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问题的反思及前瞻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问题的反思及前瞻金忠明李福春[①]（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200062）[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经历了以恢复常规、尊师重教为特征的启动阶段，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微观改革阶段及以提高质量、均衡发展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深化阶段。在社会整体转型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在改革和发展中凸显出历史问题的集聚与现实问题的碰撞。主要表现为数量与质量冲突的目标问题、草根与精英分岔的动力问题、传承与创新对峙的功能问题、渐进与突变博弈的路径问题以及事功与立人抵牾的性质问题。应从六方面加深对中国基础教育变革中问题的认识：一是变革方略的整体性，二是变革价值的基础性，三是变革深度的转型性，四是变革评估的针对性，五是变革问题的复杂性，六是变革过程的持续性。[关键词]中国基础教育；问题；反思；前瞻TheReflectionandForesightontheProblemsintheDevelopmentofChineseBasicEducationSincetheIntroductionof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JinZhongmingLiFuchun(DepartmentofEdu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Abstract:Inthe30yearsoftheintroductionof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thedevelopmentofChinesebasiceducationhasexperiencedfourphases:starting-upphase:characterizedbyresumingregularteachingandrespectingteachersandtheirteaching;macroscopicallychangingphase:centeredthereformtheeducationsystem;microcosmicreformphase:centeredthepromotionoftheQuality-orientedEducation;deepeningtheeducationreformphase:improvingtheeducationquality,balancingdevelopmentandinnovatingtheeducationsystem.Chinesebasiceducationisfacedwiththecollisionofhistoryandrealityproblemsintheprocessofrevolutionand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thetransformationofthewholesociety.Fivemainproblemsappeared:thegoalproblemoftheconflictofthequantityandquality;thepowerproblemofthedislocationbetweencivilianandelites;thefunctionproblemoftheconfrontationofheritageandinnovation;thepathproblemofchoosingtobegraduallyorsuddenly;thenatureproblemoftheincompatibilitywithutilityandquality.Wecan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hechangeofChinesebasiceducationproblemfromsixaspects:theintegrityofstrategyreform;thebaseofvaluereform;thetransformationofthedepthreform;thepertinenceofevaluatingevolution;thecomplexityofreform;thecontinuityofthereformprocess.Keywords:Chinesebasiceducation;problem;reflection;foresight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演变，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又有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时代特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发生着巨大变化，“发展主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中国基础教育也面临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殊生境。有必要反思中国过去三十年基础教育发展历程，进而透视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及将要面临的新问题。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特征1.以恢复常规、尊师重教为特征的启动阶段（1977—1984）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得以启动，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历史的深刻反思有密切关系。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乎中国历史转型性发展的抉择，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得以初步落实。1981年，中国共产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60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对知识分子及科学、文化政策方面问题的阐发深刻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一阶段，在基础教育领域，选拔制度、培养机构和师资等问题均受到重视。特别是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一度停止了10年的高考制度，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重视人才呼声的日益高涨，基础教育领域在这一阶段逐步恢复重点小学、中学，加强了对人才培养的力度。中国基础教育逐渐摆脱“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并恢复正常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对成才的迫切愿望和追求，渐渐导致基础教育应试倾向的加剧。1983年12月31日，教育部颁发《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草案）》指出：“不能只抓升学，忽视对劳动后备军的培养；只抓考分，忽视德育和体育，忽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只抓少数，忽视多数；只抓毕业班，忽视非毕业班；只抓高中，忽视初中。”[1]93以此澄清人才培养中的认知误区。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动阶段，在恢复教育常态重建高考制度的同时，出于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考量，强化了重点学校并不断凸显其价值，使学校和教师把目光过分投在升学率上，从而导致把升学率作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优劣的唯一标准的极端状态。由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有限，使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决策层逐步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力图通过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放的战略性任务。”[2]37至此，教育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2.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1985—1992）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国教育进入了以教育体制改革为关键的宏观变革阶段。《决定》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3]2286，从而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价值定位。《决定》指出，在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兴起的形势下，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更为突出，主要有教育事业管理权限问题和教育结构问题及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问题。要破解上述难题，以实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3]2288的教育改革目的，就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对教育进行系统改革，使教育事业权限，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向现代化转变。《决定》中对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措施有：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采取特定的措施提高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鼓励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加强立法，并鼓励多种形式办学；权力下放，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要求一套更为完善的教育体系与之相适应，《决定》明确了中国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战略，使基础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并通过体制抓手，对基础教育进行全面整体改革。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有关教育的法律，使中国义务教育的实施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保障，是对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中地位的充分肯定，拉开了中国教育法制化的序幕，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一页，中国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新时期。为了新时期建设发展的需要，党中央提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社会的整体改革发展。3.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的微观变革阶段（1993—2000）这一阶段“素质教育”逐步成为政府主导的基础教育改革取向。199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7条规定：“中小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是素质教育概念在政府文件中的经典表述。1993年3月24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特别提出要克服“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关键在于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全面认识人才观、质量观，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7年10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目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更为明确具体地指出：“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1998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重点落实中共中央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创造性地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4.以提高质量、均衡发展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的教育改革深化阶段（2001至今）200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确立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坚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并明确指出“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切实予以保障。”[4]455该文件对基础教育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是对中国基础教育存