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

我看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上海，红色的摇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九十五华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在党的创立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取得发展的巨大成就，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根植市民心中，转化为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本期《新民周刊》全面呈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历史，以及党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丰功伟业。我看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专访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记者｜姜浩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新民周刊》记者赴北京，独家专访了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石仲泉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在中国共产党走进第95个春秋之际，石仲泉将自己近些年深入研究党史的创新成果呈现给读者，推出《我观党史四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其文章辩证地审视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分析中共党史中的重大事件，评价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对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而深受读者喜爱。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过程中，石仲泉老人以哲学家的涵养，以史学家的积淀，史论交融，纵论党史。石仲泉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这一个“七一”，体现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进展到新的时段。按照这一治国理政的思路，“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梦的目标越来越清晰——“两个一百年”，亦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有口号性，现在有了明确的时间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石仲泉说，“‘民族伟大复兴’，原本可能知识分子比较能够理解、明白，而中国梦的概念，老百姓更容易理解，可以说是原本‘天上的东西’接地气了。中国梦调动起广大群众的力量，是人民的梦。中国梦凝聚整个中国的力量，是很大的进展。”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新民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了。近年来，您发表过一些文章，比如关于陈独秀，您认为他是叱咤风云、功大于过的历史巨子。近年是否有新的史料被挖掘出来？石仲泉：从史料挖掘来说，我觉得没有很新的史料，但有新的概括、新的认识、新的评论。前几天安徽搞了个剧本——《觉醒年代》，是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我觉得写得不错，突出了陈独秀，讲这段历史，无论如何不能矮化他，这与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把我讲的观点给予形象化了。新文化运动，确实是民族很大的觉醒，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文化准备、舆论准备。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是模糊的。五四运动，陈独秀是坐过98天牢的。他说过，监狱就是研究室，监狱成了他实现思想转变的课堂。出狱后，他开始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有著名的“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大兔子”陈独秀、“小兔子”胡适。这三位生肖都属兔子，年龄各差12岁。而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没有李大钊早。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播到中国后就对俄国革命产生兴趣，认为中国可以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比较快，没有经过很多犹豫。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探索和思考的时间长一些。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三员主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一方成为左派，一方走向右派，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开始分道扬镳了，但仍保持了私人友谊，这一点很难得。进入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开始着手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在北京呆不住了，随时都可能被警察缉捕，他决定转移到上海，将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搬过去。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驴车，将陈独秀送出了北京城，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上海筹建党组织。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21年7月，召开党的一大，他因事务繁忙没有到会，但他是精神领袖，因此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他是我们党连续五届的一把手。陈独秀对五四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功劳很大。《新民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您觉得为何会在上海建党？石仲泉：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北京的形势就很紧张。陈独秀成为北洋政府黑名单上的人。可以说北洋政府见到激进分子就要抓，学生抓了一千多人，北大成了兵营。北京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漩涡。上面说了，李大钊是赶着驴车将陈独秀送出北京的。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为了扩大影响才从上海搬到北京的，因为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越来越反动，相对而言，上海的自由活动空间就较为大一点，五四运动扩展到全国后，跟进最快的是上海，不仅学生罢课，而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群众力量发动得也比较好。况且，上海是当时的出版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对外交流广泛，接受新思潮快，思想传播也方便。再就是上海有租界，反动政府不能随便到租界去抓人。革命者可以利用租界开展活动，这是一个缓冲地带，回旋余地大，所以，党的一大在法租界所在地召开。《新民周刊》：您的书中提到长征应该是6.5万多里，起点多元，目的地多有变化。也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个转机。您怎么看长征与西安事变？石仲泉：有一种说法称，红军长征，是蒋介石放马之故。这是不存在的。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要调集数十万军队对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想彻底消灭共产党。这就是所谓“铁桶围剿计划”。中共特科成员获得了这个秘密文件，就由项与年去执行送这个重要情报给党中央的任务。项与年当时在庐山脚下的德安，由德安到瑞金有1000多里路，为了将情报送给中央，他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化装成乞丐，这样才通过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关卡。