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

评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评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宋朝官僚制度素号繁难。邓广铭、宫崎市定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研究者把官制作为宋史研究的关键领域，不仅为辨名物、考源流，实是因官制演进与变革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也是通体理解赵宋王朝的钥匙。此后，梅原郁、龚延明、邓小南等学者又将宋代官制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大为推进。但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仍以文官为主。上世纪七十年代，刘子健就批评宋史研究中存在与宋代一样“重文轻武”的现象。而按梅原郁的说法，宋代武官的数量与文官不相上下，甚至还“凌驾”于其上。即便只从所涉群体的庞大基数来看，宋代武官制度、武官群体的研究都有待开拓与深入。以往涉及武官的研究，以王曾瑜、何冠环、陈峰等为代表，相对偏重武将、军制等议题。然正如王曾瑜所言，宋代“武官”不能依现代观念理解为军人。武将、军职等职业军人，只是武官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而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以下简称《文武之间》）正是择取武官中，主要不是军人的“武选官”群体进行专项研究，更显现出特别的学术价值。...显示全文评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宋朝官僚制度素号繁难。邓广铭、宫崎市定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研究者把官制作为宋史研究的关键领域，不仅为辨名物、考源流，实是因官制演进与变革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也是通体理解赵宋王朝的钥匙。此后，梅原郁、龚延明、邓小南等学者又将宋代官制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大为推进。但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仍以文官为主。上世纪七十年代，刘子健就批评宋史研究中存在与宋代一样“重文轻武”的现象。而按梅原郁的说法，宋代武官的数量与文官不相上下，甚至还“凌驾”于其上。即便只从所涉群体的庞大基数来看，宋代武官制度、武官群体的研究都有待开拓与深入。以往涉及武官的研究，以王曾瑜、何冠环、陈峰等为代表，相对偏重武将、军制等议题。然正如王曾瑜所言，宋代“武官”不能依现代观念理解为军人。武将、军职等职业军人，只是武官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而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以下简称《文武之间》）正是择取武官中，主要不是军人的“武选官”群体进行专项研究，更显现出特别的学术价值。全书主体分为两编、八章，另有序论、余论及外一章。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提出了“武选官”的概念。这一概念已引起学界不少争议，故本文第一部分着重梳理这一概念，辨析争论的焦点。一《文武之间》提出“武选官”的概念，并认为宋代的文武分途其实是文官—武选官—军职的“三途分立”。作为全书的核心，“武选官”的提法、“三途分立”的论断都受到一些质疑。如吴挺志、雷家圣的书评，王曾瑜给作者的信都提出不同的看法。争论的发生，恰说明宋代官僚制中，存在我们还不能一语道破的重要特征。争论因《文武之间》而起，故需明确作者本人的概念体系。目前一些质疑，比如吴挺志认为，武选官与军职不能截然两分，故“三途分立”说值得商榷等，在作者的逻辑框架内其实是可以解释的。《文武之间》以身份标识区了分武选官、军职，也承认军职特有的身份认同，但她没有否认两者共同拥有武官的身份认同。这些误解的产生与作者对基本概念的处理方法有关系。作者在《文武之间》序论中着重解释了“武选官”这个新概念，但并未花足够笔墨对过往研究充分批判，阐明扬弃的原因；再加上“武选官”的定义、“第三种官僚”的判断并不单个出现，是由一组概念构成的网络。而相关解释却散在书中，不易聚焦。这都容易让人对新观点产生疑问。故本文重点梳理作者的概念体系，与学界其他的看法进行比较，突出争论的焦点，便于讨论的进一步深入。