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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首页 > 高等教育 > 习题/试题 > 第二章 两汉文学理论批评
一、两汉思想文化的发展二、两汉文学理论的发展汉代的思想文化走向是十分复杂的。汉代距“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不远,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影响汉代的哲学思想构成,但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儒道两家思想。两汉时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本走向是儒道兼宗。汉初崇尚“黄老之术”,道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儒家思想也融于其中,许多哲学家的思想往往是以道为主、以儒为辅的。(一)汉代文学理论的深化(二)汉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层面(三)汉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阶段首先,从文学理论形态看,出现了《楚辞章句序》这样的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中的有关篇章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等。其次,从论述的范围看,汉人所论大大超过先秦人所论。其三,汉代理论家论述的自觉性也大大超过了先秦诸子。其四,汉人的文学观念较先秦也有很大提高。其一,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其二,对汉赋的评论。一是西汉中期以前。这一时期尚黄老之学,思想较自由,文学理论明显受道家思想影响。二是西汉中叶至东汉。这一时期在思想上“独尊儒术”,文学理论受其影响,表现为依经立论的思维模式。三是东汉时期。此时谶纬迷信思想流行,经学进一步神学化,使文学理论依经立论的倾向愈加严重。一、对情与文的理论阐示二、对文与质的科学论述三、对美与丑的审美阐发四、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缪称训》云: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以文灭情者失情,以情灭文者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椒真训》云: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所以与物接也……令万物之来推拔吾性,探取吾情,有若泉源,虽欲勿禀,其可得邪?《本经训》云: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其一,《淮南子》接受老庄关于美丑的相对性观点,认为刻意求美丑,则不得美丑;不求美丑,则得美丑。其二,《淮南子》又认为美丑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美玉既便在污泥中,也不失其价值;破笼颇带既便在祖茵上,也无法抬高其价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嚳,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称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乐感论——关于文章的源泉与作用二、乐礼论——关于文章与伦理道德三、乐准论——关于文章写作的标准其一是认为音乐是由人心感物而生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其二是音乐的感物作用。《乐记》的作者不仅阐述了“人心”“感于物”而“形于声”,最终形成了文章——音乐,同时亦强调了音乐对“人心”的感染作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首先,乐与礼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其次,从乐与礼的对应关系中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其一是“和”。“大乐与天地同和”。这里的“和”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伦理上的“和”,亦可以看作是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二是艺术表现上的“和”,亦可以看作是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其二是“正”。崇尚和张扬“正声”,批评和抑制“奸声”。其三是“真”。《乐记》中十分重视“乐”的真实性,也即文艺的真实性,“唯乐不可以为伪”。一、成一家之言二、“发愤著书”思想三、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介明确提出“成一家之言”观点的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讬於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一是指出《离骚》是怨愤而作。《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二是分析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屈原贾生列传》云:“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迹而见义远。”三是对屈原的思想及人格予以高度评价。《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其志洁,其行廉”。一、原道、征圣、宗经二、关于汉赋“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法言·吾子》)“不合先王之法,君子不法也”。(《法言·吾子》)或问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覩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其一是赋“卑”说,即把赋的存在价值看得很低。他在《法言·吾子》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其二是赋“丽”说,即赋的自身特点应该是“丽”。《法言·吾子》中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之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一、关于文学的原则二、关于文学的功用三、关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四、关于文风五、关于作家修养一是反对“虚妄”。《佚文篇》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二是反对“增实”。《艺增》篇云: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针对当时虚妄空作的文风,王充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提倡文有“世用”,反对“空作”。《对作》云:“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空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世用”的第一义是“劝善惩恶”。“世用”的第二义是“歌功颂德”。“世用”的第三义是“聪人之知”。王充认为文章写作作品内容与形式应统一,《超奇》云: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人之有文,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一是主张文章“易晓”朴实,通俗易懂。《自纪》篇云:“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艰深而难睹。”二是主张“自为佳好”。《自纪》篇云:“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其一,“胸臆”。“实诚在胸臆”“文由胸中而出”,“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其二,“德盛”。《书解》云:德弥盛者文弥得,德弥彰者文弥明。其三,“才力”。王充在《效力》篇论述了作家才力的重要性:“少文之人,与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将不任……才力不相如,则其知思不相及也……其才劣者,笔墨之力尤难,况乃连句结章,篇至十百哉!力独多矣!”其四,学识。作家仅有才力还不够,还需有广博的学识。《别通》篇云:“不能博众事,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夫闭心塞意,不高瞻览者,死人之徒也哉!”
本文标题:第二章 两汉文学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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