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__萨苏

中国早期计算机研制中的一些小故事引子及一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我经常推着轮椅送他去医院检查或者治疗。有一天，从放疗科出来，他说累了，歇一会儿吧。于是，我们就坐在肿瘤医院的走廊里，歇一会儿。接近傍晚的阳光，从玻璃窗外洒进来，是金黄色的。父亲眯缝着眼，很享受的样子。半晌，对我说，其实龙芯和我们当初搞的长城203，没有传承关系，长城203的后续研究，是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作的。。。这是一个突兀的话题，使我有点儿发懵，而父亲的表情丝毫不显得突兀。不过，这倒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事情，科学院的计算机研究，后来怎么会跑到成都去了？于是，他说，我听。说完了，我推着他回去。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会说起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来，事情都不大，往往颇为琐碎，也不怎么系统，都和技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讲得津津有味，我听得也津津有味。父亲似乎有些怀旧呢。我想。那天晚上，他看我在计算机上写东西，慢慢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用一辈子都没有过的柔和对我说–你现在不要急着写。这种待遇让我有些吃惊，我说，爸，我就是记下来，免得忘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用同样的语调轻轻说道：“以后再写吧。”转身走了。后来，我想，他是怕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他还在反对我写东西。他知道我怕他。其实，现在看看当时的笔记，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只是读着还有些新鲜–对我如此，对不了解他们这一行的人，大约也如此。一．只会做加法的计算机听父亲说起来，才澄清了我一个一直错误的观念–我以为中国计算机的研制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其实我国的计算机起步很早，1950年代，就已经生产出第一代电子计算机来了。那个时候，生产出来的是大型机，功能。。。是绝对不敢跟今天的计算器相比的。科学院的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大约是1958年研制成功的，父亲记得“是张修他们搞的”，是一台主要部件为电子管的计算机。那时科学院搞了一个大型及系列，编号大约是按照101，102，103。。。这样顺序来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等父亲他们后来上马微型机的时候，也就参考了这个编号，研制成的分别是201，202，203。。。只是前面加了一个标号–“长城”，这就是后来长城系列计算机的由来。我后来查了一下，觉得父亲的说法有误，因为当时从事这台计算机研究的，主要是“老三室”—即计算数学研究室的成员，也得到了当时的苏联专家什梅格列夫斯基等人大力协助。后来在计算所担任所长的张修先生，1958年并不在这个室，甚至不在国内，而是在列宁格勒工学院作访问学者，1960年才返回科学院工作。因此，他不大可能参加了这台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制。不过，张修先生的确长期是计算所的业务骨干，我想老爷子的意思是“张修所在的那个部门搞的”。“老三室”成员1958父亲到科学院以后在“老六室”，早期是研究纯数学问题的，和计算机开始打交道是后来的事情。然而，他接触计算机的研究，时间却早得多，这是因为，50年代后期，全国很多科研单位掀起了一股“计算机热”，大家都在研究计算机。中国当时的平均教育水平和今天不能相比，因此，凡是理科较好的院校，几乎都被这股风波及，北大也不例外。父亲最早接触计算机研究，是五十年代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学习的时候。当时北大也决心研制计算机，他们是三个系联合搞，一个数学系，一个物理系，还有一个好像是无线电系。挑头的是物理系一个教授，这个人形象很特别，只有一条腿，但肌肉发达，身体很好。萨爹说他似乎有些军人气质，怀疑是从部队上下来的。这个人，相信如果找当时在北大物理系工作的前辈查，一定可以查出是谁来。萨爹属于大学高年级学生，当时他们已经被作为国家级的准技术骨干使用了。今天几乎都在为毕业分配烦恼的大学生们，对此的感觉恐怕是哭笑不得。当然，以他们的水平，设计还是轮不上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焊接电路板–一块电路板上有一个浑似灯泡的电子管，还有一些电容，二极管等辅助器件，焊好后一块一块插起来，最后弄到一间房子那样大，就是当时的计算机。