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地位 ——从一起房地产纠纷案谈起

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从一起房地产纠纷案谈起摘要：学者在对附条件法律行为进行考察时，其着眼点常在所附条件的外部特征上，少有对所附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地位进行探讨。因而对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几近学说空白，导致在一些关于条件可否变更及变更后对附条件法律行为影响的案型的效力认定等法律问题悬而难决。从法理推论，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性质是一个法律行为，所附条件并不具有独立性，仅是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因而条件的变更也就是法律行为内容的变更。一、案件基本事实和问题的提出1993年10月15日，上海长兴实业总公司(下称长兴公司)作为土地方与上海建设工程联合公司(下称建设公司)作为投资方签订了《三门路多层住宅小区联建协议》。约定：长兴公司提供土地和建房指标，建设公司承担建设资金以及前期费用共计人民币5680万元，两家公司联合开发5.4万平方米的住宅。1994年4月8日，建设公司以引资方式又与上海万国企业发展公司(下称万国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万国公司承担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万国公司先后投入人民币5791.75万元。后因建设公司无力继续开发，又与上海建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建联公司)签订接盘《协议书》，约定由联建公司受让系争项目，建设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联建公司，项目开发由建联公司继续履行，并由建联公司承担整个合同履行期间的全部法律责任。1996年2月28日，上述建设公司、长兴公司、万国公司和建联公司四方签订转让《协议书》，就项目由建联公司接盘事项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建联公司接盘继续开发并负责返还万国公司全部投资款，协议自建联公司先行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时生效。转让协议签订当天，建联公司即向万国公司支付了人民币900万元，万国公司则在签收时书面同意转让协议生效。项目转让后，建联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有偿使用土地及房屋预售许可手续。因建联公司到期未支付其余款项，万国公司起诉法院，要求建设公司、建联公司和长兴公司共同返还剩余投资款及利息。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条件未成就，故尚未生效，判由建设公司返还万国公司的剩余款计人民币4891.75万元及相应利息，建联公司负连带责任。一审判决后建设公司和建联公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建设公司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转让协议所约定的生效条件已由债务受让人建联公司和债权人万国公司协商一致改变，故所附条件已经成就，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有效，同时认为债务已经转移，要求由债务受让人建联公司单独承担全部债务本息的偿还。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判定转让协议有效，判由债务受让人建联公司单独偿还全部本息共约人民币7500万元。本案的系争点为转让协议是否生效，即所附条件是否成就。一、二审法院也正是基于对该协议所附条件的成就已否而作出相反之判决。这给我们提出了以下法学问题：即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地位问题;附条件法律行为性质问题和所附条件是否可以变更及变更后对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效力影响问题。二、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对上述法学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得厘清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关系。普遍认为，法律行为概念是19世纪德国法学的产物，并被《德国民法典》首创运用，为民法典中最抽象的法学概念之一。后世继受大陆法系之德国脉的各国民法都秉承了此概念，我国也不例外。[1]法律行为概念的抽象而出来自于近代私法的发达。私法强调允许个人自由决定法律关系，使人们的私法生活具有全方位的自由气质，法律行为概念正是德国法学家创设来表彰这种自由气质的工具。但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时，人们对其内在构成要素并未认真地探求，仅笼统地表示其是自由追求法效果的行为。德国学者海瑟(Heise)在1807年的《民法概念-潘德克吞(Pantekten)学说教程》一书中第一次揭示了法律行为具有“意思表示”属性。[2]历经德国法学大儒萨维尼、温德赛和拉伦茨等演绎，最终确立了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的本质要素，为法律行为的具体适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法学一般将法律行为解释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要件。[3]就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系言，法律行为即为意思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在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三章(第104条及以下条款)的标题是“法律行为”，但是，法律在第105条第1款、第107条中使用的就不是“法律行为”而是“意思表示”了。一方面，第111条规定的是“法律行为”的无效，第116条至第124条使用的又是“意思表示”，而125条、第134条、第138条及以下条款使用的则是法律行为。另外，第119条、第120条和第123条规定的是某些具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应当是可以撤销的，而第142条规定的则是可撤销的和已撤销的“法律行为”。可见，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4]当然，也由于这种区别，意思表示并不能替代法律行为这个概念，“使用意思表示者，乃侧重于意思表达之本身过程，或者乃由于某项意思仅是某项法律行为事实构成之组成部分而已。”