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1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简介：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渭南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举进士第，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次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尉，二年任翰林学士，次年为左拾遗，以亢直敢言和写作新乐府诗讽刺时政为权豪嫉恨。六年，丁母忧，服阕，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凶手，以越职言事贬江州司马，转忠州刺史。穆宗即位，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后历任杭州、苏州刺史。文宗大和三年（829），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遂定居洛阳，历河南尹、太子少傅等。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卒。白居易诗名早著。早年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晚年与刘禹锡唱和，并称“刘白”。与元稹、李绅等提倡写作新乐府诗，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遂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指导思想。尝自分其诗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讽谕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最著名，对中唐社会矛盾有广泛深刻反映；感伤诗以长篇叙事歌行《长恨歌》、《琵琶行》最脍炙人口，叙事生动，描写细腻，语言优美，清赵翼以为白“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闲适诗与杂律诗多为吟咏性情、诗酒酬唱及描写自然景物之作，名篇亦多。其诗总体风格通俗浅显，相传“老妪能解”，但“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辞显”（清薛雪《一瓢诗话》），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故李肇谓元和以后为诗者“学浅切于白居易”（《唐国史补》卷下）。今存有《白香山集》七十一卷。《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有传。研究：【思想研究】陶愚川《诗人白居易析论》（《大厦年刊》1933年卷），作者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白居易的性格和思想。他认为诗人的性格有五点值得注意:①诙谐；②情感丰富；③淡泊；④仁慈；⑤嗜酒和坐禅。思想方面则有六点:①妇女方面；②农工方面；③吏治方面；④迷信观念之打破；⑤对于当时社会组织之不满；⑥诗歌方面的“诗界革命”的主张。万曼《白居易传·前言》，作者肯定了白居易的正直的性格，分析了白居易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说“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白居易能够始终坚持真理，始终和恶势力不妥协的伟大的精神”。即使是“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虽然表面上是优游暇豫的，但是仔细咀嚼，总会感觉到在他那些闲适的诗篇中隐藏着一种苦味，感觉到一个伟大性格不幸生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寂寞”。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作者着重分析了白居易思想上二重性的斗争，他指出:“白居易早年的积极从政，原想和杜甫一样”，“走儒家‘仁政’的老路。后来碰了几个钉子，只好祭起老子‘知足不辱’的法宝，置身闲散”，“以求适应当时朋党斗争的复杂政治环境”。“他中年以后的炼服丹药，晚年的归心梵乘，都是这二重性思想斗争暂时妥协的结果，可以说他到死都在矛盾徘徊中过生活的”。还总结道:“白居易的思想和性格:从政方面，出于儒家的‘政为不忍之寄’的观点；生活方面，近于道家的放任自然；方面，早岁炼丹，晚年参禅，幻灭后只好醉吟自遣了”。他最后也认为:“我们对于白居易身为封建社会的官僚，而能够在他的行动和诗歌中到处流露着对人民的高度关心、同情和热爱，已是难能可贵，自然不能对他作过高的超历史的要求了”。2王拾遗《白居易评传·代序》，作者认为，白氏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而后才依次接受了佛道二家思想的影响。但白氏“对佛家、道家的论述，往往是以儒家的论述，去衡量去裁汰，而不是无所辨析地去囫囵接受”，因此，他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占从属地位，故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蹇长春《白居易思想散论》（《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作者对白居易的思想作了全面的评述。该文认为，综观白氏一生，他“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的主干的。只不过他的前期思想更多地反映了‘兼济天下’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的积极面；而在后期，他虽然说过‘栖心释梵，浪迹老庄’的门面话，但实际上他既不佞佛，也不信道，而是以‘执西用中’的儒家中庸之道，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杠杆的”。作者还指出，作为白氏后期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是他“应付一切现实矛盾的万应灵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在思想领域里，对待儒释道三教持调和平衡、兼包并容的官方立场；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持‘似出复似处’的‘中隐’观念；在朋党之争中，持中立、调和的骑墙态度”。褚斌杰《白居易的人生观》（《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作者对白居易的儒、道、佛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文章首先认为，白居易一生的思想，是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然后从“积极用世、博施济众的思想”、“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思想”、“栖心道佛‘中隐’于世”三个方面，对白居易“儒、道、释三家兼具”的思想，以及“三家思想对他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的影响，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吴相周《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齐鲁学刊》1995年第4期），作者将韩愈与白居易的政治观、人生观、美学观进行了比较，并就其同异进行了揭示。文章指出，韩是较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想为补用，以老子思想来谋身，以庄禅思想来娱乐。因此，两人的思想既有“极相似处”，也有“极相异处”。在政治观方面，韩基本上属于儒家，而白居易在信从儒家思想理论的同时，加入了一些老子思想。在人生观方面，韩愈“想做圣人，是个斗士；白居易只想做个凡人，是个闲士”。在美学观方面，“韩愈为了开宗立派，以文明道，有意追求险怪的文风，为的是惊世骇俗，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诗“是一个孤独者的诗”。