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路径与实践

“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理念、路径与实践近十多年来，我国新闻院系数目不断增多。据《南方日报》2013年的报道，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仅有66个，10年之后年增加至459个，增长近7倍。目前，我国已有800多家高校开设了新闻学专业，在校本科生超过17万，硕士研究生超过4万。而据中国记者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共有23.6万余名。这意味着，新闻专业在校生的数量已逼近全国记者总数。在国内，新闻专业在各大高校尤其是名校中录取分数线普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专业的生源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闻专业在中国学生心目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地位。不过，也有人认为媒体融合时代恰恰凸显出真正新闻人才的缺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程蔚东就认为，“媒体融合已足够抢眼，眼下最为关键是缺人才”。在国外，新闻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以美国为例，面对数字化的浪潮，多所知名高校自二十一世纪伊始便开展了新闻教育的改革，包括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本期热点访谈邀请的四位学者，或为国内知名新闻院系教学事务的负责人，或在美国新闻院系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访学经验。我们将围绕国内外新闻教育的话题展开讨论，重点关注美国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国内新闻教育以及新闻教育的功能等方面的问题。本期的四位访谈对象是：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副院长韩纲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常江：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早在十几年前就设立“媒介融合”专业方向，《美国新闻评论》AIR的近期调查也发现，美国新闻学院近10年来对教学大纲进行了大幅修订，增加的课程包括计算机编程、大数据新闻学、数字受众分析、社交媒体新闻学以及利用无人机、谷歌眼镜做新闻报道等。您如何评价美国主流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背景资料】瞄准媒介融合和数字化趋势，国外许多高校的新闻专业课程改革均表现出了数字化特点。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组建了ReeseFehs数字新闻项目，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类似的，科罗拉多大学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MediaTestKitehen）的实验室。此外，科罗拉多大学通过“重组”的方式推进课程改革的强度和规模，该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重组，这种重组甚至被一些人解读为学院的“关闭”，主要是由于新闻专业被划定为选修类目。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密苏里大学让媒介融合系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组成团队，由老师通过调查锁定高新科技公司需求，并获得公司的技术资金支持，然后围绕需求进行新闻传播和计算机编程等授课，由学生研发解决方案，最后向老师、公司的科研和市场人员演示。早在2008年，密苏里大学就成立了“雷诺兹新闻研究院”，专门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闻采访、编辑、重整传播所涉及的新技术和新模式，培养新兴媒体分析师、网页设计师、多媒体销售经理、多媒体内容监制、信息图表设计师、节目研发员、数据营销经理等人才。微信公号“媒介观察”近期的一篇推送文章写到，自新闻传播学诞生以来，传媒环境和传播技术一直处于急剧变动之中，这也促使海内外的新闻院系在培养学生时，必须不断更新观念与技术，开设新的课程。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S.ShyamSundar所言：“没有哪一个领域像新闻传播学一样如此认真地对待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我们的课程必须紧跟最新技术的发展。”国内的新闻教育也处在变革之中。有学者在2004年就撰文指出，中国新闻教育应该重视宽基础。中国新闻教育在传统模式下，都是一种单学科教育，即偏重人文学科的教育。80年代中期以后，不少学校的新闻学科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增设高等数学、传播学和一些计算机类课程，但仍然是人文学科的教学体系。到了90年代，有的学校提出将新闻教育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的设想，并且做了有益的尝试。学生在学校不仅要接受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教育，接受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行为科学教育，还要接受电信、计算机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几所著名新闻教育院校也十分注重数字化时代的新闻课程改革，具体的改革方式主要是调整学分、优化课程体系、开发新课程包等。陈昌凤：这是与时俱进的举措，也是美国新闻院校一向的市场主导下的必然选择。可贵的是，美国的教育基本思路中还是比较重视素养的，通识课程比例还在。胡百精：在新闻实务教研领域，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素来扮演着探索者、引领者的角色。他们的很多尝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和仿效，而最可赞叹者，是他们持续推进改革的勇气。事实上，国内的一些新闻院系在十年之前（最迟比密苏里晚两三年）就开设了新媒体方向课程，有的院系还设立了新媒体专业。目前，国内有条件的新闻院系也都开设了数据新闻、社交媒体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并尝试通过自建、跨学科合作等方式解决计算机编程等技术导向的课程建设问题。这说明，我们在“做法”上仿效、追赶甚或超越美国主流新闻学院的部分改革方案并不困难，而真正的障碍在于以巨大的勇气改革、创新那些“我们用来看家的东西”。比如，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社会巨变，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从国家和社会需求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从职业社会学和新闻传播事业的新属性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从价值观、人的自由和解放看，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首先要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而后才涉及到课程安排上的加减法问题。但是，一旦深入这些根本问题，我们就会碰到某些观念上顽固的偏见、体制机制上沉疴式的偏差。问题显而易见，办法也不是没有，关键是要焕发改革的勇气。