中思想之痕迹。而玄晏先生守高尚之志，不肯“修名广交”，潜隐不仕之人生选择，也未必没有潜夫先生穷居著书，以处士终老之人生经历之影子。只是王符在后汉之世，尚能于“志意蕴愤”之际，放言“讥当时得失，……指讦时短，讨讁物情”[19]，而皇甫谧在魏晋间，却只能作《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将自己对于时事的批判，寓于对上古帝王、前代之隐士奇女的感叹怀想之中。由此而观皇甫谧之思想，总体上当仍属汉代旧学范围，而与汉末之新学有别。但由于时代等诸多因素，其思想中又具有一种与王符相类似的新旧杂陈，似旧还新的特点（[20]）。亦可以说，西州地区乃至皇甫谧本人，并非完全没有受至汉末以来新学风之影响[21]。尤其皇甫谧，在思想学术方面，较之其祖辈，已经是更加多元。而其有变于汉代旧学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应是他少时出继叔父，迁居新安一事。按新安魏时属弘农郡，（晋以后改隶河东）地处谷洛二水之北，黄河以南，为汉魏新学风影响所及之区。皇甫谧在这一带的居止行迹，根据现有史料，唯知其曾一度隐居女几山，《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载张轨“与同郡皇甫谧善，隐于宜阳女几山”[22]。宜阳新安毗邻，同属弘农，后者在前者以南约三十里许，曾为魏洛阳典农都尉治所。新安一带洛水穿流，林竹茂密，多山水之胜，又邻近渑池二崤，形势险阻[23]，为“控扼之要地”[24]且与洛阳相隔不远，易通消息，在魏晋间地理位置殊不寻常，颇类当时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南麓的河内山阳地区。一些在魏末政局中地位重要的官僚名士，其活动与此地往往有一定关联。如曾任洛阳典农都尉的丘俭，其起兵前，其子甸为治书侍御史，“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