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读书报告

1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一、作者及内容介绍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①一书中，通过对马来西亚村庄的实地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提出了对阶级意识的新理解，展现了底层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斯科特认为,弱者的武器是弱者用以保护自己的一些日常的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讲述了一个马来西亚村庄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作者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田野调查了两年时间。在数据搜集的基础上，斯科特用冲突论的视角，通过对村庄农民日常反抗的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研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斯科特是耶鲁大学著名的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他以研究前资本主义的乡村社会而著称。代表作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其中《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着眼于农民日常形式的反抗，并对意识形态支配以及支配与反抗之间的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对抗不平等，一种可以释放自己的愤懑，同时又可以被剥削者接受的方式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正是这样一种我们时常忽略的日常反抗形式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结构，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有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忽视,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农民的日常反抗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因为相对于公开反抗,日常反抗的成本要小的多，当然，这种反抗只是在被合理地压迫范围内才会发生，当压迫超出一定限度，沉默的反抗便会被激进的反抗所替代。不再是无组织、非系统和个人的，不再是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不再是没有革命性的后果。任何公开的反抗都比日常的反抗更容易招致迅速而残酷的镇压。斯科特将马来西亚赛达卡农民反抗的特点总结如下：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它们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助的形式，它们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与此同时，这种低调的反抗技术非常适合农民的社会结构——农民阶级分散在广阔乡村，缺乏正式的组织，擅长游击式的消耗战。在一定程度上，斯科特解释了农民采取类似反抗形式的原因，从长远来看，恰恰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最有成效，因为它们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这种没有表现为公开挑战的消极反抗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着影响。而磨洋工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消极抵抗导致行动难以按照计划顺利执行。在《弱者的武器》开篇斯科特先生以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两个人为例分别描绘了超出人们道德标准的穷人和富人的例子，并以此为引子开展对村庄政治的①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2讨论。接下来事无巨细的介绍了田野调查地点塞达卡的情况，最有价值的是他把自己的研究与先前对塞达卡的研究进行比较，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塞达卡的变化，关注国家重大政策“绿色革命”对于塞达卡村庄中穷人和富人生活的影响。在其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村生产方式的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对村庄贫富分化的影响。在种种条件作用下塞达卡中穷人和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纵然这种差距的拉大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但这并没有造成农民大规模的造反，而是采用自己的方式，慢慢的消解村庄中富人的权力和优势地位。斯科特提到，农民的社会结构与日常反抗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与大范围的游击式自卫性消耗战”（前言）。但是在具体的案例考察中，这一社会结构背景对于贫困农民们而言并非全然有利。社会结构为农民的日常反抗提供了便利，但也同样为之设定了限制。斯科特将农民的日常反抗以及村内精英的应对，视为“一种阶级之间生产关系的检验和再协商的持续过程”。首先，这种日常反抗基于农民对生活的简单需求，只要这些需求尚可满足、生活尚可忍受，便足以促使他们坚持这种反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逐渐吞噬，就连斯科特也不得不表示“用巴灵顿•摩尔的话来说，塞达卡的穷人［所代表的历史上的失败者］差不多都必然是“即将被前进的滚滚大潮辗过的阶级”的成员。而且，国家强大的军队、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人口本身的增长都使他们举步维艰。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村庄中能从本质上改善其前景，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他们会像他们数以万计的先驱一样面临失败的命运，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其次，从细节来看，尽管使用机器替代了人工劳动，但是雇工仍然可以利用大农场主或地主对人工劳力的需求这一机会，进行隐蔽的反抗。例如打谷时利用雇主在监督中的缝隙偷工减料；用传言、抱怨，以及“罢工”（采取的是迟到、托言很忙、集体缺席等非公开形式）等策略进行议价；或者是利用其他的雇佣机会来借机报复，如私下声称“要是他剥夺了我们插秧的活儿，我们就在收割时夺回来”。但是这种抗争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所以任何过激的行动，都有可能使得农场主或地主解雇他们，并雇佣其他的劳力。通常在存有这种威胁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做出相应的让步。其三，在村庄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度的团结，或者说是一种“强制的相互性”，以使得穷人之间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过度竞争，例如当其他穷人为争取工资而进行罢工时，某个或某些穷人则提出了稍低的工资要求以获取就业机会，从而充当了“罢工的破坏者”。之所以说这种相互性具有强制性，是因为它不仅依赖于对同伴的尊重或是某种道德约束，还因为它还受到了社会约束力和物质约束力的强制，例如违规者将受到流言蜚语、人身攻击以及公开的冷漠和社会排斥等惩罚，而且还将被拒绝参加邻里之间的互助性“信贷协会”，甚至于将会受到暴力威胁。