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合同解除的效力

试论合同解除的效力[论文关键词]合同解除溯及力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论文俄摘要]合同解除有可能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也有可能不具有溯及力。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密切相关。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主要有恢复原状与赔偿损失两个方面。一、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直接关系到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具体适用。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指的是，合同解除后，原合同关系是自合同成立时归于消灭还是自合同解除时向将来消灭。各国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不尽相同，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认为，合同解除应具有溯及力。如德国民法第346条规定，“各方当事人互负返还其所受领给付之义务”；日本民法第545条规定，“各方当事人对其相对人负原状回复义务”。“英美法中的美国法，虽没有这种理论，但从其实际做法来看，也是这祥的。在英国普通法中，合同解除只发生面向将来消灭合同的效力，但可以准许当事人收回其已经提供的给付，其结果与大陆法系相似。”[1]学术界对此观点也不一致，大陆法系学者有直接效力说、间接效力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其中以直接效力说为通说，即合同解除溯及于合同成立时消灭合同的效力。我国民法学者也有不同观点，如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合同解除是具有溯及力的，[2]而大陆学者佟柔先生则认为，合同解除一般只向将来发生效力，即认为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3]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未履行的合同解除向将来发生效力，此种情况下合同解除不具有溯及力；二是已履行包括部分履行的合同解除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合同解除后，原合同关系可以溯及到合同成立时归于消灭。[4]此种观点值得赞同。笔者认为，合同解除原则上应具有溯及力，其理由如下：第一，合同解除如没有溯及力，则法律设立合同解除制度以终止合同关系，保护非违约方的合法权益及制裁违约方的目的就无法达到；第二，合同解除如没有溯及力，则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就没有区别，合同解除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第三，合同解除如没有溯及力，则当事人不必返还自己不需要的标的，不利于合同标的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用，造成资源的浪费。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既不是一概规定有溯及力，也不是一概规定无溯及力，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这一规定既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又便于司法操作。必须指出的是，合同解除后有无溯及力应综合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合同解除的原因。合同解除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因违约引起的合同解除，另一种是非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违约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的解除可归因于一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导致的解除。可归因于一方当事人的事由主要有根本违约、预期违约、迟延覆行等。对违约的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的认定应以是否有利于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如果合同的解除溯及到合同成立时对非违约方的利益保护有利，则应认定合同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反之则应认定合同解除无溯及力，仅向将来发生效力。非违约的合同解除是指不可归因于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的事由而引起的合同解除，这种解除包括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引起的解除，协议解除，约定解除等。对非违约的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认定要以是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因为非违约的合同解除双方均没有责任。第二，合同的种类。从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角度考察，合同的种类呈现出继续性合同和非继续性合同两种。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在一定的继续的时间内完成，而不是一时或一次完成的合同；非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一次性行为的合同。在我国大多数学者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非继续性合同解除有溯及力，理由是非继续性合同是一次性行为，这类合同被解除后一般能够恢复原状，合同解除前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可溯及到合同成立时消灭；继续性合同(如租赁合同、劳务合同、借贷合同、委托合同等)解除无溯及力，这是因为这类合同被解除后，其解除前已经产生的事实状态很难或无法恢复，合同解除的效力只能及于将来，即合同解除的效力从合同解除之日起发生。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应看作是一般原则，在具体认定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时还应当考虑一些特殊情况，如双方当事人约定合同解除不产生溯及力的非继续性合同解除无溯及力，标的物不可分的长期购销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这种合同解除一般产生溯及力等。二、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一）恢复原状1、恢复原状的性质合同解除后，当事人双方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此种义务性质如何，学者见解不一。有的认为其具有不当得利返还的性质，因为合同一经解除即溯及于合同成立之时，与自始未缔结合同相同，各当事人所负担的本来给付消灭，因对方当事人为履行债务所受领的给付，即为无合法依据而受益，这与不当得利在本质上无任何差异。