韩纲：课程改革需要回应新的媒体形态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这是新闻教育的传统，但往往也使得新闻教育难以摆脱作坊式职业培训的窠臼。对于美国新闻院校的课程更新，我无法以偏概全，但大致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媒介融合的深化。逐步淡化以媒介类型来区分或设立专业或院系的模式，试图打破平面、广电、网络媒体的界限，以培养全媒体、全天候记者。同时某些院校在实操课上开始尝试整合的、演播室（或编辑部）即课堂的“医院式教学”模式。二是内容为王。记者培养的理念从“杂家”向“专家”转变。全美有不少新闻学院很多年以前就已经设立相对独立于传统的报纸杂志专业、广电专业等的专业报道学位，专门培养体育、财经、政治、医学（或健康）记者等。有些中西部院校的新闻传播学院更是脱胎于早年的农业新闻专业。但现在的趋势是尝试以报道内容的性质或特征为抓手来调整整个传统意义上以媒介种类区分的新闻专业必修课的结构。加大特定内容的必、选修课的比例，甚至要求达到相当于再拿一个新闻学以外的学位的双学位水准。目标是把传统的报纸记者、电视记者培养成侧重于某一种特定领域的专业化记者。听说国内一些高校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比如要求学生在修完一个非新闻学专业以后再回来修新闻学专业，或同时修一个新闻学之外的专业）。某种意义上说，由内向外（新闻教育为主，其他专业为辅）或由外向内（以其他专业为主，新闻教育为辅）的结合，或许有助于探索今后新闻教育的新模式。陈刚：可以说，随着媒介融合、大数据等的影响以及新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等，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必须改的。但是“究竟如何改，改什么”才是最要紧的问题。从目前美国主流新闻院校的课程改革来看，是仅仅围绕业界的变革需要来进行的，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现在的业界媒体革命依然是正在进行时，而且变化很快，许多东西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那么学界的课程改革其实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美国的一些主流的新闻院校也处在探索中，这一点从一些著名的新闻院校，如西北大学的MedillSchoolofJournalism、俄亥俄大学新闻学院等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的局部整合调整性改革就可以看出。因此，“究竟如何改，改什么”，“整合还是细分？”美国的主流新闻院校依然存在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常江：美国就业网：CareerCast曾发布2013年度职业排行榜，报社记者取代伐木工人成为年度“最差职业”，这引发人们对记者职业的唏嘘以及对新闻教育的关注。我国大学的新闻教育究竟是否有开办的必要也是社会争论的话题之一。这些话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新闻教育功能的质疑。您认为新闻教育的核心功能是什么？【背景资料】我国的新闻教育已走过近百年历史，新闻教育的功能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将新闻作为一个学科进行研究的开端，也是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学会聘有两名导师：一是徐宝璜、一是邵飘萍。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3期《新闻周刊》，这是我国早期采用横排的报纸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学会还曾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毛泽东当时正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他参加新闻学会，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些会员，如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都曾担任《向导》周报、《工人周报》以及劳动通讯社等中共早期新闻机构的出色记者和编辑。二十一世纪，我国的新闻教育规模扩大，但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新闻教育核心功能的争议。《南方日报》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新闻专业的学生知识面广，但都不精通，和经济、法律等专业的学生比起来专业性不强，没有核心竞争力。不可否认，新闻专业是一个有门无学但其实你什么都要学的专业，作为新闻记者你需要有十分广博的知识储备，这是单纯的新闻专业学生无法企及的。因此，国外大部分一流新闻学院都会提供双学位，比如新闻+法律、新闻+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单纯的法商理工等专业的学生即使不是科班出身，在训练之后也照样能当好记者。普利策投资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时，最初的目的便是“对内提升报业职业标准，对外提升新闻业的社会地位，成为有教养的专业人士”。作为美国新闻教育的开创者，普利策还曾表示，一个编辑只要有教养、尊重精确原则、热爱真理、热心服务公众，采集新闻的技巧是绝不成问题的。陈昌凤：首先，新闻与传播教育需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培养的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传播人才，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媒体或新闻记者职业；保持与提高传播的专业性，永远是教育的核心目标，即使在专业性被不断消解的当下，开放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能力，也是新闻与传播教育应有的。胡百精：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歌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皆无专设的新闻教育，哥伦比亚大学算个例外，却也只有研究生层次的教育项目。这种观点暗示说，在自媒体时代，新闻教育应进一步去精英化，简直应该退出大学，成为一种职业训练。我也经常听到的是与这一派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种说法：新闻教育因其独特性――培养现代社会的?t望者、监督者――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和美好价值。我个人在现阶段倾向赞同第二种观点。然而，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如果今日的新闻教育不顾全球范围内的政经、文化和技术变革，仍把“记者”作为人才培养唯一重要的职业选择，那么前进的道路就会越来越窄。我认为，今日的新闻教育应以开放、融合的心态和状态，培养具有新闻传播观念、素养和技能的专门人才。这些人才可能拿起笔头、镜头当记者，也可能在政府、企业、NGO或各种社群以其掌握的新闻传播能力成就自己、服务他人、增益公共之善。韩纲：根据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委托佐治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长期年度调查的最近两次调查（2013、2014年度）显示，在全美接受调查的485个硕士和本科新闻和大众传播专业在册总学生数在2011-2012年度下跌1.1%，在2012-13年度下跌2.9%。连续两个学年度下滑，这是近20年来的第一次。比如密苏里新闻学院近两年专业学生人数曾下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