但是这种强制性往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适用，同样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如果这种竞争来自于非亲属关系的其他人，或者是邻村乃至于外种族的穷人（泰国的插秧队）或大资本商业机构（例如华裔的大资本佃户）等，这种相互性的强制性便失去了效力，甚至其在道德上的合法性也被市场竞争的逻辑所淹没。其四，农村的地理环境也为农民的日常反抗提供了便利，比如夜间的黑暗，便于隐藏的地形等等，贫穷的农民们便在这种环境的掩护下隐蔽地进行着暗中破坏、盗窃、偷猎等等反抗行为，这些行为的目标有时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例如破坏联合收割机、宰杀动物等，其目的并不在于偷窃，而是表达一种抗议）；有时是为了物质利益（盗取粮食、水果以及偷猎等等），但是这种获取物质利益的3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必需的生存选择，而且还是被视作自然权利的实现”。传统的道义原则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偷窃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财富的再分配、是强制富人济贫、是秘密的享有本应拥有却被公开拒绝的礼物。而穷人之间的相互性，则使得偷窃者或破坏者会得到乡亲们的保护。但这种行动同样也会面临着限制，例如肇事者有可能被发现或是被怀疑，而且这种怀疑还会为“巫医”的巫术所确认，这样富人便可以依据这一确认而将怀疑公开化，这样自然便使得肇事者获得了“坏名声”，而“坏名声”会给他带来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损失。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日常的镇压”的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包括“偶尔的逮捕、警告、勤奋的警务工作、合法约束和有关不确定的预防性拘留以及禁止多项政治活动的国内安全法案”等等，一次警察的造访足以造成“有可能被逮捕的普遍的威胁气氛”。如果反抗采用公开的、集体的行动形式，那么将会遭遇更为强力的镇压，包含了“警察或防爆部队的镇压、逮捕、拘留以及被起诉”等等。在详细描述完塞达卡的历史与当前情况后，斯科特并没有就此收笔而是进行了理论对话，并非把农民各种行为仅仅只是看作一种抗争方式，而是把他们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对话。即使我们不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自我保护的韧性——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拒绝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人类共同体的建构，既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和建构，也有自下而上的需要和反应，二者的合力形成了社会的现状，换句话说，各个集团利益和压力的平衡才是社会现状的决定因素。但是，为人所熟知的往往是上层的力量，是权力对人的驯化，是真理在头脑中铸就铁链，是个体在社会对资源和暴力的垄断下的自我驯化。那么，统治者或者说强者，真的就是如此强大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否则奴隶制才会是最好的制度。历史上的国家在日常管理中对暴力的滥用显示的是自身的乏力，决定生死的能力和管理的能力是两码事。到了今天，思想的铁链取代了肉体的铁链，抽象的规定取代了肉体的酷刑，人们在思想上愈发被驯化和异化，但弱者并不像法兰西学派所说被大众文化催眠之死，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人的能动性，人的实践能解决很多哲学中超验的问题。于是，本书就反映了作为弱者的当地农民，面对被统治的结构，是如何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理性的。就像成千上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在整本书中，斯科特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者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知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二、研究方法评述1978年到1980年间，他在马来西亚的村庄塞达卡度过了两年田野考察的生活，这是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1972年该村引入双季稻耕种，1976年引入大型联合收割机。技术革命使得这里的富人更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更穷。这个常识和背景，对于后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使得斯科特的研究不同于其他的口述史研究。斯科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与村民的谈话，穷人和富人都对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富人认为农民懒惰，对农民的逃避称为素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小农意识、目光短浅等等。他们对弱者的不满或要求，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采取强制措施。斯科特没有偏听偏信，也没有泛泛地认为事实和真相完全不可知或者双方都有道理都有偏激等等，而是同时给出了经济社会的4事实。听其言，观其行，使得斯科特在基本事实的研究方面十分扎实，结论和发现也有一定的价值。作者的视野更加开阔，把那些不直接指向财富而只是“符号”或者“象征”层面的反抗也收入研究范围。工厂也好，农村也罢，只要是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工人或者农民就必然有很多工作内外的交流，这是一种劳动的文化。劳动文化的主体往往是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大众文化永远是掌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工人手里，他们通过文化手段来丑化、挖苦、讽刺压迫者，也用文化来影响其他人对工作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农民和工人都会服从管理，遵循规范，但他们都只是部分地遵循。他们在审慎地保持合作的前提下，想尽各种办法，寻求着自己的最优策略。斯科特对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描述，并不是他独创的发现，前人多有提及。农民日常的消极反抗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平庸形式，有着多重演化的可能，即可能转变为右翼势力的狂热分子。消极反抗不能取代激化形式下或者矛盾升级情况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和意义。但是，斯科特并不看好公开的、有组织的对抗行动，认为那是知识分子别有用心地唆使鼓动，弱者从中也得不到好处。实际上，斯科特自己说过：在帕克·亚赫与哈吉·卡迪尔之间，“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因为“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E．P．汤普森）。弱者的温和反抗和激烈反抗都是应该尊重的，这里不应存在奇怪的双重标准。斯科特反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发展了这一思想。“统治阶级不仅将其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