[5]有人认为规定受益人应返还其因违反公平所获利益的制度通常以受益人的财产状态为基准，即以现存利益为其返还范围，这与合同解除的恢复原状，系以恢复到未为给付时同样的状态为目的，且以给付的状态为基准以决定其返还范围，在本质上截然不同。[6]这种观点仅说明恢复原状与不当得利不同，并未表明其性质。本文认为，由于我国尚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所以合同解除后，基于合同的给付的标的物的所有权仍归给付人，此时恢复原状的性质应为所有权返还。2、恢复原状的具体分析恢复原状是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的直接法律后果。在合同尚未履行时，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之间当然恢复原状，从而无从产生恢复原状的义务。[7]恢复原状义务只发生在合同部分履行或一方全部履行的情况之下。合同解除意味着当事人受领的给付失去法律依据，因而应当然返还给付人，这就使受领人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同不当得利返还相比，恢复原状在效力和范围上有自己的特性，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我国尤其如此。在效力方面，由于物权优于债权，返还原物的物权请求权应优于普通债权得到满足;在范围方面，它以给付时的价值额为标准进行返还，这种返还不仅要达到合同未订立时同样的状态，并且该返还范围不受受领人善意或恶意的左右。恢复原状，在原给付物存在时自然要返还原物;在原物不存在时，如果原物是可代替物，因一般并不重视其个性，可以同一种类物返还，原物为不可代替物时，可按当时该物的价款返还。由于提供劳务或使用物品等在性质上不能恢复原状，因此合同解除后，只能返还相应的酬金或价款。（二）赔偿损失1、合同解除与赔偿损失的并存笔者认为，由于合同解除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仅仅承认合同解除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并存是不够的，法律应分别情况作出具体规定，才能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一，协议解除可以与赔偿损失并存。如前所述，协议解除乃是当事人以一个新合同代替一个旧合同，实质上完全属于合同自由的范畴，合同解除是否可与损害赔偿同时并行，应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法律实无规定的必要，但是，如果当事人仅就合同的解除达成协议，而未具体约定损害赔偿，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要求损害赔偿的，法院应当允许。第二，合同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履行而解除，有时可与赔偿损失并存。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当事人一般可以免责，但在下述情况下仍存在赔偿责任;一是在当事人迟延履行期间发生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二是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的精神，当事人应尽量减少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否则责任方应对扩大的损失负责赔偿。第三，因意外事故造成不能履行而解除可与赔偿损失共存。意外事故包括第三人的行为、政策调整、不可抗力的间接影响等。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导致合同解除时，债务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债务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应视为由第三人的过错所致，该债务人取得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因政策调整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应按民法通则第116条的精神处理。不可抗力的间接影响类似于不可抗力，可类推适用法律对不可抗力的规定。第四，因违约解除合同可与赔偿损失并存。违约方不履行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非违约方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时，违约方不能以对方已解除合同为由，拒绝赔偿损失。2、赔偿损失的范围合同解除后，在发生损害赔偿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我国现行合同法未作明确规定。我国学者大都认为，损害赔偿包括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和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对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的范围，一般认为应包括:债权人订立合同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债权人因相信合同能够履行而作准备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债权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时债务人因拒不履行返还给付物的义务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债权人已经受领债务人的给付物时，因返还该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债权人返还债务人的给付物前，对给付物的保管费。对损害赔偿是否包括因债务不履行而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我国现行合同法对此没有规定。笔者认为，损害赔偿不应包括因债务不履行而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首先，因债务不履行而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是一种虚拟的利益损失，因为这种利益往往需要债权人对合同履行的标的物进一步经营，而因债务不履行，这种经营自然不存在。那么其利益究竟能否实现难以确定，因此其损失就未必存在，让债务人对是否存在尚不确定的所谓损失进行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其次，即使债权人对合同履行的标的物进行经营能获得利益，也有进一步的人力物力的投入，最后的利益究竟有多少难以确定，而在债权人没有作进一步经营的情况下，就让其获得该利益，那么这部分利益显然是他不应得到的。最后，合同的解除本身也体现了对违约方的制裁，因为违约方在合同解除时也会遭受到损失，如果再让其承担非违约方不该得到的也未必能得到的利益的赔偿，便是加重制裁，这与淡化制裁功能的合同法发展方向是不协调的。[参考文献][1]粱书丈.当前民法经济法的热点问题[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2]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4]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同[6][8]周林彬.比较合同法[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9]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