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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商业/管理/HR > 商业计划书 > 第四章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
第四章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核心成分。它渗透于文化的各个领域,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了解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对于把握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萌发于商周时期,成长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时期。商周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萌发阶段,商朝人事事向鬼神卜问吉凶,反映其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周朝人对鬼神的崇拜逐渐淡薄,建立起宗法制、分封制等完备的礼仪制度,显示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春秋战国属于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那一时代,东方和西方的一些文明中心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导师,其中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他们对各自所属文化的思维方式产生过无比深刻的影响。从文化渊源来看,西方文化重视逻辑推理的思维可以上推至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逻辑学体系,同样,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的思维也可以溯源至孔子的思想。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哲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中国哲人孔子、老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维文化十分活跃,有以儒家、道家等学派的“天人合一”说为代表的主客体合一的思维,也有把主客体分开的墨家思维。学者对墨家的著作《墨子》研究后发现,《墨子》一书中展现的逻辑思维几乎涵盖了形式逻辑的所有问题,可以和古希腊及古印度的逻辑思维相媲美。这说明,中国在先秦时代,原本也是有着丰富的逻辑思维文化的。墨家和儒家在战国时并称“显学”,但是,秦汉以后,墨家迅速衰落直至消亡。随着墨家的消亡,墨家的逻辑思维也退出了主流文化的视野,被人们淡忘了。秦朝和汉朝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大一统王朝,秦汉的统治者强调思想文化的统一。秦始皇实行独尊法家的政策,汉武帝推行独尊儒家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在秦汉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背景下,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方式受到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春秋战国时一度出现的主张主客分离的墨家思维遭到冷落,而主张主客合一的儒家、道家等思维文化得到强化,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第二节中国传统思维的模式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类比思维经学思维整体思维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和核心,它把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的联系。“天人合一”说和“阴阳五行”说是反映古代整体思维的两个典型。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天”指自然,“天人合一”意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屡见于儒家、道家等学派的著述,《周易大传》曰:“乾,天道也,父道也,君道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是把天地自然与人包罗在一起的思维模式。到了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阴阳五行阴阳五行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它认为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的;并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这五种物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阴阳五行思想的形成阴阳和五行在春秋战国时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整体概念,阴阳表示一对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关联的事物,共处于一个整体内;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也并列于一个整体内。战国末至西汉,这两个整体被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即是从阴阳五行是一个大整体而言。“天人合一”说和“阴阳五行”说所代表的整体思维模式反映古人对宇宙、自然的认识,然而,它并未引导古人去探索宇宙、自然的奥秘。这是因为,这一思维模式的中心是人,其所说的自然并不是指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的那个现实的自然界,而是以“自然”之名,用来表达人的内在之性的东西。在“天人合一”的思维中,儒家把“天”作为道德的本原,将仁、义、礼、孝、忠等儒家宣扬的道德奉为“天理”,这是在借自然以证明人性;而道家主张人性应复归自然,和自然之性水乳交融,这是在论证自然之性就是人性。显然,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维的立足点都是人而不是天。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整体思维围绕的问题是人的存在和人生意义,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宇宙和自然的奥秘。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揭示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矛盾对立各方关系的思维方法,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有辩证思维。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即是辩证思维的显现。中国先秦时代已有了丰富的辩证思维《周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把阴阳作为一对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来认识。《周易》提出的类似的对立统一范畴还有刚柔、大小、远近、出入、进退、往来、上下、吉凶、祸福、泰否(pǐ)、生死、存亡、损益等,显示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已注意到事物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广泛存在的。先秦思想家运用辩证思维的实例先秦思想家不仅认识了事物的对立关系,而且提出对立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如《老子》第五十八章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福这一对矛盾对立关系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先秦思想家除了用辩证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外,还能用它来分析和把握事物。