首先，作者虽以“武选官”作书名，但逻辑起点是“武官”。我认为，用以标示不同群体的概念，比如文官、武官等，表面上平行并列，实际却有差别。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我们常在一些学校门口看到“本校人员”与“社会人员”两个并列概念。但前者才是较为主动的界定，后者实际是“非本校”的意思。从“社会”的角度是断然无法理解“社会人员”的内涵，也难以把握其外延范围的。宋代“武官”的概念与此有一点类似，不能仅以“武”理解这个群体。我认为，作者实际是从“杂”的角度解释宋代武官群体的。她在序论中很细致地将宋人的“武官”概念区分出三种指称范围，但实际上运用最广泛的显然是最宽泛的第三种，即“与文官相对的官员群体”。作者又在序论中说：“太宗骨子里视武官为杂类渊薮”。这一认识也得到了王曾瑜的肯定。在给作者的信中，王曾瑜进一步指出：“对宋时所谓‘武官’，是不能用循名责实的方法予以推敲”。梅原郁在界定“武臣”的概念时也曾说，武臣虽有部分是武将和职业军人，但更多的人是作为文臣官僚的补充，是形成宋代官僚机构的重要成员。可以说，将武官视为文官之外的杂类，清流之外的浊流，实际上已在学界有了共识。既然是“杂类”，且“武”不能作为该群体的内涵，我们只能去逐一凿实“武官”群体的外延边界。从外延边界入手，即要对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逐个考察和排除，难度大，也容易出现争议。划定“武官”边界的方法无非两种，一则以阶，即品位。梅原郁就认为“武阶”的持有者都应归入“武臣”的范畴。这样处理有一点简单化。例如，带武阶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内侍宦官，他们是否能算“武臣”？二则以阶与差遣（职位）结合来说明。何冠环在讨论宋初三朝“武将”（他此文中的“武将”，实际上接近一般所说的武官、武臣），是将带相应“官”和“职”的群体一并纳入讨论，再剔除宗室、转武阶的文官与宦官、归顺授武官武职的蕃官。《文武之间》也是以武阶与职位的结合来界定“武官”范围。书中涉及“武官”群体的论述见于两处。在序论《“武选官”——在文官与军职之外》中，她说：“武选官与军职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宋代的“武官”群体。”在外一章《武选官研究的意义》中，她又补充了宋朝武官的结构：（一）宋代的武官分为高级武官和中下级武官两部分。（二）高级武官即所谓“正任武官”，其核心品位标志是“正任”，必须由正任武官担任的职位包括：1、禁军军职中最高级别的“管军”职位；2、最高级别边防统兵官——都部署、副都部署等。（三）中下级武官又可以分为武选官和“管军”以外的普通军职两部分；武选官用武阶标志身份。武阶是武选官独占的品位符号。（四）资深高级武选官与普通军职中最高的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两级均采用“遥郡”作为辅助性品位符号，带遥郡的武选官与带遥郡的军职都有可能向上升迁，成为正任武官，此后，他们之间的差别体现为出身差异。按照她解释，武官群体包括正任（管军与都部署、副都部署等职）、武选官（武阶标示、或带遥郡）、普通军职（管军以外、或带遥郡）。可以留意三点：一、正任、遥郡不属于武阶；二、军职在获得遥郡、正任之前只有职位，不能染指武阶；三、按外一章中的详细界定，则序论中的“武官”范围漏掉了“正任”中非军职出身的官员，显得前后论述不一。第三点不得不说是本书的微瑕。而第一、第二两点则正是作者与学界通常认识差异较大的部分，也是争论的实际焦点。首先，关于“武阶”的问题。《文武之间》对“武阶”的定义和核心概念——武选官直接对应：凡用武阶标志身份的非宦官，就是武选官。然后，她又用他们所从事差遣、入仕途径等来辅助说明：“他们（武选官）是以武阶标志品位的官僚群体，主要分布在边防统兵官、地方治安维护体系以及监当管库等职位上，参与统兵并因此获得武官的身份认同。”“武阶是武选官最核心的品位标志，获得武阶的途径有恩荫入仕、军班换授、武举以及流外入流、文官换授等等。”作者定义的武阶，来自于《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閤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末未及更，政和二年，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其后，述及“绍兴以后阶官”时，《职官志》又云：“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据此，作者认为“武阶”与“武选”基本同义。而武阶包括了：横班、诸司使副（诸司正使、诸司副使）与使臣（大使臣、小使臣），亦即排除了正任和遥郡。