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陈强（河西学院历史系甘肃张掖734000）内容摘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它大力发展了中国的军事、经济、教育事业，洋务运动用自身的发展诠释了近代化的概念，后来历史证明正是洋务运动奠定的基础，才使中国的近代化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关键词：近代化洋务运动历史地位一“近代化”与“中国近代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无法回避的与近代化这一概念联系起来，近代化本身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就其定义而言，近代化是表示向近代化文明变化，向近代化文明过渡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各方面综合变化的历史过程，不能单纯的把它理解为工业化。近代化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即手工操作向机器生产的变化；二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即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化；三是政治方面由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变化。因此，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重要标志。从过程上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机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厂为主要标志，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革命。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成为现代社会[1]。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屈辱的《南京条约》使中国由主权完整独立的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步入近代时期，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此，中国的近代化又具有自己的特色：第一，中国的近代化是指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它以1840年为起点，鸦片战争以后开放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涌入中国市场，机器制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吸引着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副业受到冲击，自给自足以织助耕的小农不得不放弃日渐亏本的手纺手制品，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发生变化，城乡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开始生长，农民的生产日益同市场联系起来，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手工业的发展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因此，手工部门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由旧行会控制的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逐步朝着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的方向发展，不过，它们是机器工厂的附属物。机器工业的出现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变的表现，“最早使用机器的是外国在华的企业”[2]。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有了自己的机器工业，向近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国民主革命是从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尽管发动者和参与者的目的、愿望与追求目标不同，但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实现近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近代各阶级、各民族、各种活动所形成的“合力”[3]而推向前进的。总之，一部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第三，“中国的近代化是由外力挑战引起的”[4]。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先进的士大夫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开始了近代化的启蒙，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国人也就日渐清醒，对近代化追求的速度不断加快，同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所以他不是社会内部经济条件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的自觉回应。可以说西方列强的侵入，客观上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所以，中国人民反侵略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追求近代化的过程。二洋务运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寄希望于不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情况下，主要开展工业、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革新而求“自强”。但是，这些洋务活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5]。同时最重要的是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的创办，近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形成，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军事工业的创办及其性质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的洋务运动，范围非常广泛，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加深，洋务运动的中心前后有所变化，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自强”为宗旨，是适应战争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需要，重点在训练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兴办民用工业，把“自强”与“求富”结合起来[6]。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建立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7]，此前，洋务派的军事近代化活动主要是为了应付镇压太平天国的急需，在中外合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大量购买西式武器和采用西法训练军队，同时也进行了一些仿造船炮的尝试。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和炸炮供应湘军。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三所洋炮局。1863年12月，李鸿章攻占苏州后，将三所洋炮局中由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后又于1865年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并入李鸿章购买的“旗记铁厂”，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这三所洋炮局最初也全是手工生产。1864年李鸿章买下了“阿思本舰队”的一批机器，在苏州洋炮局安装使用，“李鸿章在现场参观后大为惊叹，深深感到机器生产的重要性”[8]。`从此，洋务派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企业。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共建立了多个军工企业，分布于江苏、直隶、陕西、甘肃、山东、广东、湖南、四川、吉林、北京、浙江、云南、山西、湖北等省份，洋务派在此期间创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局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这种官办性质使得这些企业衙门性质严重，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丛生，但在厂子内部工人大多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其工资大体上按照技术熟练程度决定，这表明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尽管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性，但确实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故“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9]。第一，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创办，加强了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力量，对缓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并最终避免完全殖民地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几无任何抵抗力，而在洋务运动期间，清军的战斗力明显有所提高，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沈葆桢率军赴台，迫使日军暂时敛手，洋务派制造的枪炮、轮船初次显示出了抵御外辱的作用。70年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新式枪炮起了重大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政治上的破产，但若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邓世昌等黄海海战的动人场面。当然，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兴办并没有达到“自强”的目标，没有彻底击退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对此，我们不能苛求。第二，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第一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生产技术，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实践，通过翻译西学和开办学堂传播了西学，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并因此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三，由于武器的生产，是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洋务派军事工业的兴办，导致了矿业、钢铁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电讯业等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从此走上一个新阶段，并进而带动了中国民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二民用企业的开办及其性质洋务派在兴办军事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财政困难，由于支付战争赔款和镇压人民起义的庞大军费，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十分紧张，无法为新式军事企业筹措足够的经费。其次是举办军事企业迫切需要原料、燃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电信部门的配合，不解决这些问题，新的防务体系很难建设起来。同时，洋务派对于西方的认识较前深入了一步，他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除了“坚船利炮”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10]。另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扩张的加强，洋务派试图通过自办民用企业“分洋局利益”，与洋商进行“商战”[11]，对抗列强对华经济扩张，收回自己丧失了的一部分权利。于是，洋务派强调“强”与“富”并重，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又着手兴办“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民用企业的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业、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中，少数几个为官办，个别（如湖北织布局）一度为官商合办，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这些企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大部分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所谓“官督”，就是官方保护、扶持，并委派代表对企业进行监督、稽查。所谓“商办”，就是商务有商人经理，官不过问，盈亏均由商人承担，与官方无关。这一形势，对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诞生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道路。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他们对这些企业的创办起了倡导作用，使这些企业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能够吸引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把资金投放进来，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提供垫款或借款，给予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权力，对这些企业予以庇护，防止封建势力干扰和破坏，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从一开始就与外国在华企业进行斗争，但由于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落后，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尽管如此，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对中国近代商办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三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教育洋务运动是晚清封建统治集团在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借西法求富强的活动，客观上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随着对外交涉的扩大和军用、民用工业的开办、陆军的开办和海军的创建，洋务派对新式人才的渴望与需求与日增强，对创办新式教育的认识与积极性日渐提高。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之际，一些思想家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义》中指出：西方“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特产，多中人所不及”，倡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2]，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其后，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均在他们的著述中反复宣传西学，陈述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洋务派官员则从实践中感到“时事孔亟，首中人才”[13]等等。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便利用他们的权势积极创办学堂，为培养新式人才创造条件。1861年，奕訢即以外交需要为由，率先奏准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开近代新式学堂之先河。稍后，上海、广州同文馆先后设立。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矿业、交通、通讯等相继开办后，各企业自办的学堂陆续涌现，翻译西学和派遣留学生也继起发展，期间，虽然多次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反对，然而，他们坚持办学不辍。洋务派如此重视兴办新式教育，也是对传统的科举制的一种挑战和冲击。“新式教育肇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4]，它以创办学堂为主，兼及派遣留学生和组织翻译机构，目的在于培养为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及各类实用人才。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中有外国语学堂7个、科学技术学堂7个、，其中包括很著名的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福建船政学堂（1867）、天津电报学堂（1880）、上海电报学堂（1882）、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等[15]，这些学堂所教授的内容涉及到了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学科种类，包括外文馆所列的各种外语，还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测算、历史、外国公法、富国策、地理金石、轮船（军舰）的制造、驾驶理论和技术以及海军指挥人才等科目。洋务运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