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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与礼1、春秋时代之前的礼乐传统2、孔子的“仁”的思想3、孔子的“礼”的思想4、仁与礼的关系第一节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中国的礼乐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但上古乐舞都为原始巫术活动,其目的是娱神,祈求神灵赐福,以使五谷丰登,家畜成群。殷商时代,巫史文化发展为祭祀文化。隆重的祭典习俗为殷代下层平民和奴隶提供了步入虚幻之境与摆脱现实的唯一方式。对统治阶级来说,为了取悦鬼神,为了避祟,残暴的殷王除了日复一日的虔诚祭祀之外,有时不惜残民以事神。宗天、尚鬼及与其相关的嗜酒风习日趋极端,不可避免的把殷商带向灭亡。鉴于殷亡的教训,周人对殷代泛滥成灾的宗教活动和极端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从批判出发,发动了一场以疑天、敬德、保民为核心的宗教和政治革新,逐渐由神本文化转向人本文化。“受禄于天”的必要条件并不是祭物的丰厚和礼拜的虔诚,而是“宜民宜人”保佑人民安居乐业。就是说,国运长久的途径在于“宜民宜人”的人事努力。周人进而提出“德”的概念,作为统治者“宜民宜人”的理论依据。只有统治者自身修养达到“德”的境界,才能实现“宜民宜人”,从而使国运久长。《尚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思想成为周代意识形态的基础。周礼与周乐都筑基于其上。礼乐制度与巫术有明显区别:巫术以娱神为主要功能;礼乐则以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功能;前者主要为宗教(原始的宗教),后者主要为人文;宗教重神;人文重德。《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见在商代,神先于礼,重于礼。周代则有所不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礼显然重于神。据《仪礼》载:天子、诸侯、大夫、士日常所践行的礼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丧礼、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性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等,《周礼》将其概括成“吉、凶、军、宾、嘉”五礼。五礼将原始宗教扩大到社会人文。周代的乐已具规摸,特性明显:一,乐、舞、诗为构成乐舞的三大因素,然它们又相对独立。《周礼·春官·乐师》将舞分为六类。《周礼·春官·磬师》将乐分为九类,有“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械夏、骜夏”。舞与乐根据不同的内容与诗相配。《周颂》是周代表性的乐舞,此乐虽为郊庙祭祀歌舞,但宗教意味不多,主要是赞颂帝王功德,政治的因素成为礼的主要内容。二、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所处的时代已是礼坏乐崩的局面,这更让孔子生发浓烈的思周情怀。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周公这样的人,重建一代礼乐秩序。但他的思想,绝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周公思想的照搬。“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的仁礼思想正是对前代思想的损益而成。孔子对礼乐制度进行了新的阐释,把礼这一外在社会规范的精神基础安放在人的内心,以仁礼并称发展了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对礼的基础(礼之本)的解释路向有两个,一个是指向天地,以宗教的方式来解释礼;一个是指向人的内心,以人文的方式进行解释。孔子强调了周公以来的人文色彩,从人自身找寻礼的精神基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提出的仁是一种内在规定,代表着人们内在自然生发出来的德。正是这种真实的内在德性,真诚引发的力量,赋予“礼”和“乐”以生命和意义。第二节孔子的仁问题:1、生活中仁的用意2、不同学生问仁,同一学生不同情况下问仁,孔子的回答都不一样,为何?3、《论语》中有大量章节(104次)谈到“仁”,为何还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是否矛盾?4、“仁”很难还是很容易?5、孔子对自己、对他人、对弟子很少赞其“仁”,为何对管仲有“如其仁”的评价?日常讲仁义、仁德、仁厚,也讲麻木不仁。梁漱溟认为仁是很活泼很灵敏的样子;不仁就是很迟滞呆板,仁是心境安畅柔和温和,不仁就是不安畅很冷硬很干燥的样子,仁是一种新鲜气息、朝气,不仁是暮气、颓唐。我们的心不离现前、当下,是自然的,是直觉的仁心发动;若离了当下、现前心向外去找,找道理,找快乐,反乱了生活之理,没了生活乐趣,仁心麻木不能发动。傅佩荣认为,仁分三个层次:1人之性(向善);2人之道(择善固执);3人之成(止于至善)学生一般在第二层次请教,想知道自己一生该如何走,每个学生性格、悟性、志向不同,孔子因对象因时制宜,回答自然不同。论语中的仁可分为:一、问仁。大约有十条。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道。孔子的仁就是化被动为主动,被要求行善、守规矩,自己愿意主动去做,生命就成熟了,人格就挺立了。(具体做法:从‘不要怎样’到‘要怎样’具体去做。)2、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非常优秀的学生,“雍也可使南面”,所以孔子给他一些工作上和修养上的建议不同他人。清朝雍正曾心血来潮授冉雍后裔袭五经博士。3、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行仁即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4、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我的调皮、善问让老师的回答很精彩,善质疑的学生,逼着老师把理论都讲出来。教学相长)5、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6、樊迟问仁。子曰:“爱人”7、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樊迟的务实)二、亲近仁人。1、弟子入则孝,出则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3、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4、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居住在民风淳厚的地方最理想。孟母三迁)5、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三、仿佛说仁极低,很容易作。1、好仁者无以尚之,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3、苟志于仁矣,无恶矣。