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经典案例17例

案例一贝科克诉杰克逊案【案情介绍】贝科克诉杰克逊案（Babcockv.Jackson，1963）是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富德法官在1963年审理的一起案件。1960年9月16日(星期五)，住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城的威廉·杰克逊夫妇邀请了也住在该城的乔治亚·贝科克小姐和她的几个朋友一起乘坐杰克逊夫妇的汽车前往加拿大度周末。当杰克逊先生驾驶着汽车来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时，他显然是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汽车冲下公路撞在路边的一堵墙上，贝科克小姐因此受了重伤。她回到纽约州以后便对杰克逊先生提起诉讼，指控他在驾驶汽车时的过失行为。根据事故发生时有效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律规定，“除为了盈利的商业性运载乘客以外，汽车的所有者或驾驶者对乘坐在车内的任何人由于身体受伤所遭受的任何损害或损失以至死亡不负责任”。但纽约州的法律却规定，在这种情形下，汽车的所有者或驾驶员要负一定的责任。被告根据美国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主张侵权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要求法院适用安大略省法律的，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初审法院的法官支持被告的主张，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在上诉法院审理过程中，富德法官指出，“贝科克案”中的问题非常明确：是应当适用侵权地法即安大略省法律，还是应当适用同本案有其他联系的纽约州法律这个问题的确定关系到贝科克小姐能否得到补偿的问题。根据美国传统国际私法理论来看这个案件，其法律选择问题颇为简单。因为依照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第384条的规定，由侵权案件导致产生的实体法权利与义务，按侵权地法律解决。在“贝科克案”中，这个侵权地既然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那么当然也就该适用安大略省的法律。但是，富德法官却根据已经出现的对美国传统国际私法的批判指出，传统国际私法所赖以生存的既得权理论，忽视了侵权地以外的州对解决同一案件所具有的利益，富德法官在阐明其观点时，列举了他在1954年审理的“奥廷诉奥廷案”这一判例。他指出，在“奥廷案”中，法院采用了“重力中心地”或“关系聚集地”的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替代了传统国际私法中的缔约地或履行地等标准而作为法律适用的根据。富德又指出，经过大量的判例分析，证明使用这种新的国际私法理论能够使每个案件都达到公正、正义和最佳的结果。最后，上诉法院适用了纽约州的法律，撤销原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法律问题】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案例评析】《冲突法重述(第二次)》对国际私法的杰出贡献是确立了最密切联系说。最密切联系说是法律选择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冲突案件应当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州的法律。最密切联系说作为国际私法一种学说，可以追溯到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法律关系本座说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一个法律关系在逻辑上和性质上都与一个特定的法域有着固有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法律关系的本座，本座所在地的法律就是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在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启发下，德国学者吉尔克创立了重力中心说(DoctrineOfCenter0fGravity)，英国学者韦斯特莱克提出了最真实联系(mostrealconnection)的观点，另一位英国学者莫里斯在20世纪50年代又提出颇具新意的自体法说。这些学说或观点与法律关系本座说看似不同，但它们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关系本座说认为每个法律关系必然且只能有一个本座，因此只能选择这个本座所在地的法律．而新学说或观点则突破了萨维尼这种机械的法律选择方法，认为应根据法律美系的具体情况，或按法律提供的原则判断那个与法律关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在上述学说、观点的影响下，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出现了重力中心、最强联系的概念。1954年纽约上诉法院审理奥汀诉奥汀案就充分运用了这一概念。1963年审理的贝克科诉杰克逊案为最密切联系说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里斯的倡导和努力，最密切联系说作为一条总的原则被写进《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中，成为现代美国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规范和原则。在本案中，富德对该案进行分析后指出，将纽约州与安大略省在该案中的联系和利益进行比较，就能显而易见地发现，纽约州对该案的联系和利益要比安大略省的联系和利益更为直接和更为重大。因为在该案中，侵权行为人和受害人都是纽约州的居民，车库所在地、车辆驾驶许可证发放地以及保险地等都是在纽约州，这次周末旅行的出发地和最终目的地也是在纽约州。而相反，安大略省与该案的唯一联系，是这次事故偶然发生在那里。另外，纽约州的政策是要保护乘客，要求侵权人对其疏忽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点是无可否认的。因此，纽约州法院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事故偶然发生在他州，就背弃纽约州的政策而不保护乘客。另一方面，一个纽约州的原告由于在安大略省受到侵害而对另一个纽约州的被告的侵权行为提出指控，而且根据安大略省法律规定，该被告行为亦属侵权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依照安大略省法律不给予原告以补偿，那么安大略省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利益。安大略省那条法律规定的目的是，防止乘客与驾驶员串通一气对保险公司提出欺诈性指控，安大略省法律所追求的目的，是要保护安大略省的保险公司，而不是纽约州的保险公司。在该案中，乘客与驾驶员不可能串通欺诈保险公司，因为如果他们串通欺诈，那么他们就不会在安大略省制造事故，而会在一个给予原告以赔偿的法域制造事故。该案中，问题不在于被告杰克逊先生是否违反了安大略省的交通法规或被告是否违反了安大略省的行为标准，而在于乘坐被告汽车的原告贝科克小姐是否应当被禁止获得补偿。关于补偿问题，是纽约州而不是安大略省与该案具有最密切联系，因此应优先适用纽约州的法律。本案是最密切联系说运用的经典案例。最密切联系说的主要内容是：1、在宪法的限制范围内，法院应遵循本州有关法律选择的规定。2、没有这种规定时，则据以进行法律选择的因素包括：(1)洲际和国际制度的需要；(2)法院地的有关政策；(3)在决定特定问题时，其他有利益州的政策及利益；(4)正当期望的保护；(5)特别法律所含的基本政策；(6)结果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统一性；(7)法律易于确定和适用。《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中的上述规定构成了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这些规定虽未直接采用最密切联系这一概念来表述，但根据里斯的解释，这些因素是法院确定最密切联系地时所应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之间没有主次顺序之分，其重要性因案件的性质不同而各异，法院应予综合考虑。