不过，这种电子管的寿命，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到了时间无论好坏一律拔掉丢在筐里做报废处理。萨爹对当时系里到处废旧“电灯泡”的场面记忆犹新。不过，他们最大的烦恼还不是电子管的寿命，而是经常出现假焊，萨爹耐心，检查假焊的工作经常由他来做。这样，冬去春来，夏去秋来，一年的苦干，到1959年国庆节，这台机器终于可以运行了。运行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也许因为设计的问题，北大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虽然能工作，却只会计算加法，不会减法–其实萨爹说这也意味着它可以做乘法，因为乘法就是重复的加，这个它可以做。面对这样一个成品，教授一筹莫展，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学校一面表扬一面挠头，不知道这样一个东西怎样报销。。。正在这时，部队来人了，重金买下了这台“鸡肋”，也没提要改进。如释重负的领导和教授们很高兴，又有点儿不理解–只会加法的机器，怎么用啊？后来，交货的回来，忍俊不禁的说了原委–原来，部队同时买下了北大和清华（据说时，但没有确认，也许是另一家同样水平的高校）两家的试制产品–清华的那一台阿，跟北大的正相反，光会做减法不会做加法，也是找不到毛病。于是，部队说，干脆都买了，不就什么都能算了？因为这件事，北大和清华做计算机研究的这批人，相互碰上都有点儿抬不起头来。。。可能都觉得有点儿丢人吧。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二.龙芯还有一个名字叫夏芯前面的文字中提到101大型机系列，有一张计算所三室人员合影，有朋友问中间很有神韵的那位女性是谁。说实话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小的时候听人提到我国早期计算机研制者中，的确有一个出色又很有风度的女工程师，这就是出身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夏培肃，我很怀疑这张照片中的，就是夏培肃。夏培肃的主要贡献是直接领导了101系列中107机的研制，107机的传奇曾久久在科研人员中传颂。107大型机在当时是一个震撼式的成果，大家说107机太厉害了，内存大得惊人，持续工作时间也长得惊人。当然价格也贵的惊人，全国，只造了两台，每一台，要占四个四十平米的机房（这可不算大，104机安装起来要400平米呢），其中一台交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为了避免技术的泄漏和“阶级敌人破坏”，专门为它成立了一个保卫处！事实上，也就是当时还不流行BT这个词，不然，准得给107机安上。变态到何等程度呢？内存达到了1024字节，持续工作时间达到了20个小时。这个成果震动了全国计算机界（在世界上，当时已经不能算很先进了。可是107机摆脱了完全依赖苏联设计规范的时代，可算是我国计算机研制的一大进步）我们家今天的计算机内存1G，等于1024X1024X1024个字节，是107机的一百万倍。。。幸好107机是1960年研制的。应该感叹的，不是今天我们家的计算机多先进，而是计算机发展的速度太惊人了，让人很容易将祖师爷当成骗子。夏培肃先生“里通外国”的出身要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有点儿问题，但在科学院这个地方算不得什么，大约因为解放前能够获得深造的多半家境较好，当时科学院出身有问题的人很多。比如我国第一代发光二极管的研制核心胡佩生先生，父亲就是江西一个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局长，和蒋经国颇有些不清不明的关系，后来死在狱中。但胡先生后来成为物理所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之一。他们能够在很长时间里得到良好的工作环境，据说得益于两个人甚多，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一个是当时的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张劲夫为人正直，与这些知识分子关系融洽，而且十分保护，曾说，我不论你家什么出身，只看你的报国之志。为此，张劲夫文革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头。面对这种保护，知识分子，也是以国士报之的。夏培肃先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因为缺乏照顾，出意外死在她研制107机的期间，第二个儿子，也因为父母工作太忙难以顾及而身体一直不太好。萨爹和夏培肃先生的工作没有太多交集，但1960年，他到科学院工作的时候，曾随队到门头沟搞四清，夏培肃先生也在队里。因为四清生活太艰苦，从山里出来，回来的路上，夏培肃先生出钱大家“洗劫”了第一个卖油条的小铺子。那时候的夏先生，和大家一起如狼似虎地大嚼油条，一点儿也没有英国博士的风度。谈到夏先生，她出国前是南京大学毕业的，南京大学此后一直没有多少人参加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只有一位酷似潘虹的杨立芝研究员（也是长城203的核心研制人员之一）从那里来，而且原因颇为偶然。