(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4、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四、仿佛说仁极高,很难作。1、孟武伯问其弟子子路、冉有、公孙华仁否,孔子均答以不知其仁(行仁是终生之事,需盖棺论定)。2、子张问令尹文子何如,子曰,忠矣。又问“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又问陈文子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3、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4、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五、不仁。1、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君子而不仁者有之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3、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4、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仁者由内而发,自然而然行仁,智者理解人生正道的重要才选择行仁)5、宰我问三年之丧,宰我出,孔子叹曰:予之不仁也。六、特殊。1、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3、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不忧”就是仁者没有任何忧患。子曰:“君子有终身之乐,而无一日之忧。”仁者之乐是绝对的乐,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忧患,不受任何外间的干扰。《论语》中有大量章节谈到“仁”,为何还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是否矛盾?两种理解:第一,有观点将“与命与仁”中的“与”字解释为“赞誉”,这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就被解释为孔子很少谈“利”,却赞誉“命”与“仁”,这固然能化解矛盾。但朱熹《四书集注》中这样谈到:“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似把“与”字作连词用。第二,把“仁”本身与求仁的功夫与途径区分开来。比如,张东荪明确谈到:“我主张把仁的本身状态与求仁的工夫与途径分为二。孔子所不言,所罕言的只是仁的本身状态,至于求仁的工夫,则孔子不但不罕言,并且侈言之。进而,他把“仁”视为一种德,这种德可以包含其他诸德,但其本身却是不可界说的。他以此来解释他所说的孔子对仁的本身状态的罕言。仁是一种包含其他德目的德。蔡元培认为孔子的“仁”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冯友兰认为“仁”为人之全德之代名词。冯友兰说到“惟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宰予以三年之丧为期已久,孔子谓为不仁,是仁可包孝也……孔子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为‘殷有三仁’,是仁可包忠也……孔子谓令尹子文及陈文子‘未知焉得仁’是仁可包智也。仁者必有勇是仁可包勇也……克己复礼为仁是仁可包礼也……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是仁可包信等也。”张东荪用西方伦理学来解释德,认为“德在英文为virtue,乃是一种‘好’(good)。而好是属于‘价值界’……如所谓真善美三个最高价值却就是互相包涵的。……这还是就最高的价值而言,至于低级的价值当然包在高级价值以内则更不待言了。所以论到德(即德目)当然高级的德可以包涵低级的德。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仁是最高的德,这种最高的德当然包涵其他较低的诸德。”张东荪与冯友兰不同之处:前者把“仁”视为一种最高的德,自然包含其他较低的诸德,这倾向于一种纵向的涵容,或者说是一种纵贯系统,而后者把“仁”视为一种全德之名,对其他诸德是一种横向的包涵,或者说是一种横摄系统。孔子提出“仁”,并不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德,而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赋予整个周代礼仪制度以内在生命和意义、赋予那些在儒家社会中起整合作用的所有其他德目以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把“仁”视为道也未尝不可,或者可以说,仁既是一种能统一诸德的最高层次的德,也是一种能赋予其他德目以意义的道。初步的仁与最后的仁孔子与其学生很多次谈到仁,有时候仿佛说仁极低,很容易作。比如以下四条:1、好仁者无以尚之,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3、苟志于仁矣,无恶矣。4、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时候仿佛说仁极高,很难作。比如以下几条:1、孟武伯问其弟子子路、冉有、公西华仁否,孔子均答以不知其仁。2、子张问令尹文子何如,子曰,忠矣。又问“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又问陈文子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3、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4、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初步的仁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同情心,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它是“仁”之端。初步的仁,人人都可以做到,人人都可从事,人人都有仁根,正如“人皆可以尧舜”。因此“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这是孔子教人从切近处入手,勉励人人求仁。“孝弟为仁之本”(有子)的“本”不作“根本”解,而是作“根苗”解,是说“仁”是从爱亲的同情心而推广出来的,所以“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仁之方”的“方”可解为“端”,就是说“仁”开端于能近取譬,以己度人。但孔子又以“最后的仁”示之以仁之高远,督促人们时时反省克己。最后的仁就是仁之止境。孔子将其视为与圣相并,不敢自居为“圣与仁”,而且认为“尧舜其犹病诸”,所以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人人都有仁根但并非人人都能修得仁果。孔子就深深体会到达仁之艰难,所以才会认为“仁者先难而后获”,有“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之感慨。因为这需要“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路算得上贤人,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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