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礼乐与人性

一、礼乐与人性二、礼乐与文学第一章礼乐文明与先秦文论一、礼乐与人性（一）、中国文化之人性观察与人性论：“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沿）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亲也，至死无穷。”（《荀子·礼论》，又见《礼记·三年问》）“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於面目，盖归反蘽梩而掩之。”（《孟子·滕文公上》）由块然一物中观察、辨识得独为人所有的某种特质，中国文化即在此一点上开始对人性论的思考。人性论：“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经·大雅·烝民》）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於东西，无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筭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以上材料所述，乃中国文化之人性论至为深刻而重大之体悟与贡献，简单归结即为“性善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之体察自然不止“性善”这一层的认识。即如孟子道性善，荀子则言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人性可从两个层面来观察：作为“体”的“性”与作为“用”的“性”。“体”乃根本，“用”乃显在具象。荀子所言之“性”，乃“用”之层面的“性”：“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荀子·性恶篇》）作用层面之“性”与生俱来，但它可以变化，故荀子主张“化性而起伪”，导之趋善。可见，本体层面的“性”才是具有根本制约性意义。孟子的性善论最得人性之真，无可动摇。对人性的这种体认，对中国文学及批评在后世的演变、发展有重大影响：1、人性根子上相通同，从文学上说，理解与接受才是可能的。2、人性本质是善，故对民众施以教化、引导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文学因此应对社会教育担负起一定的职责。3、文学创作者、评论者因此应保持对社会的责任感，亦属题中应有之义。（二）、礼乐与人性文明来自哪里？文明的根源在人性，且是作为“体”的“性”。孔颖达《毛诗正义》：“礼乐本出于民，还以教民。”《礼记·礼运》：“礼必本于大一。”“礼必本于天。”对人性之体察的深度与方向，决定一种文明的价值与功效。对人性的态度，决定其对文明与文化的态度（远如儒、道、法）；没有人性，就没有文明和文化可言（近如当代）。文明反过来又对人性产生塑造、建构之效。中国文论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其思想基础就在文明与人性之关系。二、礼乐与文学礼乐：“序”与“和”其目的是建构一个有序而和谐的社会制度。“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皆在礼乐文明之统辖、熏染之下，意味着：1、礼乐文明的内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与审美性；2、礼乐文明的内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远古诗歌本是礼乐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后虽分化出来，但一脉相承，礼乐文明的特征（实践性、审美性、包容性等等），都在古代文学观念中得到体现。实践性、包容性皆指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可纳入文学的范围；审美性则成为文学之艺术性的重要源头。附：礼乐文明的审美性“文”字考辨：甲骨文：象人胸前有花纹之形，即文身之文。《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孔颖达疏：“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礼记·乐记》：“五色成文。”《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乃后世引申之义。任何事物的形式只要有“错画”之象，均可谓之“文”；由具体事物到社会制度、行为方式等，皆可以“文”论之。这种宽泛的“文”的观念，实与“美”相通。礼乐文明之具体物质载体，如黼黻文章、钟鼓琴瑟、各色礼器等之“文”，乃显见而不待言者；但更为重要的是，礼乐文明所包含的那种“文”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这是其审美性的重要内涵。《左传》：“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桓公二年）“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昭公二十五年）《国语》：“昭明物则，礼也。”（周语）“礼”有客观性（“昭明物则”），对统治阶层的约束作用乃先于对民众的要求（“礼以体政”），故“礼”的真正意义在于自尊而尊人，自爱而爱他（“贵其身而后能及人”）。（必须破除“封建礼教”之类流俗浅见。）“文”既为“错画”，则“文”的生活方式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有交叉错综之观察，有设身处地之考虑，即立身处事，不仅考虑自己，亦当照顾同处斯世之他者，这是其最基本的要求。《礼记·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絜矩之道”是礼乐文明之“文”的生活方式最佳的说明。在儒家，这即说为“仁”，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钱穆：“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国史大纲》）这可为礼乐文明之审美性特征的一个总结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