[5]法律行为必须有一意思表示。在较少情形，法律行为的构成只具一个意思表示，但通常法律行为成因颇多，其存在往往由一个或数个意思表示以及其他事实凑合而成。[6]如合同的成立，必须具有两项意思表示，即要约与承诺。不过，如果这两项意思表示中有一项不成立，那么法律行为本身也就不成立。[7]但不论法律行为之成立，是否需要其他因素，其主要成因仍为意思表示，必有此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之特殊内容始克确定。[8]三、条件的法律地位(一)条件的法律性质学者认为，附条件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的发生或不发生作为附款，决定其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终止的法律行为。[9]附条件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在私法自治原则下对计划与现实之间发生差异的风险进行分配的安排。[10]其意义在于，实施这种法律行为可以使行为人的动机具有法律意义，从而满足行为人期待的、依将来某种客观情况为转移的利益。[11]由此可知，附条件法律行为所附的条件是一种客观事实，由当事人选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这种事实必须是将来的、不确定的、有可能发生的合法的事实。既可以是自然事件如孩子出生，也可是事实行为如以某小孩考上大学为条件，还可以是法律行为如甲与乙订立房屋租赁合同以丙把房子卖给甲即丙甲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为条件。(二)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法律性质条件是一种法律事实，既可以是不需要意思表示的事件和事实行为也可以是需要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但就整个附条件法律行为而言，条件是否具有独立性呢?这就要从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法律性质来考察了。最先确立法律行为制度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是这样说明的：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法律行为，为单一法律行为，其附加之限制并非一种独立的意思表示，而是加入意思表示的个别事实，是法律行为内部的一部分，同时存在，同存于一目的。[12]可见，就德国民法典而言，条件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不具有独立性，附条件法律行为是单一法律行为，并非条件和法律行为分开组成的法律行为集合体，条件只是附条件法律行为中的内部要素，或为事实或为意思表示。德国民法典如此规定并非出自法律拟制，它来自于法律内在逻辑的统一，其立论依据为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系。上文已述及，法律行为可为单一意思表示也可为复合意思表示，还可包括一些事实。因此，条件是附条件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独立性。四、结论无论附条件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为事件、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都不具有独立于该法律行为的性质，仅仅是整个法律行为的内容。所附条件与法律行为具有同一性，同其命运。这一点我国法律上也有规定，如《民通意见》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可见，条件与法律行为是同其命运的。无论是法理还是各国立法都认为法律行为是可以变更的。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法律行为可以变更，但我国合同法有规定，该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为条件变更也就是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内容变更，所以条件是可以变更的，条件变更的法律效果视为法律行为本身的变更。因此，在前引案例中，转让协议所附的条件为建联公司先行支付人民币1000万元于万国公司，但建联公司支付了900万元，万国公司并无异议，可推定万国公司对建联公司就转让协议所附条件变更的要约默示承诺，达成所附条件变更的合意，因为所附条件的变更也就是法律行为内容的变更，从而双方也就整个法律行为即附条件转让协议变更达成了合意，所以双方当事人应按变更后的协议履行。因此，本案因条件变更使整个附条件法律行为变更，变更后的附条件法律行为即转让协议因条件成就而生效。二审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准确的。注释：[1]注：但我国在引进法律行为概念时，以前苏联阿尔加夫柯不成熟的观点进行了变造，带来了法律概念的逻辑混乱，向为我国学者所批评。[2]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3]注：拉伦茨定义：法律行为是一项行为，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为，其中至少一项行为是旨在引起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或意思实现。(《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1页);迪特尔·梅迪库斯定义：所谓法律行为，是指私人的、旨在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4][5]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6]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7]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8]芮沐：《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9]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9页;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10]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22页。[11]李开国：《民法总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12]转引自：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