白居易的闲适性格，“与他通俗的诗风正相适应”，所以他的诗“简易”而“通俗”，适应了“由士林到市井，由圣贤到凡人的转变”。白居易的《久不上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一诗，充分反映了韩、白两人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上述差别。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分期》（《求是学刊》1996年第1期），作者对白居易思想分期研究中“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时”说和“元和五年卸任拾遗之际”说，分别进行了辩驳，他认为，“白居易思想创作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是在长庆二年他立功请求外放之际”，并认为，白居易此前的思想“虽然有起伏，但从总体来说是积极的，以‘兼济’为主，此后则对时君与‘兼济’之志的实现不再寄希望，消沉下来，以‘独善’为主”。严杰《入仕求禄与退隐——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3期），作者在参考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从白居易生长于寒族的小官僚家庭这一角度分析了他的出处进退观。文章说，由于出身贫寒，白居易很早就形成了“知足长乐”的人生哲学，他经常在诗中坦言自己入仕的目的在于求禄，其林泉退隐之志也非始于元和十年贬江州以后，而是在元和初年已有流露。褚斌杰《白居易评传》，文中有“开明的政治思想”一章，他认为，白居易政洽思想的核心，“便是要统治阶级关心人民的疾苦，照顾人民的要求”，他的一切具体的政治策略，都是由这个思想延续出来的。首先他提出开明的政洽主张:举贤授能，广通言路，补察时政，革慎默之俗；另外，白居易还对当时的赋税制度和对外战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居易的伟大即在于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己出身阶级的局限，体现着人民的愿望，参加了社会现实的斗争。顾学颉《白居易与永贞革新》（《文史》第11辑，1981年3月版），作者认为，白居易3在永贞革新时，由于某种原因，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其事，但在重要时刻，即韦执谊拜相不到十天的时候，他抓紧时机，向韦上万言书，全面地陈说了国家大计、当务之急；并提醒韦应不失时机、赶紧推行新政，以救天下人的疾苦。从而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革新的积极拥护态度。其次，事后，对一些因革新而长期倒霉的人物，却非常同情，起共鸣，结下深厚的友情。这和那些怕引火烧身、躲得远远的、甚至落井下石的人，迥然不同。第三，对于扑灭永贞革新的一些反对派，即对掌握大权的强藩、权宦，他不计个人利害，以不畏权势的气魄，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奏那些人的不法行为，与之坚决斗争。这和同时人韩愈、元稹等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傅璇琮《白居易评价中的一个问题》（《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作者针对当时学界大多认为白居易对王叔文集团持拥护态度，在永贞革新中是赞助新法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钩稽和排比了有关史料以后，指出白居易给当时的宰相韦执谊上书，虽然韦执谊是支持王叔文革新的，而且白居易在这封上书中对韦执谊也表示了热烈的期望，但白居易上书时韦执谊拜相还不到十天，当时新政实际上还没有实施，连新政的主持者王叔文授翰林学士，能够实际谋划和操纵政事，也还是在白居易上书后四天发生的事，所以不能仅凭这封上书就认为白居易是支持王叔文所推行的新政的。张汝钊《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海潮音》第15卷第3期，武昌海潮音社1934年3月版），该文从“观空”、“研教”、“持斋”、“禅悟”等方面分析了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认为白居易之学佛与一般文人“对于教理则徒事剽窃以雄其笔札；又喜掠影宗门，摹拟附会以资其口谈”的做法大不一样，“他的学佛步骤皆循序渐进:先领悟人命无常，进而研教参禅，其末后求生兜率的宏愿，尤为卓识超群”。陈寅恪《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岭南学报》第10卷第1期，1949年12月版），该文是20世纪上半叶对白居易与佛道关系分析得最为深透的文章。该文认为，白居易早年与道教之关系很密切，并从“丹药之行为”与“知足之思想”两方面论述之，他说白“外虽信佛，内实奉道”，其“知足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他还指出:“读白诗者，或厌于此种屡言不已之自足思想，则不知乐天实有所不得已。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得消极之态度不可也。”“夫当日士大夫之政治社会，乃老学之政治社会也，苟不能奉老学以周旋者，必致身败名裂，是乐天之得以身安而名全者，实由食其老学之赐”。张立名《白居易与佛道》（《湘潭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作者认为，虽然从总的倾向看看，“兼济”是他思想中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忽视了佛道对他的影响，忽略了他的“忘情任诗酒，寄傲遍林泉”的消极方面，也就不可能对他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而白居易信奉佛道的用意，一是“寻求精神寄托”，二是为了“远祸全身”。这是他对抗当时腐败政治的“特殊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他“得以全名，高寿，厚禄，在客观上起了护身的作用”。尚永亮《论白居易所受佛老影响及其超越途径》（《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作者指出，由于白居易始终把个体生命作为主要的关怀目标，势必导致他对佛教那种随缘适意并使其为自我现实人生服务的态度，而重视在感性中求超越，倡言“安心”、“顿悟”的南宗禅，又正好与白氏此一态度紧相契合，这样一来，禅宗倡导的“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的境界，以及道家所宣扬的“知足”、“虚静”、看破红尘等态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白居易在困境中坚持的主要准则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了。文章最后认为:现实政治的严肃和人生的实际困厄导致白居易别无选择地遁迹佛、老，而对佛、老义理的独特领悟和人生落实，则使得白居易在走向超越的过程中，既具有一种与其性分相合的自觉自发性质，同时也避免了生命的枯寂单调而呈现出一种圆融周流的特点。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下编)，作者在文中首先分析了白居易一生各个阶段与佛教之4关系，较为细致、深入地探讨了白居易信佛的特点。他认为，“与南北朝崇佛士人相比，白居易及其所代表的中唐士人接受佛教思想的特点是，从单纯的理论兴趣更彻底地转向了直接的人生问题，更全面地根据佛教思想来检讨和引导自己的人生意识，同时也更熟练地将佛教思想与其他思想协调起来，使之更自然地融入士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追求中。因此，他的佛教信仰具有调和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他在论述白居易的道教信仰时指出，白居易的道教信仰开始得并不比佛教信仰晚，持续时间也很长。文章还探讨了白居易对道教的反省和批判。他认为，“白居易对道教的批判，是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