然而，同卷《职官志》又有“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其“武臣”范围自小使臣至正任均有涵盖。若我们紧扣“武选”二字去其他史料追索，又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九月的《改武选官名诏》中，被改名的“武选官称”，包括了（1）横行（2）诸司正使、诸司副使（3）大小使臣（4）入内、内侍两省阶（5）大将、正将、殿侍等（6）正任（7）环卫官（8）率府率、副率（9）医职。范围比《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增加了宦官阶、医官阶、杂阶、环卫官、率府率等五类（此诏只改“官称”，遥郡所用官称与正任同，故而未单列）。史料记载不一，我们再来看当代研究者们如何处理“武阶”的范围。龚延明《宋朝官制辞典》所给的武阶范围是：“武阶……：正任官、遥郡官、横行官、诸司正使、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以及殿侍以下无品、不系磨勘之杂阶。”梅原郁给的范围更小一些，没有提无品与杂阶。他认为宋代的武阶从下往上依次分为：三班使臣（小使臣、大使臣）诸司副使、诸司使、遥郡、正任等范畴。比《文武之间》增加了遥郡与正任。《文武之间》与《宋史·职官志》代表了最小的武阶范围；梅原郁增加了遥郡和正任；龚延明又增加无品和杂阶等；政和二年《改武选官名诏》则最多。我们先置争议较多的政和二年诏不论，本书作者、梅原郁、龚延明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去取遥郡和正任、无品和杂阶。对于遥郡和正任，《文武之间》这样解释：“遥郡和正任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的阶秩标志符号。遥郡是武选官和军职共有的加官，正任则是高于武选官和一般军职的，独立的阶秩序列。”“正任这一独立品位序列的存在，使武选官与军职最终“殊途同归”，共同构成与文官并存的“武官群体”；同时让武选官和军职的差异表现为一种'出身'差异。'需指出两点。首先，这段文字仍未解释遥郡和正任不计入“武阶”范围的理由。“武阶”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如何处理不同史料记载的差异？的确是需要学者们进一步追问的。其次，自上梳理至此可知，在作者看来，虽然“武阶”只是武选官的身份标志，但遥郡和正任作为整个武官群体的官阶标志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她与梅原郁对“武官”范围的认定没有太大分别。那么无品和杂阶是否该归入“武阶”呢？除了龚延明之外，王曾瑜也倾向于将它们纳入。他说：“宋朝文官都是九品以上，而武官另有无品，又在九品之下，并且随着年代往后，无品武官的级别越来越多。”亦即，殿侍、大将、军将等阶名被接受为武阶序列或许经历了一个过程，北宋前期还不明显。而《文武之间》虽以“北宋”为名，但相对侧重北宋前期。或许这是产生分歧的原因。总之，目前要明确界定宋代武阶的范围仍有困难。将两宋划分时段讨论或许是一个办法。抑或我们使用狭义的武阶、广义的武阶来分类。这有待后来的研究者来探索。作者构建自己的概念体系，是为提出宋代官僚“三途分立”的判断而服务的。“三途分立”说又涉及了武选官与文官的关系、武选官与军职的关系。前一对关系，相对容易厘清。作者指出，武选官与文官之间有狭窄的文武换官的通道，但是军职只和武选官之间有“换前班”制度，与文官无法互换。故宋代的文武分途其实是文官—武选官—军职三途分立。而武选官与军职的关系则复杂很多。作者认为军职“主要是指禁军统兵之官”。将“武选官”与军职的关系概括为“合而不融”，解释道：'武选官与军职的差别：一、军职隶军籍，武选官不隶；二、武选官以武阶标志品位，军职则是品位、职位合一，且不用武阶标志品位；三、武选官迁补由三班院、审官西院负责，军职的迁补则直接听命于皇帝，由三衙具体负责。武选官与军职之间有通道，即军校的“换前班”。在高层，武选官与军职殊途同归，在品位和职位上都走向一致。'目前争议较大的，即军职是否品位、职位合一，不带武阶标志？王曾瑜举例说明：至少庆历以后，军职很可能是带武阶的，有的是有品的低阶，有的是无品。而且甚至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战士都有可能带武阶。更进一步地，他倾向于将军职算作一种纯粹的差遣，而不是品位与职位的合一。他不仅将三衙长官、四厢都指挥使至都的十将、都虞候、承局押官之类视为军职，甚至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监押、巡检等本书作者认为是武选官常任的差遣，也都可以视为军职。这样就树立了一个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