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55岁，诗人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51岁，画家早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陈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43岁，摇滚歌手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置。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53岁，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当高的精神食粮。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公共知识分子50人：方舟子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78岁，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公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胡舒立创办的《财经》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公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44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法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称绝唱。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57岁，台湾电影导演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身为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江平74岁，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80岁，香港报人金庸以武侠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金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48岁，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郎咸平毕业于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郎监管”的绰号。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公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69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89岁，漫画家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公共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64岁，香港报人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曾在香港《明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綮，广受欢迎。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