本来是决定11月开始长征的，这个情报送抵后，长征提前启动。如果不走，不进行长征，那就很可能遭受更惨重的损失，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放马”说没有历史根据。还是毛泽东那句话，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我们共产党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红军长征前倒是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方面有秘密协定，表示只过道广东，而不会在粤建立根据地。陈为了保存实力与红军达成共识。因此，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只在粤军部队没有接到陈济棠的命令前，打了几仗，但就在这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打先锋也牺牲了一个师长。这也说明不存在“放马”。湘江战役打了九天九夜，蒋介石的飞机在江面上不停地投弹轰炸，战斗空前地残酷激烈，红军伤亡达三万多人，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满河牺牲的大多是红军指战员。这怎么说是“放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还派遣骑兵攻击红军。彭德怀以步兵打败了骑兵。由此也诞生了毛泽东诗赠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整个红军长征，根本不存在蒋介石放马一说。这是对真实历史的莫大歪曲。红军长征到了陕北，蒋介石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来最后消灭红军的。他亲自到西安督战，并与张、杨摊牌。你们要么“剿共”，彻底消灭已偏居一隅的弹丸之地的红军；要么换防，你们离开这里，由中央军来“围剿”红军。张、杨被逼到了墙角，再无退路了，要对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学生队伍有一个交代，这才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答应不再打内战，确实是历史的转机。而张学良对这一历史的转机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张学良去世的时候，我讲过他可以称得上“伟大的爱国者”。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非常艰苦，还要继续打内战，继续长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有了西安事变，全国人民都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侵略到了华北内地，大敌当前，应当全民抗日，不再允许打内战。正是这种大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继续“剿共”的方针政策。可以说，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错结果。抗战时期，老百姓一度是拥护蒋介石的。因为他答应抗日，也打了一些大仗，如上海抗战，影响不小。如果国民党不腐败、不反人民，共产党也不会反对他。如果他是个“好国民党”，你反对他干什么嘛？即便到了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也一度期盼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希望不要打内战，两党携手和平建国。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透顶，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于不顾，接收大员们巧取豪夺，搞“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的所谓“五子登科”，物价飞涨，货币空前贬值，民不聊生。蒋介石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发动内战，因此遭到老百姓坚决反对。国民党是民心尽失，不垮，天理不容。从国家富强到伟大复兴《新民周刊》：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今，生产力提高了，亦有观点认为脱离群众的奢靡之风、大慷国家之慨，仅仅只是作风问题，而不见得会造成亡党亡国。您怎么看？石仲泉：“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现在生产力确实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之速度惊人，由此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这说明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问题是富了之后，还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坚持共产党人的信仰？过去说富要变修，也就是说信仰坚持不了了。有这种危险，但不是必然规律。否则，只能永远贫穷，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谁会为这个贫穷的社会主义而去抛头颅洒热血呢？这是“四人帮”的谬论。但富裕后，贪图享受的极端享乐主义确实会产生，人的那些属于性本恶的东西也有了滋生的温床。怎么解决？一靠思想教育，强调个人自律，坚守共产党的理想、信仰这样的底线。这当然不容易，要靠自觉性。我相信，总会有这么一批真正的共产党员会坚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二是靠健全党和国家的法治，加强国家法规、党的党规制度建设，这是他律。因为教育只对乐于接受教育者起作用，对那些不愿接受教育的人，如那些“老虎”、“苍蝇”，只是耳旁风。所以，一定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揭露出这么多的“老虎”、“苍蝇”，与制度建设滞后、不健全、不完善有关。如习近平同志讲的“牛栏关猫”，怎么管用呢！这是一个沉重教训。所以，这些年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力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所谓“两个周期律现象”，一个是“窑洞对”过执政关问题。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问共产党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尽管我们党执政快70年了，但权力失衡造成的官员腐败多发高发势头，才刚刚遏制住，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十八大讲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还存在，还要警钟长鸣。这说明过执政关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再一个是过“富裕关”，即国家富裕了，还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考验。社会财富增加了，国家富了，我们党也是水涨船高，开始富裕起来了，办公条件有很大改善，福利待遇有很大提高，许多党员的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因此，过富裕关问题，同样很尖锐地摆在我们党面前。《新民周刊》：您的书中提到，中共八大意义重大。八大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但为何八大没能成为您所说的——两次伟大革命，亦即革命与建设的交会点。其深层次的问题何在？石仲泉：八大召开时，新中国已成立了7年，中国共产党搞革命成功了，包括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搞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尚在摸索中。谁都希望不犯错误、不要再像民主革命那样发生那么大的挫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但我们党执政刚7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法制建设才刚刚起步，民主政治制度很不健全，一有大的风吹草动，思想认识不能不发生很大波动。这就是说，党搞民主革命的经验是丰富的、成熟的，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才开始不久。当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也很有限，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我们党的认识如何适应也需要一个过程。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使得八大以后没能延续八大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以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