孔子谈他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句话的意思是:“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以此入手,搞清楚全部问题。”庄子所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提出了将事物一分为二,层层分解的辨析方法。孔子和庄子的思辨角度虽有不同,然而两者都使用了一分为二的方法,表明他们已能运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和把握事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天人合一”说是整体思维,然而,“天人合一”说把天和人作为一对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体现的却是辩证思维。“阴阳五行”说也是如此,阴阳五行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分解为阴阳和五行两个系统,其中阴阳是一对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五行是五个要素间对立而又统一的范畴。阴阳和五行内部的各要素不是固定不变的,阴阳之间有对峙消长的变化,五行之间也有相生相克的转变,这些都属辩证的思维。中西辩证思维的差异由于中国的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的辩证思维比较重视在对立中求统一,认为和谐与平衡是理想的状态,这和西方的辩证思维强调斗争的思想特点有所不同。直觉思维直觉思维是指思维的主体对于思维对象的直接认识,它不是一种逻辑的、理性的认识,而是一种在直观和体悟的基础上认识、把握事物的思维方法。直觉思维的思维对象是以整体面貌呈现的,因此,它和整体思维也有内在的联系。中国直觉思维的起源中国文化的直觉思维起源很早,据古史传说,汉字的发明者是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他从天上的星星,地上的鸟兽、山川等自然之物的形状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文字。这一传说有神话的色彩,因为文字的发明不是一时一人能完成的,然而,它透露了中国文字的初创与先民对自然之物的直观思维是有极大关联的。仓颉像仓颉陵位于河南濮阳直觉思维除了是直观的思维外,它也是一种用体悟的方式进行的思维。所谓体悟,是指在直观的基础上,以心灵的感悟来把握事物。它无须经过分析,也不要求逻辑的判断,而是强调直接的感受。先秦时代,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曾提出,以“守静”、“致虚”等方法排除心灵中的杂念,进入直觉状态,领悟“道”的奥妙。这就是一种体悟的思维方式。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中国化的宗派禅宗。禅宗提出以“顿悟”的方法领会佛学的精义。“顿悟”是指人在取消一切思虑的状态下突然出现的领悟,所谓“不假思索,一触即觉”就是这一思维现象的描述。“顿悟”说把直觉思维发挥到了极点,这一方法后来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一定影响,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思想增添了活力。禅宗六祖慧能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类比思维类比思维是指因两个对象内部属性的某些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相似的思维方法。古人常把“阴阳五行”中的五行与五味、五色、五音、五脏、五气、五方相类比,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如下的对应关系:五行:土金木火水五味:甜辛酸苦咸五色:黄白青红黑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脏:脾肺肝心肾五气:湿凉温热冷五方:中西东南北五音中国古代的音阶,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现代音阶的1、2、3、5、6,即do、re、mi、sol、la。类比思维的例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章,程颢、程颐将其抽出单列,朱熹将其编入《四书》。类推是按顺序逐层推导类比思维与整体思维的关系类比思维在异质事物之间进行类比,是把异质事物作为具有相同结构的对象看待,它的思维基础是一元论宇宙观。一元论宇宙观主张世界只有一个本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一种一元论宇宙观。按照《老子》的说法,万物都是从“道”这个本原产生,而万物既然源于一体,相互之间必然存在诸多的联系,因此,即使异质事物间也能互相类比。这就是类比思维形成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说,也是与整体思维的原则相一致的。经学思维“经”的原义为纺织时在织机上上下方向排列的经线,它与左右方向排列的纬线相对。由于纺织的顺序是先织经线后织纬线,经线在纺织中起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经”就有了指导、原则等引申意义,于是,典范性的书籍被称为经。经学思维的由来和表现经学思维所说的经学特指儒家学说。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典籍尊为经,儒家学说成为具有官学地位的经学。从这以后直至清末,经学始终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历代人士在对经学的研究中,形成了稳定的经学思维方式。经学思维的表现是崇尚权威和复古。崇尚权威经学思维的表现之一是崇尚权威。儒家典籍由统治者法定为“经书”后,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地位,加上熟读经书可以做官,因此,经书成为崇拜的对象,经学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相信世界的法则已由经书确定,后人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只需从经书中去寻找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受到经书文本的严重束缚,缺乏怀疑、创新的动力。复古复古也是经学思维的一个特色,这是因为被尊之为经学的儒学本身就有崇古复古的思想传统。儒学产生于宗法制的社会,有着强烈的祖先崇拜情结和崇古复古的观念。儒学的复古倾向极端严重。在儒学看来,愈古老愈久远的事物愈有神圣性,于是,夏商周三代被儒学描述成理想中的社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先王成为儒学崇拜的圣人。儒学的崇古复古思维把旧事物神圣化,产生了以祖宗之法为法的信条。到了经学时代,儒学的崇古复古精神被放大并被长期保有,成为经学思维的特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第三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价值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作用。正面来看,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类比思维等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传统思维立足于人伦关系,对于道德规范的建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传统思维的整体、辩证、直觉、类比等多种形式的思维方法对古代的伦理学、文学、美学、艺术等学科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传统的经学思维,在积累文化传统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作用以科学发展来说,由于整体思维具有笼统、模糊的特点,妨碍了思维的精确性,而且,整体思维主客体不分,也导致主体思维难以对客观事物有真切的把握。因此,中国古代尽管有许多发明创造,但是,不少发明因缺少明晰的逻辑推理,显得含糊而神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作用还表现在直觉思维与感觉经验直接联系,在思维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经学思维束缚人们的思想,使思维的创造性功能受到严重压抑。传统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形式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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