估计，是全国各大学学术重点不同造成的。因为夏先生的丈夫是杨立铭院士，还有人询问杨立芝研究员与杨立铭院士是不是亲戚。这纯属巧合，两个人的籍贯根本不是一个地方，中国计算机界似乎一直也没有裙带的风气，遗传的倒是不少，今天很多老研究员的子弟也在干他们家老爷子老太太的行当，而且成果大多不错。前几天，到院里办事，听说八十多岁的夏培肃先生还在带研究生呢，这也真让人感到惊讶和欣慰。龙芯电脑的核心芯片，就叫做“夏芯片”–夏培肃芯片。夏培肃先生不是龙芯芯片的研制者，主持研制龙芯的，是她的两个学生–李国杰和胡伟武，龙芯的命名，就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纪念。我国早期计算机研究受苏联影响很大，夏培肃先生的技术功底来自英国，让它带了一点西方的影子，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台式计算机，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意大利舅姥爷。早期计算机研制小故事三。法国舅姥爷胎死腹中前面提到我国早期台式计算机有个意大利舅老爷。所谓“意大利舅老爷”指的是一台意大利台式计算机，这台机器本来是为了作一个项目买进来的，属于一锤子买卖，与技术引进无关，而且买的时候就不算先进。其实，我国“自力更生”时代研制的各型计算机，大多带有国外成功机型的影子，利用了很多现成技术，早期10X系列大型机主要是苏联技术，中苏交恶以后，这就不要想了。长城20X系列台式机的核心技术，则参考了这台意大利计算机的设计，这台不算先进的机器，对长城20X系列的开发却产生了不能更重要的影响。把这台意大利计算机称作长城机的“舅老爷”可说恰如其分。记得龙芯出来的时候，颇有人质疑其中用了国外的一些专利技术。这件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如果指责研究中用国外的专利技术，感觉是有点儿没道理。参考和使用前人的科研成果并不丢人，确切地说，这才是科研的正常做法。如牛顿所说的那样–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想不往人家肩膀上站就比牛顿还高，那八成不是尼采就是疯子。我国“自力更生”时代的科研多依靠自己从零开始，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单单要争这口气，而是人家对我们搞封锁。想要老大哥的技术援助？人家不给，想买美帝国主义的专利？人家不卖，没办法我们才只好自力更生呢。这样无论时间还是金钱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问题是，从未听说过意大利在计算机技术上有过什么“世界领先”的时候，更没听说意大利和我们有过什么这方面的交流（同为老牌法西斯的德国倒帮过我们的忙，不过是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干吗弄一台意大利计算机来作参考呢？这纯属迫不得已。本来这个舅老爷可能来自法国，文革改变了这种可能。大家都晓得，和苏联翻脸之后，我们的科研事业受到重创。这是正常和无奈的事情，建国的时候底子太薄，基本没有工业基础，高小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以当时科研人员的总量和人口比例而言，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并基本满足国防和工业方面的需要，做到这样的成就中国人已经足以骄傲。科技是要投入的，也要有积累和交流，这是客观规律。在那种情况下“赶英超美”暂时只能是一个口号，若是真做到了，那我们中国人就不是了不起，而是八成不属于地球生物。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来以后，根据国家需要，中科院一面继续大型机的开发，一面开始了台式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可以在较为严酷的环境中工作，并机动灵活的台式机无论军用民用都有重大价值。当时科学院也经历了老大哥“背信弃义”的重大影响。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此时，再利用五十年代从苏联获得的技术已经不大现实，那样造出的台式机只怕尺寸不会小于大象，从国外获得相关的急需先进技术，就成了一件重要课题。为什么当时不考虑全由我们自己“自力更生”呢？没有问过，我推测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很早以前老爷子和我提到过的，我国科技界在80年代以前确实有不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但这些科研成果的共同特点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说得明白一点，国外出成果，过程是金字塔型的，底盘大，逐步积累，几个甚至几十个发展方向齐头并进，相互受益，出成果是个时间问题。我们不行，没有这样多的财力，也没有这样多的科研力量，所以我们的成果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