此外，《冲突法重述(第二次)》除全面采纳最密切联系说以外，还吸收了卡弗斯的结果选择说、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中的某些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国际私法中的某些法律选择方法，体现了现代国际私法理论对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以及现代国际私法理论与传统国际私法理论之间的兼容。案例二吉米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案【案情介绍】1978年7月4日，美国人吉米和他的朋友乔治在他家门口燃放烟花。烟花本来指向空旷地方，但是点燃后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站在他们身后的在不远处观看的吉米的弟弟杰克飞去，击伤了杰克的右眼，事后发现，这个烟花是从中国进口的“空中旅行”。于是杰克的父母委托律师，于1979年4月向美国得克萨斯州某地区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烟花的生产制造厂商并作为第一被告，以中国外交部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并以进口烟花的美国某进口公司和烟花经销商为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原告要求100万美元作为损害赔偿，同时对被告处以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共计600万美元。原告认为，该烟花由中国制造，由于产品缺陷，具有危险性从而导致了燃放者人身受到损害。根据美国产品责任法，产品的出口者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受案后，通过美国大使馆向我国外交部长送达传票，被我国外交部拒绝。之后，中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享有豁免权，因而不能作为被告在另一个国家被起诉。同时，为了对消费者负责，我国有关部门立即着手调查此事，经查实，案件中所涉及的“空中旅行”烟花确系我国出口的商品。在调查了案件主要事实及我国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的同时，并且调查和了解了美国产品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我国有关部门根据有关事实和法律向受案法院提交了答辩。答辩称：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根据国际公法，各国家是平等的，享有豁免权，所以美国法院不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被告行使司法管辖权。其次，原告在起诉中仅仅提出产品存在缺陷并且具有危险性，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缺陷来自生产、包装或者销售的哪个过程。在此，燃放烟花本身具有一定危险性，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在我国产品出口包装上均写有警告和注意事项。但在本案起诉书中，对于受伤者在燃放烟花时燃放人是否遵守了上述警告这一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说明，也没有提出证据来证明。最终，本案在美国以调解方式结案。【法律问题】国际及其财产豁免制度。美国法院能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案例评析：根据国家司法豁免权原则，美国法院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司法管辖权，不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告。本案涉及国家作为涉外民商事关系的主体享有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国家参与涉外民商事活动是以国家的名义，由其机关或负责人代表进行的，并以国库对这种民商事活动承担财产责任。较之于自然人或法人参加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其特殊性有：国家需要遵守民事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原则，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自我限制其主权者的地位；国家参与涉外民商事活动是由其授权机构或负责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国家参与涉外民商事活动是以国库对其授权机构或代表人的涉外民商事行为承担民商事法律责任；国家参与涉外民商事活动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者，依法享有豁免权。本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作为被告，原因在于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即经营本案烟花出口贸易方）是独立法人，可以在美国起诉和应诉。并且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享有豁免权，美国不得对中国行使司法管辖权。美国法院最后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案例三香港沛时投资公司诉天津市金属工具公司中外合资合同纠纷案【案情介绍】1994年1月12日，香港沛时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在香港，以下简称香港沛时）与天津市金属工具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天津南华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合同。合同约定：香港沛时出资51%，以现金分五次缴资，在取得营业执照一年内公司注册资本全部到位；天津公司出资49%，以现有固定资产、分厂、门市部及其他第三产业等作价投入，在取得营业执照一个月内一次性缴清；逾期欠缴者，应按月支付欠亏额的2%的迟延利息。合同还约定，由于一方不履行合同、章程规定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合同、章程规定，致使合资公司无法经营或者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经营目的，视为违约方片面中止合同，对方除有权向违约方索赔外，还有权报原审批机关批准终止合同。任何一方在发生不能履约行为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对其行为和相应后果负责。同年2月7日，该合资公司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到1995年4月5日为止，香港沛时按约定三次投入注册资本，但尚欠人民币34635840.67元未投入。天津公司则按期投入相当于人民币7394.7万元价值的房屋和设备供合资公司使用。之后，天津公司以多种方式催告香港沛时缴纳剩余资金未果，于是诉之法院。1999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香港沛时给付未到位资金的迟延利息，并终止了中外合资合同。被告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最高院。理由之一是：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原审时合同法已实施，该法第68条和第69条确立了不安抗辩制度，第108条和第94条第2款确立了预期违约制度。香港沛时主张：天津公司总经理自合资公司领取营业执照时起长达７年时间始终兼任合资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香港沛时在投入前三期资金后，仍被排斥在合资公司之外，因此，天津公司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资合同义务，香港沛时在此情况下不再投资，属行使不安抗辩权，并不违约。【法律问题】时际法律冲突问题。合同签订以后，法院地冲突规范指向的法律发生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